两汉时期民族关系中的“质子”现象

两汉时期是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确立和发展的时期,此时边疆少数民族与内地政权的交往更为密切,民族关系纷繁复杂。边疆民族与内地政权间“入侍为质”和“纳质为臣”的现象也在这一时期大量出现,在不同的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色。一、“质子”从两汉时期开始普遍存在于民族交往中,并作为维系宗属关系的工具之一;二、两汉时“质子”逐渐被纳入朝贡制度的一部分;三、两汉时期的“质子”现象大多出现在汉朝国力强盛时期。“纳质为臣”现象客观上加强了边疆民族与中原地区的联系,促进内地政权与边疆民族的经济,文化来往,巩固了封建王朝对边疆的统治。     

民族文化融合与边疆民族团结

我国以往主要注重边疆各民族间经济和政治层面的融合。实践证明,各民族经济和技术层面的融合并不能从根本上加强边疆民族团结。当前阻碍边疆民族团结的因素归根到底在于各民族间文化差异大,消除各民族间的心理壁垒和文化隔阂才是边疆民族团结的关键,必须推进边疆各民族文化融合为“一体”文化。推进各民族文化层面的融合是加强边疆民族团结的根本途径。我国现阶段应该采取措施推进边疆民族文化融合,将其纳入民族工作的重点之中。     

“大一统”观下明朝经营永昌府的儒学方略及其影响

明王朝通过建立儒学教育体系、改革人才选拔机制等方式,在西南边疆民族地区推行儒学方略,产生了深远影响。逐步实现国家权力在边地永昌府的下沉、国家形象及权威在边疆民族中的树立。在长期的儒学教化下,永昌府风俗移易,诗书礼义受到推崇,人文蔚兴,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不断扩大深化,对国家的认同和儒家文化的认同增强,为维护边疆、民族的统一奠定思想基础。明朝在永昌府实施的儒学方略,是数千年来中国政治追求的“大一统”理想在边疆民族地区的国家实践。     

论唐代和亲视域下的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

和亲政策是唐王朝治理边疆的一项重要举措,在其影响之下,边疆民族与唐朝统治下的中原汉族形成了双向的文化认同,且边疆民族对唐王朝的国家认同也在逐渐加深。两种认同受到历史条件的影响,既存在统一又相互矛盾,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淡化民了族间的差异与隔阂,推动了民族同化;加速了民族间的交往与联系,增进了民族情感;促进了边疆地区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化特殊为相同——民国时期的边疆教育与文化认知检讨

20世纪30年代初至20世纪40年代中期,国民政府组织实施的边疆教育,在概念和内涵上呈现出从"蒙藏教育"到"边疆教育"的转换。边疆教育的实施,体现了均质化的"地域统合"色彩,其初衷乃是为了实现对边疆民族施以无差别的国民化教育统合,然则其效果不彰。尽管国民政府主导下的边疆教育未能完全实现"去除畛域私见,培养共同意识"的崇高目标,但它在客观上促使一些内地社会知识精英开始检讨"华夏蛮夷"的传统偏见,主张以平等的观念对待边疆民族,摒弃"民族同化"的精神与政策,从"我群"与"他群"的视角重构内地与边疆之历史及关系,藉此推进双方间的交流与交融。     

边缘区域国家认同建构——以诸葛亮边疆治理为中心的考察

蜀汉立国之初,南中地区方土大姓和夷帅据土不宾,维持边地的稳定和构建边疆民族对蜀汉政权的认同成为这一时期边疆治理的核心。诸葛亮在治理南中之时,秉持和抚怀柔的德化思想与因俗而治的羁縻之策,采取了重建郡县、重用大姓、发展南中经济等多种举措,力图将国家意志汇聚于边疆地区。在王朝力量和国家意志不断深入边疆地区之际,包括汉族在内的南中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趋势进一步加深,国家认同也日益增强。     

中华民族“自在民族实体”形成与发展研究

中华民族“自在民族实体”形成发展于“五帝”到清末这一历史时期，是中华儿女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往交流交融而形成的“多元一体格局”的客观民族实体。中华民族“同源共祖”于黄帝，在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史上，有过战争与割据，有过和平与统一，各民族之间或因战争而导致的大迁徙加速各族交往交流与融合，或因正常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而逐渐自然交融。在“大一统”思想的影响下，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大都以统一中国为目标，形成了各民族间的强大凝聚力，从而强化了文化认同，情感纽带，中华民族“自在民族实体”正是在这样的民族融合中形成与发展，并奠定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强大基石。我们通过把握中华民族“自在民族实体”的形成发展史，得到以下启示：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整体向好；中华儿女追求国家统一是历史趋势；顺应历史大势，全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将在谋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道路上开创新局。     

场域嵌入：边疆民族地区青年国家认同教育的路向选择

国家认同是基于众多民族的共同利益、共同理想而产生的集体认同意识,展现了各民族对共同历史记忆、国家政治体系、中华文化一体性的认可,对维护民族团结、推进国家治理具有重要意义。边疆民族地区青年作为中国青年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有着与一般青年共有的国家认同感,也有着反映边疆民族地区文化环境、民族特性和地域特色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因互联网的广泛应用、全球化的日益推进而使得边疆民族地区青年在国家认同的表达上存在某种程度上的差异与冲突。民族认同、政治认同、文化认同构成了国家认同表达的中介形式,对民族、政治和文化场域的共同认同有利于促进边疆民族地区青年与国家这一政治共同体的高度嵌合。所以,以民族、政治、文化等实体要素构成的"场域集合"嵌入边疆民族地区青年国家认同教育,是推进边疆民族地区青年国家认同由自在走向自觉的重要途径。     

民国治边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塑造——以《西陲宣化使公署月刊》为中心

民国时期政局危机重重，为固防边疆，国民政府采取怀柔示远的“治边”策略，向蒙藏民众进行宣化，以期达到边疆社会拥立中央的目的。在内忧外患的条件下，国民政府委任九世班禅曲吉尼玛为西陲宣化使，并于1935年成立西陲宣化使公署，随即刊发《西陲宣化使公署月刊》。作为公署的宣传刊物，月刊将宣传中央政令、宣慰边疆民众、团结民族关系、宣传抗战统一思想设为核心内容，从塑造民族身份、塑造共同政治立场的角度，深化和巩固边疆民众的“中华民族”身份，建构和加强边疆民众同仇敌忾的抗战思想。西陲宣化开拓了民国“治边”中对边疆民众塑造民族意识的思路和途径。这些举措客观上有效地沟通了中央与蒙藏民众的关系，促进了蒙藏社会的国家认同与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     

新时代聚焦“五个认同”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新时代新征程上聚焦“五个认同”引领各族人民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是在新的历史阶段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根本前提,是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本保证,是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举措。党的百年民族工作充分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制定出各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解决民生与民族关系问题的重要政策,在百年实践中不断推陈出新,逐渐形成各民族人民主观与客观的集体能动认同体系。深刻把握“五个认同”的科学内涵,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视阈下边疆地区民族团结进步的逻辑理路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是动态发展的科学理论,新时代“一条道路”“中国梦”“两个共同”“中华民族共同体”“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理念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全新发展;新时代对民族团结进步工作时代课题的回答、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步破解、对新征程的大力推进确立了边疆地区民族团结进步的全新坐标。在实践中,中国共产党探索出了通过“缩小政策差异”+“破解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共建良好的发展机制,运用法律手段创设“处理边疆民族事务”+“协调边疆民族关系”的有序法治机制,结合“爱国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共同构建全面教育机制,借助边疆各民族“互嵌”+“沁入”共创共居、共事、共享的协同机制,为边疆地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健康发展开辟了全新道路。     

文化认同与边疆民族地区和谐社会的构建

文化认同是边疆民族地区建设充满活力的和谐社会的关键要素,它关系到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局。边疆民族地区的文化认同具有复杂性、多层次性特点,而与民族文化认同相联系的各民族传统文化对现代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各种裂痕又具有修复与整合的功能,文化认同的深层次结构有助于促进边疆地区的社会稳定、民族团结、经济繁荣。因此,国力的增强、对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视、对民族文化的保护性政策都会影响到文化认同。故应重视区域平衡和边疆地区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尊重边疆各民族的文化传统,重视边疆民族地区先进文化的建设,使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在国家日益发展、国力不断强盛的基础上日益增强。     

明代边地儒学教育体制变迁与政治一体化进程——以云南永昌地区为中心的考察

明代云南永昌地区经历了复杂的儒学学校发展轨迹：最先出现的是边地卫所治下的特殊社学，它们虽以“社学”为名，却表现出明显的官办特征，教学内容具有边地和军事特点，更近于官办儒学形式；继之是军民指挥使司儒学，显现出府州县儒学与卫所儒学之间的过渡性特征，以其灵活性兼顾到边疆民族地区不同群体、不同治所的教育需求，但规制相对不完备；最后是府(州、县)儒学，它突破了军民指挥使司儒学发展的瓶颈，实现了边疆与内地学校形制的整齐化。以永昌地区为代表的边地学校体制的演变之路，显示明朝在边疆地区推行儒学以教化百姓为起点，且政策灵活、形制多样，最终实现了改易风俗、发展文教的多重效果，极大地推动了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促进了边疆与内地的一体化。     

古代科举制在边疆民族地区的实践与影响

古代科举制在边疆民族地区的实践是中国科举发展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在边疆民族地区的推行,促进了民族地区教育文化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推动了民族交往与融合,也对多民族统一国家的认同与发展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秦汉时期匈奴与西羌的关系

研究中国民族关系史,既要研究中原与边疆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也要研究边疆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这是因为:第一,边疆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本来就是中国民族关系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第二,中原王朝在某一时期的边疆民族政策,必然影响各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样,边疆各族之间关系的发展、变化,又影响着同中原的关系。因此,全面研究历史上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不仅有助于对中国民族关系史的深入了解,进一步探索其发展规律,而且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也是十分有益的。     

论促进民族之间交往交流的前提与保障

［摘要］交往交流交融是当代中国民族关系发展的大趋势,交往交流是实现民族交融的必由之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社会过程。贯彻民族平等原则、加快民族发展、增进国家（国族）认同和坚持与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基本要求与保障。     

边疆民族心理及其对边疆社会稳定的影响

边疆民族心理是边疆社会稳定的深层因素。它在边疆特殊的自然环境、社会生活、历史发展及其民族传统文化中形成,具有朴素性、互动性、感染性、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特点。其中民族意识、民族认知、民族心态和宗教心理是影响边疆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不断关注边疆民族的心理承受能力,增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意识,用正确的舆论引导民族认知,培育各民族一家人的民族感情,建立民族心理的疏导机制,才能更好地维护边疆的社会稳定。     

“大一统”视域下的清朝边疆文化——以桐城桂林方氏家族遣戍宁古塔为例

桐城桂林方氏家族是明清时期典型的仕宦诗礼之家，其族人仕途显赫，珍视忠孝节义，在哲学、自然科学、文学等领域成就斐然。明清鼎革之际，方氏族人对清政权多持抵抗及不合作的态度。方氏父子在遣戍途中和遣戍地勤于著述，不仅记录了其生活经历和心路历程，而且留下了当时东北地区自然生态和社会民俗等方面的宝贵记录。他们还与吴兆骞等流人交往唱和，对边疆文化的提升和内地人民了解边疆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通过解读其诗文，分析其心态，指出其对东北边疆文化的贡献，及对清代“大一统”的实践认知。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四大关系”的处理——一种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视角的分析

新时期，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必须处理好“四大关系”，即共同性与差异性的关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各民族意识的关系、中华文化与各民族文化的关系、物质与意识的关系。处理好“四大关系”，需要遵循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思想，辩证地分析每一对关系，并依据当前中国国情探寻有效实现方式。其基本路径有：正确看待各民族间客观上尚且存在的差异性问题，推进边疆民族地区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性问题，增强各民族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性问题。     

民国时期“边疆民族”概念的生成与运用

“边疆民族”作为民国时期非汉人群主要指称之一,本身既体现以种族区分为实质的外来民族理论和以文野区分为主旨的本土边疆观念的奇特结合,更成为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批判套用、进而拒斥欧洲和苏联少数民族问题理论,实行与维护“中华民族是一个”的重要概念.国民政府的边疆教育旨在化异从同,实行民族融合;一般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者主张推行边教应先作民族调查,甚至用美国学者萨姆纳分析原始初民社会的“我群”与“他群”概念剖析汉族与边疆民族,客观上趋向将中国人进行民族划分.有关非汉人群称谓意涵的界定和概念的取舍,民族认同、政治立场等差异的症结,在于如何理解所谓汉与非汉,以及非汉各群体之间的同异和融合,在中华民族大家庭内,实现存异与求同的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