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精准扶贫政策的不精准执行

精准扶贫政策在执行中存在着明显的不精准执行现象,表现为识别不精准、帮扶不精准、管理不精准和考核不精准等问题。立足于基层组织的视角,考察精准扶贫政策的不精准执行问题。基层组织在运动式治理和官僚体制的双重规制和压力下,面临着一系列的执行约束,基层治理资源有限、权责不匹配、压力考核等因素影响了基层干部的政策定位与具体执行。在国家治理转型的背景下,国家、基层组织和农民三者之间的关系发生改变,基层组织承担的任务剧烈增长,并接受来自国家与农民的双重压力和监督。在双重挤压之下,基层组织表现出权威导向的选择性治理、风险规避的规范化治理和硬任务的软执行,严重影响了基层组织的治理能力和政策的执行能力。为了避免国家资源浪费和政策执行偏差,各级政府在实施精准扶贫政策时,应当在资源投放上注重分寸,执行政策时切合实际,对下考核时留存自主空间,从而保障精准扶贫政策有效落地。     

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困境与突破——以宁夏为样本的研究

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情况既是国家治理能力典型而集中的体现,也是推动国家治理转型、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中之重。在目前的农村基层治理中,尽管"社会治理"正在替代"社会管理",但由于我国社会正处在转型变革的特殊阶段,农村基层治理在村民选举、农村民主化建设、基层"两委"职权划分、职能履行、自身建设、村民民主监督等方面仍然存在诸多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必须着力抓好基层组织建设工作,不断提振村民对民主政治和基层治理的信心,提升他们对基层治理的关注度、参与度,同时,依法依规落实好各种治理制度,保证村民的合法权益得到真正实现。     

信息不对称:农村贫困识别面临的困境

瞄准贫困是精准扶贫的关键,准确的贫困识别建立在对信息充分把握的基础之上。在农村贫困识别过程中,乡镇政府与村干部、村干部与村民以及"信息优势"与"信息弱势"村民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导致贫困识别扭曲。为了打破贫困识别困境,须降低农村贫困识别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可从规范政策执行主体的行为、加强政策宣传与执行监督、完善行政理念与政策标准这三个方面着力。     

试论新闻传播在乡村治理中的反作用

税费改革之后,媒体成为农民获取政策信息的最主要的来源。上级政府的政策信息以大众传播的模式通过传媒的政策报道、典型报道、批评报道及常规新闻节目直接向农民受众传递。村民与基层干部之间、村民与村民之间基于不同的利益角度对这些“直达”的政策精神做出的不同解释,使得基层治理中的意见分歧越来越大。这一方面削弱了基层组织的权威,增加了基层政权采取作为的难度,另一方面也强化了农村公共品自我供给的困难。     

关于我国公共政策执行力的思考

本文论述了我国公共政策执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了影响我国公共政策有效执行的因素,并且有针对性地提出要建立更加科学合理的公共政策体系,充分发挥公共政策利益调控器的作用;要建设具有回应性、代表性、责任性的政府,充分发挥各级政府在政策执行中的主导作用;要加强政策执行者能力、责任、道德的培养,充分发挥其在政策执行中的主力作用;要扩大目标团体参与决策的空间,充分发挥其在政策执行中的协同作用;要完善公共政策执行的监控、评估、反馈机制,充分发挥其公共政策执行中的督导作用,从而提高我国公共政策执行力。     

生活日常、政策执行与自治效能的失调——村委会换届选举非均衡现象的一种解释

在村委会选举实践中,存在着影响治理效能的非均衡现象。村民能够从民主、权利等价值理性的角度看待选举本身,但更多关注自己的生活日常,依据工具理性选择行为策略。乡村自治效能较弱,对村民日常生活的影响较小,除了因特定事务而诱发短期期待之外,村民不会对村委会换届选举关注太多。而另一方面,村级组织是党和国家政策执行结构当中的重要因子,乡镇党委和政府对村委会的政策执行意愿与能力,有着强烈稳定的预期。因此,村委会换届选举中出现了生活日常逻辑与政策执行逻辑的失衡和分异。这会压缩乡村自治空间、降低乡村自治效能、抑制村民参与意愿。规避村委会换届选举中生活日常逻辑与政策执行逻辑的非均衡现象,需要做到坚持正确价值导向、完善政策执行机制、加快培育社会组织、提升乡村自治能力、完善选举体制机制。     

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西部乡村治理结构探析

目前关于乡村治理结构的制度选择方案,基本不适合西部地区农村的现实。西部乡村治理结构改革应以乡镇机构改革为切入点,变精简机构为改革运行机制,将发展经济的职能从基层组织中剥离出来并上移到县和下移到农村经济合作组织,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使村民自治达到行政化和自治化的统一,从而形成"县统筹、乡执行、村自治"的治理结构。     

“项目进村”中的政策执行梗阻及其消解

“项目进村”要成功不仅依赖于公共政策的合理性,更依赖于项目在实际运作中的顺畅执行。鲁东R市C镇村改厕项目事实表明,政策执行梗阻贯穿于政策本身、政策执行、政策接收三个环节之中,其“显性”表征为政策目标倒逼下的选择性执行、政绩考核压力下的偏向执行、政策认知缺失下的抵制执行,从而引致基层治理面临“内卷”挑战,村庄之间的差距被人为拉大,惠民利民宗旨难以充分实现等社会后果。“项目进村”在科层逻辑和乡土逻辑的双重嵌入与互动下,却遭受“嵌入性”的权力运作主导项目实施、政绩导向挤压政策执行中的村民主体性、政策传递中的信息沟通不对称、项目实施中的全过程监督乏力等“隐性”因素的制约。“项目进村”实施中建立健全行政引导与乡村自治的合力机制、增强政策执行中的村民主体性、畅通政策执行中的信息双向沟通渠道、强化项目资源分配中的全过程监督是消解政策执行梗阻的关键所在。     

2001年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发展报告

20 0 1年 ,我国村民自治在抓好村委会选举的同时 ,在促进村级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推进村民自治的整体协调发展方面做了种种努力 ,取得了不少成绩 ,但也存在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对于 2 0 0 2年的政策选择 ,一要继续抓好村委会选举 ,提高选举的民主化、法制化水平 ;二要做好新一轮农村民主建设的准备工作 ;还要改进和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 ,大力发展基层党内民主 ,用党内民主的积极成果来推动和带动村民自治。     

新《村组法》下我国村委会换届选举中凸显的新问题及对策——以西安市第八次村委会选举为例

2011年是全国集中开展村委会换届选举之年,这次村委会换届也是自2010年新修订的《村组法》颁布实施后进行的第一次基层组织换届选举,与往届相比这次换届凸显出一些新问题,这直接影响了我国基层民主制度的良性运转。本文以西安市第八次村委会换届选举为样本,分析了新《村组法》下此次换届选举的新特点,剖析了在选举过程中出现的村民对新法律法规认识上的偏差、法规政策执行中的"折扣"、贿选现象的严重化等新问题,并提出应从继续完善法律法规、不断提高村民民主能力、逐步规范选举技术和程序以及加大对贿选现象的惩罚力度等方面实现村委会的有序选举。     

政策执行跟踪审计的若干问题探讨

政策执行跟踪审计是评价国家各项政策执行情况的有效审计手段,目的在于反映国家政策的施行成效、揭露政策执行存在的问题,并分析原因、提出建议,最终实现审计"免疫系统"功能,推动完善国家治理。通过科学确定审计项目、灵活运用审计方法和多方转化审计成果等方式,有效地组织政策执行跟踪审计;同时建议通过提高审计质量、提升审计成果、落实审计整改及加强自身建设等措施,推动完善政策执行跟踪审计体系。     

“空心化”、老龄化背景下我国中西部地区村干部监督机制改革与完善探讨

作为社区自治组织的负责人,村干部的行为主要受村民监督,但目前我国中西部地区农村人口"空心化"和老龄化格局势必对村干部的监督力度、监督质量和监督效率产生消极影响。只有通过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完善村干部经济和政治激励,提高农村居民和村干部的收入水平;加强农村信息化建设,改善村务公开、财务公开及村民监督条件;调整和细化相关监督处罚政策;整合多种监督机构,设立村民监督委员会;充分发挥外出务工经商人员的监督作用;完善惠农强农政策的落地机制,减少中间环节等措施,才能解决村干部监督机制的改革与完善问题。     

安徽农业大学大学生村官的调查和思考

安徽农业大学大学生村官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服务农村基层,为基层组织注入了活力,带动了一方农民致富,促进了当地精神文明建设,得到了当地村民的认可,这是学校始终坚持服务"三农"的办学理念,引导学生"学农、爱农、事农"的结果。结合调查结果,对大学生村官政策中如何进一步完善选拔机制、加强培训指导、做好合理流动等提出建议,并就当前大学生村官如何树立正确观念、服务农村基层、不断加强自身学习等方面提出思考。     

互联网时代农村党组织社会治理何以“取信于民”?——以“乡村振兴”样板的山联村为例

在互联网时代,信息裂变公开与守规绩效兑现是建构社会信任的充要条件。从信任建构的二维性出发,农村党组织通过提升农村社会治理能力"取信于民",可以破解"中央很好,村干部很坏"的社会怨念。"未富先污"的山联村成功转型"美丽乡村",富含农村党组织领导"乡村振兴"的社会治理经验。从山联村经验来看,互联网时代农村党组织一方面应选培具有"新能人"特性的农村党组织领导班子,健全农村党组织"上下级"关系协调的日常制度,增强农村党组织长期执政能力、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夯实自身的战斗堡垒作用;另一方面,应整合信息公开的"互联网+"模式,实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治村政策,"有诺必践"兑现村民守规绩效,创新农村事务合作共治,实现互联网时代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     

政策支持:新世纪"教改工程"实施的基础——以新世纪广西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工程的实施为例

政策支持是新世纪"教改工程"实施的基础.政策的制定、出台及其执行通常是围绕问题展开的,客观存在的问题是政策支持的始点,政策支持对新世纪广西"教改工程"的实施具有导向、调控功能.因此,广西"教改工程"政策支持体系的构建应:转变观念,端正教改态度;加强宣传,营造氛围;经费投入,财政支持;经费管理,保证经费用得其所.     

村委会农地流转政策的执行逻辑及其规制——基于街头官僚视角

官僚政策执行理论与自由裁量权问题是街头官僚理论研究的核心。村委会作为国家政策输入到农村的重要载体,对农地流转政策的有效执行起着决定性作用,而村委会所具有的类街头官僚特征,以及在农地流转过程中的多重角色冲突,使其表现出特殊的政策执行逻辑,即利己性选择。利己性选择凸显了村委会的私益偏向,阻碍了农地有效流转并严重影响着国家对农村社会的政治整合力。实现对村委会政策执行中的权力规制,需要从权力与权利关系层面建构起国家、村民和村委会三者之间的平衡性制度安排。     

民族经济政策执行问题研究综述

一项民族经济政策的效能不仅取决于政策目标的选定和政策内容的制定,而且取决于政策的实施过程。经过多年的探索,学术界对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政策执行问题的探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本综述对少数民族经济政策在运行过程中的问题进行系统阐述,归纳与总结民族经济政策执行过程中问题的表现及影响、存在的原因分析及其对策,系统梳理与分析少数民族经济政策执行问题的研究向度及其特点,并指出现有研究中存在的不足,据此得到有益的启示,力求为新时期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政策的实施提供更加合理、有效、全面的建议。     

从“自利”到“自制”:村级治理规避“分利秩序”的机制分析——以上海市若干近郊村为考察对象

在利益密集型村庄,"分利秩序"成为瓦解村级基层组织合法性的关键变量,探讨如何规避"分利秩序"的问题便具有政策研究意义。本文以上海市若干近郊村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近郊村村级基层组织现状的考察,发现村级基层组织在三个层面发生改组:第一,村干部通过内部分工与分层完成"双重角色"的分离;第二,通过调整村级组织的内部权力结构以实现权力的集权化;第三,通过"嵌入式"镇管村体制将村级权力运作的外部监督制度化。村级治理在权力主体、权力结构和镇村关系三个层面的变化重塑了村干部的行为逻辑,村干部由"结构性自利"转变为"结构性自制",从而实现对"分利秩序"的规避,为利益密集型村庄走出村治困境提供了新的经验与路径。     

课程政策执行力:内涵、构成及评价

关注课程政策的"执行",提高课程政策的执行力,是课程政策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课程政策执行力,是指课程政策执行主体执行中央或上级课程政策、实现预期目标的能力.课程政策的组织执行力主要包括:战略规划力、人员配置力和运营力.课程政策的个人执行力主要包括:"知"的能力、情意能力和"行"的能力.课程政策执行力的评价有两种方式:整体性评价和项目评价.     

府际关系视角下区域环境政策执行偏差研究 ——基于博弈模型的分析

区域环境政策执行对改善环境质量、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意义重大。基于府际关系视角,通过构建三个博弈模型,对区域环境政策执行过程中的政府行为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在区域环境政策执行过程中,从横向府际关系来看,地方政府之间存在"共谋行为",负面的"共谋行为"会导致政策执行出现偏差;从纵向府际关系来看,行政发包制的政策执行机制,在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政治锦标赛背景下,会造成政策执行的"囚徒困境";从时间维度上看,中央政府的监管举措是约束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偏差的必要条件。为此,地方政府间应增强互信与信息共享,中央政府必须创新政策执行机制、政绩考核机制、激励机制、问责机制和协调机制,建立社会监督体系,推进区域环境治理的技术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