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魏王朝核心区域墓葬看拓跋鲜卑的汉化过程

北魏王朝先后以盛乐、平城和洛阳为都,都城及周边王朝核心区域墓葬分布密集,文化特征有显著的区域性和阶段性,其内涵变化反映了拓跋鲜卑的汉化过程。盛乐时代,以和林格尔为中心的盛乐地区墓葬属于拓跋鲜卑民族文化;平城时代,大同地区墓葬文化因素表现出汉文化与鲜卑文化相互交融、杂乱相糅的面貌;洛阳时代,洛阳地区墓葬文化反映出拓跋鲜卑完成了对本民族文化的改造,融入以华夏/汉文化为主体的中原地区社会。     

从鲜、汉统治阶级的逐步合流看北魏统治的强固

拓跋鲜卑在“五胡”中是进入中原最晚、文化最落后的少数民族。但它建立的北魏政权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强有力的政权,它不仅统治北中国达一个半世纪,而且在许多方面给后世以深远影响。这一点,一贯为史家重视。北魏继“五胡”政权之后,仍然走上了“汉化”的历史途程。唐长孺先生在论述“五胡”政权在中国的统治的时候说:“胡、汉统治阶级的勾结,结果就形成了联合压迫胡、汉人民的政权。这样性质的政权在‘五胡’时期还没有巩固,但显然已有萌芽而且正在发     

鲜卑代国的成长与拓跋鲜卑初期汉化

拓跋鲜卑建立过中国历史上的北魏王朝,此前近一个世纪中,鲜卑拓跋部在幽并边地汉族士人的影响下,改变其旧的部落形态,向中原传统的专制政权体制转变,经历了相当曲折的过程。鲜卑代国时期的历史进步是拓跋鲜卑接受汉文化影响的结果,并为后来北魏的历史过程定下了发展的基调。     

北魏的历史记忆整合与国家认同建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经验探究

北魏统治者入主中原后,从族源、国号、习俗等方面对北疆各族早期历史记忆进行整合与重构,建构拓跋鲜卑源自黄帝、居于北土、与中原华夏同源共祖的族源叙述体系,采用"代""魏"双国号并用的做法,实行兼容北土旧俗与中原礼制的国家祭祀礼仪,既积极融入中原文化,又尊重和珍视北疆各族对拓跋祖先、云代乡里和北土旧俗的历史记忆与情感认同,体现了北魏统治者对北疆文化与中原文化的整合。通过系列文化整合举措,北魏统治者增强了华夷各族对北魏政权的政治认同、民族身份认同和历史文化认同,为建构北魏的国家认同、巩固北魏统治奠定重要基础,客观上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其中蕴含丰富的历史经验,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试论北魏孝文帝定姓族

本文对孝文帝定姓族的具体规定作了介绍，并对拓跋改姓时间进行了考证，对史学界姓族的等级划分结论找出质疑，作者认为“膏梁”、“华腴”不是一个等级，而是一个特殊的称号。孝文帝定姓族唯一的标准是官爵的高低。孝文学定姓族，有利于鲜卑贵族与汉族士族的分流，对巩固北魏政权起了积极的作用，但建立门阀制度使用人制度更加制度化，是其明显的消极影响。南朝士族的种种流弊在北魏后期同样出现，孝文帝死后，北魏统治者政治腐败，毫无作为，但不能把北魏的衰亡完全归罪于孝文帝的定姓族。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原因补论

向南迁徙是拓跋鲜卑的历史传统。孝文帝舍平城而选洛阳作为都城,乃为实现其政治理想。孝文帝的正统思想和大一统理想体现了迁都洛阳的必然性,其后进行的风俗改革则彰显了迁都洛阳的必要性。从东晋迁都洛阳之争来看,洛阳是统一帝国的都城首选。孝文帝迁都洛阳正是看中了洛阳的政治象征意义和文化价值。     

略论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个人因素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除涉及政治、军事、民族融合等诸多客观因素外,还与孝文帝个人主观因素密切相关,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孝文帝对汉文化的迷恋,其南征战略及追求正统的心态,个人生活经历与情感因素等,都是促使其决意迁都洛阳的内在动因。孝文帝迁都及其全面汉化,既加快了当时鲜、汉民族上层的融合进程,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鲜卑迁洛集团与恒、代保守势力的分化,而南迁集团的不断弱化则加速了北魏统治的衰弱。     

试论北朝圆形石质墓的渊源与形成

北朝晚期,山东圆形石质墓的出现可能源于清河崔氏乌水房对北魏云冈椭圆形石窟的取法。以墓葬形制模仿石窟形制,体现的是当时比较常见的将佛教因素引入墓葬的做法,是当时地位较高者的权利。崔光推动这种做法,是为了整体提升家族地位,彻底告别平齐民的俘虏身份,以重新树立起门阀士族的新形象。云冈一期的椭圆形窟是拓跋鲜卑石室(祖庙)崇拜和穹庐居住遗风相结合的产物,当云冈二期反映汉化趋势的方形双窟流行时,椭圆形窟又成为与之相对立的鲜卑旧俗的象征。在胡汉斗争的复杂形势下,善于随时俯仰的崔光选择了比较稳妥的椭圆形制。     

从盛乐到平城： 北魏王朝的国家建构与政治转型

拓跋鲜卑经过盛乐时代一百四十余年的积淀,形成了以塞外草原游牧政治特征为主、兼具一定多元政治文化色彩的政权。从盛乐迁都平城的前后十余年间,拓跋鲜卑统治者按照中原王朝政治文化模式建立了北魏王朝,完成了从塞外草原游牧政权到中原王朝、从边疆属国政权到皇权国家的政治转型,加快了拓跋鲜卑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进程,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壮大,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浅析孝文帝汉化改革态度确立的过程

孝文帝对汉化改革形成的明确、坚定的态度,是促使他推进北魏太和改革并促其最终成功的重要原因。孝文帝对汉化改革态度的确立经历顺从、认同、内化三个阶段。孝文帝幼时因国家实权由其祖母冯太后掌握,对汉化改革只能表现为顺从;随着汉文化的熏陶渐染及对北魏政权面临形势的了解,加上冯太后的着意培养,孝文帝对汉化改革的态度,很快过渡到自觉认同;冯太后去世后,孝文帝对改革的认识、坚持与投入,证明了其汉化意识逐渐内化。     

宋辽文化交流的考古学观察——以宣化辽墓的考古发现为视角

考古发现揭示,聚族而葬且形制多样的宣化辽代家族墓地体现了中原汉民族传统的葬俗及北宋时期中原地区常见的墓葬构筑形式。宣化辽墓的墓葬结构及墓葬形式演变规律与北宋时期中原地区墓葬极度相似,均为仿木结构的砖室墓,墓室平面经历了从方形、圆形向多角形的转变。宣化辽墓丰富的壁画装饰从不同方面印证了汉与契丹文化的交流与混融,散乐图的内容是中原王朝宫廷雅乐的具体再现,车马出行图是汉与契丹文化交融的实例,备茶图则是汉民族生活习俗的生动再现。壁画中契丹人与汉人协同劳作与和睦相处的画面,反映了汉与契丹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宣化辽墓随葬品丰富,很明显采用了厚葬的形式,这与中原地区宋墓采用薄葬差异明显,但墓葬中出现了产自中原地区的瓷器,反映了宋辽两地经贸往来的历史事实。墓志铭记载宣化辽墓主人张氏家族与契丹皇族耶律氏通婚,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契丹人对汉文化的高度认同。     

简论北魏法制建设

中国历史上拓跋鲜卑族建立的北魏王朝统治中国北方达百余年。北魏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权,十分注意吸收汉族的先进文化,加强法制建设,从而不仅巩固了北魏统治的长期稳定,而且为以后历代特别是隋唐的法制建设奠定了基础,在中国法制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本文从北魏的立法状况、法律内容及执法状况三部分探讨了北魏的法制建设     

文化的变革--读《太和十五年》

北魏的政治文化变革经历了对汉文化的拒绝、对汉文化的认同、接受汉文化的改造和鲜卑民族文化的复兴四个阶段,变革的结果是北魏政权的灭亡。因此,民族国家的政治文化变革一定要根植于自己的民族文化的基础上,民族性是民族国家存在的根本。     

北魏前期的文化政策与文学精神

北魏拓跋鲜卑向往汉族文化,然而又惧怕全面汉化;崇尚儒家积极进取的精神,又猜忌与压制汉族文人。在这样的文化政策指引下,北魏前期的文人隐藏起自己高超的汉族文化与文学,向低级的拓跋鲜卑文化与文学靠拢,导致北魏前期文坛的萧条。拓跋鲜卑民族文学的原始朴拙、简单质朴、流利顺畅、口语化的特点,正是北魏前期的文学精神。     

《魏书》所记鲜卑拓跋部妇女婚姻关系研究

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政权,其经济关系、政治制度、思想观念乃至生活习俗等方面,都出现了不同于秦汉社会的新内容。本文就《魏书》所记载,拓跋鲜卑妇女的婚姻关系做些探讨,以从一个侧面展现拓跋鲜卑的社会风貌与特点。     

论北魏太和八年的班禄酬廉

论北魏太和八年的班禄酬廉杨际平公元３８６年鲜卑拓跋部复国于代北，国号为魏，习称北魏。北魏建国后不久，便开始进入中原，并于公元４３９年统一北方。鲜卑拓跋部自复国至太和年间（４７７—４９９）这一百多年中，为了适应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不断调整政策，实行改革...     

辽西三燕墓葬美术中的多民族文化特征探析

辽宁地区是中华文化多源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汉魏时期的辽宁文化发展处于由汉文化向唐文化转型的重要阶段,同时也是多民族国家的民族、文化南北交流融合的重要时期。辽西地区的文化是在汉文化和鲜卑文化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在今天以朝阳为中心的辽宁西部地区发现的大量历史遗存,特别是墓葬美术材料梳理与研究,为我们提供了考察辽西鲜卑文化与辽东汉魏文化关系的重要依据,是我们认识这段历史发展,尤其是其中所体现的多民族相互交流影响,并形成自身文化特色的重要实物资料。     

北魏前期法律制度的特征及其实质

北魏前期法律制度的特征及其实质要瑞芬南北朝时期拓跋鲜卑的法律制度，在建立北魏之前和北魏前期，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其律文几经修订，最后随孝文帝全面汉化政策的实施而彻底封建化，并被纳入中国封建法律制度的体系之中。由于北魏前期的法律制度具有很大的随意...     

历史上的文化整合与民族认同——以北朝后期为分析中心

北魏分裂为东魏北齐和西魏北周政权后,二者在对待民族文化和民族融合方面的态度不同,采取的政策和措施不同,收到的政治效果也不同。东魏北齐大力推行鲜卑化政策,导致鲜卑族和汉族矛盾越来越尖锐,最终在政治上败于西魏北周。西魏北周推行"外鲜内汉"的"关中本位政策",成功地促成了鲜卑文化和汉文化的结合,促成了鲜卑族和汉民族的融合。     

政治文化变革中的民族性问题--读《太和十五年》

以太和十五年孝文帝亲政为标志的北魏政治文化变革,其实质是民族性的问题。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是最高意义上的民族文化。北魏的政治文化变革在推行汉文化变革的同时,放弃了自己的鲜卑民族文化。其深刻的变革导致了本民族成员的反对,导致了北魏国家的灭亡。因此,政治文化的变革一定要坚持自己的民族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