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劳动力非农就业选择的影响研究

基于CFPS 2018数据,运用Probit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模型,实证分析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劳动力非农就业选择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农户群体的不同维度特征对其非农就业选择的差异性。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整体上显著正向影响农户劳动力非农就业的选择,农户群体的受教育程度和性别维度对其非农就业选择的影响也存在差异。据此提出,应进一步推进互联网在农村地区的普及,加强农户智能设备使用培训、加强农户就业培训,提升农户的人力资本水平积累、推崇“男女平等”思想,鼓励女性从事非农就业等,以帮助农户更好地实现非农就业。     

非正规就业对居民收入的影响——基于PSM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计量统计方法研究不同就业选择群体的收入,以客观数据直观反映非正规就业与其他就业形式的收入差异,呈现非正规就业这一就业形式对提升就业者收入的重要作用,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对7955个不同就业类型的劳动力进行了收入ATT评估。研究表明:地区因素和原生家庭条件会极大影响劳动力未来的就业选择;无论何种形式的非正规就业(自雇型或者受雇型)都将显著增加无业人员的收入,创业型的非正规就业会明显增加正规就业者的收入。本文为提高就业者对非正规就业的重视程度,并为我国解决就业难、缓解低收入群体的民生困境、制定相应就业促进和安全保障政策提供切实可行的建议。     

妇女社会经济特征对子女数影响的泊松回归分析——基于对乌鲁木齐市维吾尔族妇女的调查

利用随机抽取的乌鲁木齐市800户维吾尔族家庭状况数据,使用专用统计模型泊松回归分析了维吾尔族妇女的社会经济特征对家庭子女数的影响,同时考察了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作用。分析发现,维吾尔族妇女的受教育程度、就业状况和计划生育政策对家庭子女数的影响具有统计学显著意义。     

非农就业对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的影响——基于家庭生命周期的倒U型调节效应

基于黄河流域中上游5省农户的抽样调查数据,采用线性模型分析非农就业对农村居民家庭总消费、生活性消费、生产性消费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分析家庭生命周期的调节效应并进行稳健性检验。进而探讨就业稳定性与就业地点对农村居民家庭消费影响的异质性。结果表明：(1)非农就业会显著促进农村居民家庭总消费、生活性消费,显著抑制家庭生产性消费;(2)家庭生命周期在非农就业对农村居民家庭总消费的影响中具有“倒U型”调节效应;(3)稳定非农就业和异地非农就业对农村居民家庭总消费、生活性消费及生产性消费的作用效果均强于不稳定非农就业和本地非农就业。     

土地流转、非农就业与市民化倾向——基于四川省农业转移人口的调查分析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破解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瓶颈的关键所在,而土地流转和非农就业状况又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个人决策。基于四川省4市471个农业转移人口样本的调查数据,实证考察了土地流转、非农就业对市民化倾向的影响。结果显示:第一,土地流转能够正向影响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倾向,即土地流转程度越高,其市民化倾向越强烈;第二,高层次非农就业除了具有正向影响市民化倾向的主效应外,还在土地流转与市民化倾向的关系中存在正向的调节效应,调节方向表现为,减弱低土地流转程度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强化高土地流转程度导致的正面影响。根据分析结果,得出了稳妥推进土地流转、着重保障城市就业权益、合理引导进城目标设定等政策启示。     

非农就业对农村家庭风险性金融市场参与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的分析

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5年数据,考察了非农就业对农村家庭风险性金融市场参与的影响。采用工具变量克服内生性问题后的研究结果表明,非农就业能够显著提高农村家庭参与风险性金融市场的可能,该结论在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结果表明,非农就业通过影响工资性收入、社会网络规模、互联网使用以及土地转出来提高农村家庭参与风险性金融市场的可能性。进一步研究表明,非农就业对农村家庭风险性金融市场参与的促进作用在金融市场和法治环境发达程度较高的地区更为显著,此外,非农就业对农村家庭风险性金融市场的参与广度有显著提升作用,而对参与深度的提升不显著。文章的研究结论对缓解农村地区金融市场“有限参与”、实现金融普惠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非农就业对耕地撂荒的影响 ——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探究了非农就业对农户耕地撂荒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农户家庭劳动力非农就业程度的提高将显著促进耕地撂荒,这一结果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依然稳健;(2)通勤成本在非农就业对耕地撂荒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3)与地块特征和地域特征相比,家庭特征对耕地撂荒的影响更为明显,由此印证了耕地撂荒通常是兼业农户应对耕地边际化局面所做出的理性选择.基于此,本文建议从完善农业补贴政策、引导耕地流转和托管、推动高标准农田建设和降低兼业农户通勤成本四方面精准施策,以有效遏制耕地撂荒和挖掘保供潜力.     

父母异地非农就业对农村儿童营养摄入的影响研究

与父母在家务农相比,父母异地非农就业能显著提升儿童热量摄入水平,这种影响对低收入农户家庭尤为明显,但对高收入家庭作用并不显著;父母异地非农就业对儿童蛋白质摄入并没有太明显的影响。但是,与父母在本地非农就业相比,父母异地非农就业不仅不能改善儿童热量摄入,还显著降低儿童蛋白质摄入量,且这种影响对于高收入农户尤为明显。这表明随着收入水平提升,父母照料在提升儿童营养水平中的重要性凸显。这对反思我国不完全的城市化模式,促进农户本地非农就业,或父母异地非农就业但小孩随迁具有重要的政策涵义。     

影响农民非农就业的微观因素分析——基于全国7506个样本的实证研究

我国是农业人口大国,农村劳动力向非农行业转移时农民增收、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影响农民职业非农化的因素多种多样,本文从农民自身条件出发,通过构建计量经济模型,分析各种微观因素对农民从事非农职业的影响.     

差异化非农就业比例对农村家庭返贫风险的影响分析

基于2021年陕西省吴起县342个农户调查数据,利用PSM方法实证分析了非农就业对农户返贫风险的影响。结果显示：当前非农就业家庭贫困脆弱性指数比未参与非农就业家庭低;非农就业并不必然会消除未来贫困,当家庭非农就业受限于被动就业或农业社会保障缺失时,非农就业与贫困脆弱性呈正相关关系;非农就业可以显著弱化未来贫困风险。从提升过低非农就业家庭的就业比例,合理调整过高非农就业家庭的风险等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     

粮食补贴政策对农户非农就业时间的影响分析——基于安徽省天长市的调研数据

采用对安徽省天长市农户的实地调查数据,运用Tobit模型分析粮食补贴政策对农户非农就业时间的影响。结果表明:仅考虑单个粮食补贴政策变量的情况下,粮食补贴金额对农户非农就业时间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提高粮食补贴金额在一定程度上会减少农户非农就业时间供给;在考虑多变量的情况下,粮食补贴金额对农户非农就业时间的负向影响并不显著,主要原因是受教育程度较高、家庭务工子女数较多、家庭劳动力数量较多的农户对粮食补贴资金的刺激性不太敏感以及粮食补贴金额对农户农业收入的贡献有限;不管是否考虑所有变量,农户对补贴方式的满意度评价对农户非农就业时间都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农户对补贴方式的满意度越高,其减少非农就业时间的可能性就越大。提出要充分发挥粮食补贴政策的积极作用,应进一步完善补贴金额、补贴方式,提高农户满意度。     

农民的社会经济地位与子女数量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于社会经济地位和生育之间是相互促进还是相互阻碍的问题一直存在着争议,为探讨当代中国农民的社会经济地位（家境）与生育行为之间的关系,从农民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亲生子女数量的影响和亲生子女数量对农民后来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两个角度,构建了理论模型,在2015、2016年分别对湘中和豫东农村1418、1416个户主家庭进行了调查,以各个家庭的子女数量为因变量,自变量分别为各个家庭当前社会经济地位、户主父亲以前的家庭成分、户主性别、户主年龄、户主受教育年限等,对这些因素进行有序probit回归和研究。研究发现,无论在湖南农村还是河南农村,家境较好的家庭子女数量也较多,反之,家境较差的家庭子女数较少;假定子女数量真的影响当前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回归分析表明,子女数量对当前社会经济地位存在着正面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中国农村“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说法不符合事实,农民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生育之间是相互促进的关系,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在某种程度上的代际转移是一股强大的力量。     

发达地区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家庭收入效应——基于山东潍坊的调查

基于2008年山东省潍坊市的农村家庭住户调查数据,构建一个半对数模型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家庭收入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发达地区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数量与受教育水平有助于提高家庭总收入,非农经营活动对家庭收入影响最大;劳均耕地面积与农村家庭总收入之间成U型关系。其结论的政策含义是：提高农村家庭收入水平,关键在于政府普及农村教育培训;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和产业政策,促进农村劳动力个人创业和非农就业;逐步开展农地流转,实现农业规模化经营。     

子女数量、住房条件与城乡居民幸福感——基于CGSS2012的实证

个人幸福感是从主观角度反映民生的指标之一,房价上涨背景下,子女数量与住房条件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机制和程度如何值得研究。利用CGSS2012微观数据,对70后和80后人群所拥有的房屋套数、现住房面积、子女数量和其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居民住房面积与主观幸福感呈显著相关关系,住房面积越大,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越强;拥有房屋套数、子女数量与居民主观幸福感显著相关;子女数量、住房条件对不同户口类型居民的幸福感存在差异性影响,具体表现为非农户口居民的幸福感受住房面积的影响更大,而农业户口居民的幸福感受住房套数、子女数量的影响更大;子女数量、住房条件对同一户口类型不同年龄层次居民的幸福感存在差异性影响。     

子女数量对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基于城乡间和两性间的比较

多子多福作为一种传统观念在我国影响深远,特别是全面开放二孩政策正式实施后,子女数量对中老年人生活的满意程度成为热议的话题。选取子女数量对中老年的生活满意度影响作为研究出发点,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的数据,采用有序Logit模型,选取子女数量、受访者个人和家庭的基本特征、养老保险状况、居住形式以及自评健康状况等作为自变量,对中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子女数量对中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存在显著影响;(2)这种影响在城乡和两性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性,相对于城市而言子女数量对农村居民的影响较大,对女性的影响大于男性。最后,针对子女数量对中老年人满意度在城乡和两性之间的差异化影响,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非农就业、基本医疗保险选择对农地流转的影响

基于中国居民收入调查CHIP2013数据,可分析非农就业、基本医疗保险以及两者交互项对农地流转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民从事非农工作、就业于离乡的大城市能促进农地流转,而且非农就业时间越长、非农就业工资越高对农地土地保障功能弱化程度越强,越能增强农民的流转意愿。农民选择参加不同类型的基本医疗保险会对农地流转产生不同影响:参加新型城镇职工医疗保险或新型城镇居民医疗保险的农民会倾向于流转农地,但影响不显著;而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农民会在新农合"枷锁效应"的作用下"锁定"在农村生产活动中,从而显著地抑制其流转农地。非农就业与基本医疗保险的交互项表明,非农就业会有效缓解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对农民的"枷锁效应",而且随着非农就业收入增加,农民向省外大城市转移,使非农就业压力缓解的作用就更加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