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迁生年考

<正> 《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谈)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紬史记石室金匮之书,五年而当太初元年”这段话,后人有两个重要的注。“迁为太史令”司马贞《索隐》:《博物志》:太史令,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迁,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五年而当太初元年”张守节《正义》:案:迁年四十二岁。这是考查司马迁生年的两条宝贵资料,可惜从两条资料得出的生年却不一致。据《正义》,太初元年“迁年四十二岁”;自太初元年(前104)逆推四十二年,则司马迁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王国维《太史公系年考略》从之,后之治《史记》者多从其说。但据《索隐》,“三年”为汉武帝元封三年,时司马迁“年二十八”;自元封三年(前108)逆推二十八年,则司马迁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从此说者亦不     

战国货币考(十二篇)

一桼垣一釿圆钱考战国货币里有一种面文作“(?)垣一釿”的圆孔圆钱(《辞典》上151页),古钱家释“垣”上一字为“长”、“来”、“乘”或“北长”(《辞典下251—252页),显然都与字形不合。根据周秦金文来看,这个字应该释作“桼”。战国晚期的三件秦器——廿七年上郡戈(故宫藏)、三年上郡戈(《录遗》583)以及册(?)三年高奴铜权(《文物》1964年9期43页),都有“漆”字,所从的“桼”作(?)。春秋时代的曾伯(雨桼)簠有“(雨桼)”字,所从的“桼”作(?)。     

炎帝神农氏“七曜起于天关”的年代

关于炎帝的历法,宋.罗泌在《路史》中记载:三朝具于摄提,七曜起于天关,所谓太初历也。这里,三朝指年月日;摄提即摄提格,是指地支中的寅,七曜为日月五星。这说明炎帝创制的《太初历》起始日那天,为寅年寅月寅日,日月五星会聚在一起,并且是从天关星开始。通过天文年代学的计算和分析,可以确定公元前4 951年3月28日为炎帝《太初历》的起始日。     

《诗经》与十二次之“鹑”考释

《诗经》的三首诗中有三个(实为四个)“鹑”字,或释为“镦(tuán),雕也”;或释为“音纯,鹌鹑鸟”,至今尚无释此三“鹑”字之音义皆同者。古代天文十二次之鹑首、鹑火和鹑尾,分别所属的井鬼、柳星张和翼轸七宿,又恰与“四象”之一的南方朱鸟(亦称朱雀)七宿相同,至今未见释此十二次之“鹑”与《诗经》之“鹑”的音义皆同、朱鸟即为鹑(鹑鸟)的工具书。笔者不揣谫陋,以写此文,有不当之处,请方家不吝赐教。     

王维谪济州司仓参军年月及行踪考

清人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右丞年谱》(以下简称“赵谱”)、今人陈铁民先生《王维年谱》(以下简称“陈谱”)均将王维擢进士、调太乐丞、坐累为济州司仓参军系于开元九年(721),这是正确的。王维于开元九年进士及第,除见《旧唐书·文苑传》外,唐姚合《极玄集》亦有是说;王维及第后释褐为太乐丞,可见《新唐书·文艺传》。以上均有史料为证。然王维于开元九年由太乐丞贬为济州司仓参军,二谱却未提出有力的证据。为此,作补证如下。《旧唐书·刘子玄传》曰:     

《典论·论文》浅说

在以“三曹七子”为代表的建安文学中,曹丕虽不失为一位重要作家;但就诗歌创作而论,成就却并不突出。他的作为“七言之祖”的《燕歌行》,格调清拔,有“古今无两”之誉,不愧为名作。但这样的诗毕竟只是极少数。在他传世的以乐府歌行为主的四十多首诗(包括残篇)中,四言如《短歌行》、《善哉行》二首(“上山采薇”、“有美一人”)、《丹霞蔽日行》等,虽粗具有父“古直”之体,却少“悲凉之句”。五言如《折杨柳行》(“西山一     

陶渊明的"任真"与陶诗的自然本色

“真”是一个哲学概念 ,是属于道家思想的一个重要范畴。儒家经典中无“真”字 ,而“真”字却大量出现于《老子》、《列子》、《淮南子》 ,尤其是《庄子》等道家著作中。例如 :窈兮冥兮 ,其中有情 ;其精甚真 ,其中有信。 (《老子》第二十一章 )而已反其真 ,而我犹为人猗。 (《庄子·大宗师》)精神者 ,天之分 ;骨骸者 ,地之分。属天清而散 ,属地浊而聚 ,精神离形 ,各归其真。 (《列子·天瑞》)太清之始也 ,和顺以寂寞 ,质真而素朴 ,闲静而不躁 ,推而无故。　 (《淮南子·本经训》)然则何谓“真” ?《说文》 :“真 ,仙人变形而登天也。从匕目…     

论《易经》的“一分为三”思想

《易经》是中华文化的源泉。探讨《易经》由太极而阴阳四象,由四象加一画而成八卦与由太极而阴阳直接化生八卦,再由八卦迭加成六十四卦的逻辑演变道路,以及揭示其中"道立于二,以阴阳为本;物成于三,以三极为用;三生万物,以变易为动"的"一分为三"思想。     

谁是《梼杌闲评》的作者

《梼杌闲评》(以下简称《梼》)是一部揭露明代宦官魏忠贤与熹宗乳母客印月互相勾结、篡权乱政的长篇小说。清代王无生在《中国历代小说史论》中说:“《金瓶梅》之写淫,《红楼梦》之写侈,《儒林外史》、《梼杌闲评》之写卑劣,……皆深极哀痛,血透纸背而成者”,对《梼》评价极高。但《梼》的作者至今未明。孔另境在《中国小说小说史料》中谓之为“明·无名氏”;戴不凡在《小说见闻录》中亦云;《梼》“不著撰人”。笔者认为,从《梼》和《三垣笔记》的观点相似及《梼》中的自然风貌、地方习俗和所用方言等条件来分析,《梼》的作者当为明末清初兴化人李清。     

“乘彼垝垣”补证

“乘彼垝垣”补证杨抱朴《卫·氓》是《诗经》中名篇，诸选本均有之。其中“乘彼垣”之“”，注家多训为“毁”之意。《说文》：“，毁垣也，从土危声。《诗》曰：‘乘彼垣’。”《毛传》：“，毁也。”现代学者也大都沿袭此解。如高亨《诗经今注》：“，坏也。”目前通用...     

评《易》学研究中之“雷氏A—D密码”

《易经》６４个复卦，历来均将之一分为二即分解为两个单卦来说明其规律性，而《１０分钟周易》一书则提出用“雷氏Ａ—Ｄ密码”将之一分为三即分解为三个“四象”予以剖析．数学分析表明“雷氏Ａ—Ｄ密码”关于６４个复卦卦象所呈现的某些规律的一套说法确实符合二进制，但总的来说是失多得少，而用它来破译“敦煌古卦”和“中天八卦”也显得证据不力。     

应当研究蒙古语名词术语

我们的名词术语工作不能只局限在制定和公布上,而应当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对已经使用的名词术语加以研究.笔者想就旧名词术语中天文学方面的几个术语谈淡自己的看法。在蒙古语中,有源于梵语和藏语的七曜日名称:日曜口、月曜日、火曜日、水曜日、木曜日、金曜日、土曜日.在有关行星方面,藏语里有三个重要名词术语。藏语的 rGyu 这个词,早先用蒙古语译作(流星),现在译为(星宿),     

论《马氏文通》的“顿”和“读”

○《马氏文通》(以下简称《文通》)中的“顿”和“读”是马建忠句读理论中两个重要概念。对此,前辈和时贤已有论述。其中有些分析精辟中肯,有些意见我们则不敢苟同。本文不揣浅陋,拟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讨论:(一)“顿”在《文通》中是不是含义单一的概念;(二)“顿”和“读”是不是同一平面上的两个概念;(三)对“顿”“读”理论该如何评价。 《文通》的“顿”和“读”不是含义单一的概念 1.○“顿”实际含义的双重性 《文通》“顿”的含义究竟是什么?说法不一。林玉山同志认为是《文通》中组成句子的     

《诗·氓》“复关”一解

《诗·氓》第二章“乘彼垝垣,以望复关。不见复关,泣涕涟涟;既见复关,载笑载言。”宋朱熹的《诗集传》已训“复关”为氓所居之地。王力先生主编《古代汉语》,朱东润先生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朴庚、冯沅君先生主编《中国历代诗歌选》,亦持此说。但我终觉未能释然。 一、诗中女主人公登上垝垣远望,是希望见到自己的恋人再来,不是为了见到恋人所居之地。 二、载笑载言,不会是见到恋人所居之地的表情,而是见到恋人本人的表情。     

先秦秦汉时期"太一"内涵述考

“太一”一词,文献中多有记载。“太一”性质与内涵,不同文献记载各异。综观文献记载和相关研究成果,“太一”内涵实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哲学概念的太一;二是宗教概念的太一;三是星象概念的太一。先秦时期,“太一”内涵多具哲学意义;汉代,“太一”的宗教内涵更加突出,是国家祭祀的最高神祇,同时又兼具其他内涵。这既说明太一信仰的普遍化,亦表明太一内涵的发展存在着一个混合与分化的过程。     

《易传·说卦》与孔子

传统的说法都认为全部《易传》是孔子作,从司马迁、班固到孔颖达“更无异论”(孔颖达《周易正义序》)。到宋代始有欧阳修谓《系辞》、《文言》、《说卦》以下三篇(包括《序卦》、《杂卦》)“皆非圣人之作”(《易童子问》卷三)。以后便间有相类似的疑问和异说,但孔子对《易传》的著作权大体尚能维持。清末,尤其是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疑古派,他们对经、史、子等古籍中的许多问题提出怀疑而展开广泛的讨论,从而对于《周易》是“人更三圣,世历三古”(《汉书·艺文志》)的传统说法     

"新学"与"王学"探析--兼与徐规、杨天保两先生商榷

从发生学的角度,《走出“荆公新学”》较早地对学界“新学”、“王学”互指现象提出质疑,但也存在偏重官学形式而将两者割裂的问题。实际上,从王学官学化、“新学”概念的由来、内涵及宋人态度等看来,王学与新学在历史上分别与两种“新学”概念相联系:一是见于史料、立于学宫、主要包括《三经新义》、《字说》的与“王学”存在差异的“新学”;一是由新经义、新字学、新学风、新学学派等四个构成,有官学、新经学、学派三种含义与“王学”完全等同的“新学”。虽然这两种“新学”概念在历史演变过程中最终被合一,但在具体的思想研究当中还是应该加以注意的。     

洪亮吉的人口学思想

洪亮吉(1746——1808年)是我国著名的乾嘉学者,也是清代有名的舆地学家,以“词章考据,著于一时,尤精研舆地”编入《清史稿·儒林列传》里。但他在人口学理论方面的贡献却很少为人们所注意。生活于“乾隆盛世”、“乾道守文”之际的洪亮吉,敏锐地觉察到社会危机的来到,在乾隆五十八年(1793)写下了《治平篇》、《生计篇》等政论,系统而完整地阐发了他的人口学思想,明确地提出了人口增长、人口过剩的概念,     

《旧五代史·外国列传》考实

《旧五代史》原名《五代史》,亦称《梁唐晋汉周书》,是北宋初年薛居正等人奉敕修撰的。至欧阳修别撰《五代史记》(即《新五代史》)以后,薛史(《旧五代史》别称,下同)在五代史领域的垄断地位始被打破,学者亦不再专习薛史。有清以降,学术风气昌隆,研习薛史者益众,如邵晋涵、钱大昕、赵翼等辈,均尝用力于是;吴兰庭及今人陈垣,继而     

二十八宿源于中国(参商篇)——兼评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天学》

一一、先从李约瑟博士的论点谈起首先,我们要在这里再次引用李约瑟博士在《天学》中对我国天文学家竺可桢根据“岁差”的一次科学推算所作的评论。李说: “所以在他(指竺)在二十八宿体系的建立年代的问题上,又一次被引回到公元前三千纪,但是要承认这一点是有很大困难的,因为所有考古学和文字学方面的证据,都说明年代不可能那样早。”但竺可桢的推算又是不容怀疑的,它是科学的推断,推算出二十八宿中,在公元前2300年到4300年之间有18到20颗星宿是符合于赤道圈的。李约瑟博士进而又说: “这里我们发现一个最有趣的事实,即沿着天极自那时(指公元前2300年前——笔者)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