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水协会对农户家庭收入影响研究

基于江西省307份入户调查数据,运用处理效应模型克服农户参与用水协会的选择性偏差问题,分析用水协会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第一,用水协会能显著增加农户家庭总收入、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参与用水协会的农户家庭总收入、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显著高于未参与用水协会农户的家庭总收入、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第二,校正了选择性偏差后,用水协会对农户家庭收入的促进作用更大。第三,家庭劳动力数量、经营规模对农户家庭总收入、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均有显著影响,其他因素的影响存在差异。     

收入与农业生产类型对中国农村居民营养的影响

基于中国营养和健康调查（CHNS）和2019年实地调研数据,采用直接估计法,从膳食多样性、总热量、蛋白质与脂肪供热比四个指标检验农村居民收入与农业生产类型和营养的关系。研究表明：总收入对膳食多样性、热量、蛋白质供热比、脂肪供热比均呈正相关;随着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的增加,居民膳食多样性指数和营养指标均下降;种植业生产收入占家庭农业收入比重与膳食多样性指数、脂肪供热比成反比,与蛋白质供热比成正比;渔业生产收入比重与热量成正比;果蔬业生产收入比重与热量成反比,与蛋白质供热比成正比。促进农村居民总收入增长,拓展非农收入空间,并辅以营养知识普及和消费政策引导是今后一个时期内改善农村居民营养状况的着力点。     

劳动力禀赋、非农就业与相对贫困

基于脱贫攻坚决战决胜的现实背景,利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农村家庭样本,探讨劳动力禀赋对农村家庭相对贫困的影响,并采用中介效应模型验证了非农就业在影响机制中的作用。研究表明:22.8%的农村家庭样本存在收入上的相对贫困;劳动力禀赋对农村家庭相对贫困具有显著影响。且不同禀赋特征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其中劳动力数量对农村家庭相对贫困的发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等质量特征变量表现出了显著的负向影响;非农就业在劳动力禀赋对农村相对贫困的影响机制中起到中介作用。提出应建立解决农村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适度增加非农就业机会,鼓励农村家庭人力资本开发,建立农村弱势群体的相对贫困识别体系及相应的政策支持体系。     

差异化非农就业比例对农村家庭返贫风险的影响分析

基于2021年陕西省吴起县342个农户调查数据，利用PSM方法实证分析了非农就业对农户返贫风险的影响。结果显示：当前非农就业家庭贫困脆弱性指数比未参与非农就业家庭低；非农就业并不必然会消除未来贫困，当家庭非农就业受限于被动就业或农业社会保障缺失时，非农就业与贫困脆弱性呈正相关关系；非农就业可以显著弱化未来贫困风险。从提升过低非农就业家庭的就业比例，合理调整过高非农就业家庭的风险等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     

农户村庄条件对土地流转意愿的影响——基于山西省的实证分析

基于山西省361个农户的调查,采用计量经济模型从农户个人特征和农户所在的村庄条件两个方面共10个变量来分析农户土地流出意愿,结果表明年龄、健康状况、机械是否能进入农田、有无村小学、有无乡村医生、非农收入占收入比和家庭离企业的距离7个变量显著影响土地流出意愿;而劳动力短缺、流入土地的风险和流入土地的预期收益低抑制了农户的土地流入意愿,导致愿意流出土地的农户远远多于愿意流入土地的农户。研究对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进行了解释,并提出了完善农村土地流转的建议。     

子女受教育状况在农户非农 外出务工决策中的作用

文章旨在分析农户在非农外出务工决策过程中受子女受教育状况的影响程度。文章利用甘肃基础教育的调查数据，比较了不同类型农户的家庭特征和地区特征，并采用概率模型实证分析了子女受教育状况对农村地区非农外出务工决策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外出务工决策明显受到子女受教育状况的抑制影响，家庭中学龄前儿童、小学生和高中生人数每增加1人，家庭外出务工的概率将分别降低17．89％、3．93％、6．90％。这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代际因素在农户家庭决策中的重要作用。     

农村家庭父代期望子女务农意愿影响因素研究——基于527个农户及家庭农场调研数据的分析

基于山东省527个农户及家庭农场的调研数据,采用二元Logit模型确定了影响父代期望子女务农意愿的关键因素,进而通过ISM模型厘清各影响因素之间的关联结构。研究结果显示：农业经营主体类型、农业技术特长、非农就业机会、土地流转价格、家庭生计模式以及年龄对父代期望子女务农意愿有显著影响。其中,家庭生计模式、非农就业机会及年龄是根源影响因素,不仅独立发挥作用,还以农业技术特长、土地流转价格等因素为中介变量发挥影响。经分析发现,所在地非农就业机会少、户主年龄大且具备农业技术特长的纯务农家庭子女更有可能成为高素质农民。     

城市独生子女空巢家庭的阶段划分与特征

根据家庭成员的年龄将城市独生子女空巢家庭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子女依赖期,是从独生子女离开家庭开始到父母退休为止.这一阶段独生子女在情感上与父母交流较多、在经济上依赖于父母.第二阶段为子女独立期,是以独生子女成立定位家庭和父母退休为起始.此阶段父母对于子女的情感依赖增多,子女在经济和生活照料上对父辈仍有一定的依赖.第三阶段为父母依赖期,此阶段的特征是父母成为高龄老人,在生活照料、经济供给和情感交流上都依赖于子女.     

非农经营收入与家庭农业劳动供给——基于家庭农场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集体决策模型构建理论模型,以家庭农场典型模式来源地湖北武汉、安徽郎溪的普查数据为例,排除家庭收入与劳动供给之间内生性,采用门限回归模型实证分析非农经营收入对家庭劳动供给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2.5～6.0万元区间的非农经营收入对家庭农业劳动供给有显著负向作用;受在总收入中占比、兼业经营等因素影响,其他区间的非农经营收入影响不显著;在总收入中占比较小的其他收入影响不显著。因此,引导家庭农场适度规模经营,加强职业农民培训,有助于家庭农场的专业化经营和自有劳动力供给。     

村庄非农化、社会资本与农民家庭收入

聚焦于社会资本影响农民收入的微观和宏观机制,利用中国家庭动态追踪调查数据构建“家庭—村庄”两个层次的交互模型,考察了不同生产情景下社会资本效用的差异性以及村庄非农化过程对其产生的影响。研究表明：在微观层面,家庭社会网络规模的扩张能够同时提高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而社会网络结构异质性的提高只有利于非农收入的增长;并且随着村庄非农化程度的提高,社会网络的效应对于农业收入逐步减弱,而对于非农收入的影响则逐步增强。在宏观层面,村庄社会融合程度的提高仅有利于农民农业收入的增长,但随着非农化进程的推进,村庄集体社会资本在农业生产中所凸显的优势将会逐渐削弱。这预示着,中国农村非农经济的迅猛发展正逐步改变乡村社会资本的经济意涵。     

数字鸿沟对农村家庭收入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随着互联网和通讯技术的普及,数字鸿沟对农村家庭经济行为影响巨大。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0—2018年五期面板数据,探讨了数字鸿沟对农村家庭收入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数字鸿沟对农村家庭非农收入的负向影响较农业收入更大,在使用工具变量、倾向得分匹配及其他稳健性方法后,结果保持稳健;异质性分析得出,女性、中青年、东中部地区受数字鸿沟的负向影响更大;从收入层级来看,数字鸿沟对高收入阶层的非农收入和低收入阶层的农业收入产生的影响更大。机制分析发现,数字鸿沟削弱了农村家庭的社会资本积累、阻碍了家庭的创业行为,降低了家庭收入,且社会资本的收入效应主要体现在非农收入上。本文的研究结论为微观层面数字鸿沟指标构建、缩小数字鸿沟和乡村振兴提供了新的思路。     

粮食补贴政策对农户非农就业时间的影响分析——基于安徽省天长市的调研数据

采用对安徽省天长市农户的实地调查数据,运用Tobit模型分析粮食补贴政策对农户非农就业时间的影响。结果表明:仅考虑单个粮食补贴政策变量的情况下,粮食补贴金额对农户非农就业时间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提高粮食补贴金额在一定程度上会减少农户非农就业时间供给;在考虑多变量的情况下,粮食补贴金额对农户非农就业时间的负向影响并不显著,主要原因是受教育程度较高、家庭务工子女数较多、家庭劳动力数量较多的农户对粮食补贴资金的刺激性不太敏感以及粮食补贴金额对农户农业收入的贡献有限;不管是否考虑所有变量,农户对补贴方式的满意度评价对农户非农就业时间都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农户对补贴方式的满意度越高,其减少非农就业时间的可能性就越大。提出要充分发挥粮食补贴政策的积极作用,应进一步完善补贴金额、补贴方式,提高农户满意度。     

农村家庭经济收入对妇女生育意愿影响研究

本文根据对秦顺农村不同经济收入家庭育龄妇女生育意愿专题调查获得的数据，考查了经济收入对生育意愿的影响。调查数据表明：不同经济收入家庭育龄妇女在对子女数量需求与性别偏好、子女成材质量期望，以及生育动机构成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城镇化对于居民收入的提升效应——以河北省为例

在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情况下,农村务工人员进入城镇就业市场对于城镇就业人员既有替代效应,又有互补效应。如果后者强于前者,则城镇化可以提升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河北省的数据显示,城镇化水平每增加1个百分点,可以拉动城镇居民收入提高2.6个百分点;进一步分解,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可以提升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分别为1.99、5.36、0.93、3.30个百分点;从长期看,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城镇人口数量、人均GDP之间具备协整关系,即城镇人口数量每提高1个百分点,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将下降0.39个百分点;人均GDP每提高1个百分点,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相应提高0.95个百分点。为更好地发挥城镇化对居民收入的提升作用,一要注重城市群网络和小城镇的引领作用;二要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就业结构;三要建立长效机制,用制度来保障城市居民收入提高;四要改变传统观念,促进新市民社会的形成。     

用助人自助的社工理念应对失独家庭之殇

独生子女因发生意外伤残、死亡,其父母不再生育和收养子女的家庭,称之为“失独家庭”。目前,据有关专家预测,中国有近100万个家庭失独,每年增加近7.6万个这样的家庭     

农村居民家庭生命周期各阶段教育与培训消费研究

在对家庭生命周期理论综述的基础上,依据我国农村居民家庭现阶段的特征,尝试着把我国农村居民家庭生命周期划分为结婚生育期、子女成长期、子女离巢期、空巢期、鳏寡寓居期五个阶段。在结婚生育期,农村妇女受教育水平偏低,不重视婴幼儿教育。在子女成长期,农村家庭对子女成长中教育要求低,方法不当,教育消费支出不足。从结婚生育期到空巢期,农村职业技术培训发展缓慢,轻视培训,职业技术培训动力不足。鳏寡寓居期,老年精神文化生活单调。为此,农村居民家庭需要提高妇女教育水平,注重胎教与儿童早期教育,重视对子女教育消费与家庭成员培训水平,提高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水平,实现教育与培训消费效益在家庭生命周期内最大化。     

征地与农户收入结构变化：对九江和襄阳农户数据的分析

失地农户收入结构转型问题是关系农户生计和社会稳定的迫切问题。利用九江和襄阳621个失地农户两阶段调查数据,考察失地前后农户收入结构的变动情况,并进一步分析失地前后不同兼业类型、劳动力规模和失地程度农户收入结构变动的异质性。结果表明：与征地前相比,征地后农户农业性收入比重急剧下降,而工资性收入比重大幅度上升,失地后农户生计更加依赖于非农务工,尤其是本地非农务工;不同农户兼业程度、不同家庭劳动力规模和不同失地程度的农户征地前后收入结构的变动表现出显著的差异性,其中纯农户和农业兼业户农业性收入下降幅度显著高于非农兼业户和非农户,劳动力规模越大,失地程度越严重,农户家庭工资性收入比重提高幅度越大。     

试论中国西部城市化进程的重要途径--都市带、城市群体与四川省城市化推进

与人均GNP同我国相当的国家比较 ,我国的城市化率低十个百分点。与我国工业化率比 ,城市化率低十二个百分点。与我国非农就业人口比重相比 ,城市化率低二十个百分点。因此 ,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必须加速 ,本文就我国西部地区加速都市带、城市群体发展这一城市化进程的重要途径 ,从借鉴世界城市化进程推进经验的角度进行了可能性 ,及战略作用的研究。     

非农就业与农户收入差距研究——基于“离土”和“离乡”的异质性分析

基于“离土”和“离乡”非农就业的异质性差异,构建非农就业影响农户收入差距的理论分析框架,并运用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验证“离土”和“离乡”型非农就业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家庭经济结构的重新配置使贫困农户能够参与非农就业,从而使“离乡”型非农就业对农户收入差距有显著的缓解作用;而本地非农经营活动的高度选择性则使“离土”型非农就业对农户收入差距有显著的刺激作用。因此,畅通社会交往的渠道以降低农户社会交往成本,继续鼓励农户外出务工以积累物质资本,保证本地非农就业机会的通达性,以此抑制农户收入差距的扩大。     

发达地区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家庭收入效应——基于山东潍坊的调查

基于2008年山东省潍坊市的农村家庭住户调查数据,构建一个半对数模型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家庭收入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发达地区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数量与受教育水平有助于提高家庭总收入,非农经营活动对家庭收入影响最大;劳均耕地面积与农村家庭总收入之间成U型关系。其结论的政策含义是：提高农村家庭收入水平,关键在于政府普及农村教育培训;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和产业政策,促进农村劳动力个人创业和非农就业;逐步开展农地流转,实现农业规模化经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