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地区公共危机生态化管理的优化路径探析

民族地区公共危机的管理是国家危机管理中的重要一环,因其自身的特殊性,要求政府及相关部门从生态化的角度分析民族地区公共危机的管理问题,使用创新性的管理手段,因地制宜地采取科学、合理的途径解决危机.根据民族地区的特性实现宜态管理,运用合适的手段与方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综合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实现利益最大化,既要关注国家的整体利益又要重视民族地区的利益;参与主体多样化实现整体管理模式,主要是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各企事业单位的力量以及公益组织与志愿者队伍的力量.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云南跨境民族地区的认同及建设

由于受到民族认同的先在性、经济发展的客观差距、教育文化滞后、文化自觉程度相对较低等因素影响,在云南跨境民族地区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同困难。一旦不充分具备一定的理性力量(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价值评价的依据,就可能会出现国家认同、政党认同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认同的困难和公民道德的分化,使得云南跨境民族在面对来自境外的国家安全威胁的时候,可能会更多地考虑民族情感而非国家利益;更多地看中利益刺激而非公民道德;更多地尊重民族习惯而非国家法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支撑云南各跨境民族逐步弥合差异而形成共同的目标与追求的理性力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同是保障云南跨境民族地区国家安全和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思想基础。因此,必须从进一步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促进经济发展、大力培养民族干部、加强文化自觉等方面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云南跨境民族地区的建设。     

欠发达地区基层政府治理创新与发展——基于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实证分析

政府在促进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在健康的道路上发展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目前,民族地区地方政府传统政府管理模式存在着民族角色模糊,管理体制不够完善,官员素质较低,地方政府利益机制不规范等问题。因此,必须重新界定政府职能、加快体制改革步伐,培育公共管理主体、强化政府服务理念,提升政府官员素质,才能更好地发挥地方政府在促进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     

制度变迁、西部民族地区和谐社会构建与政府作用

合理的制度安排是西部民族地区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但西部民族地区在某种程度上还存在制度安排的本身不合理性、制度安排的社会不适应性等构建和谐社会的制度瓶颈。本文在综述制度变迁与政府作用的理论基础上,肯定政府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并提出政府在促进西部民族地区制度变迁、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应注意政府失灵、民族地区特殊的制度环境和在新的制度安排中树立制度和谐理念,最后提出完善基础性制度安排、协调利益关系、积极承担制度成本、采取灵活的制度变迁方式和凝聚制度变迁的外部力量。     

东南亚部分国家发展落后地区的策略及其启示

东南亚部分国家发展落后地区的策略和经验教训对我国西南地区开发具有重要的启示。即政府对民族地区的发展应给予切实帮助;西南地区应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西南边境地区应加强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合作;应正确处理各民族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     

多民族聚居地区农村社会管理的路径

随着社会转型加速,多民族聚居地区农村社会发生了深刻变迁,农村社会问题呈现频发性、多样性、复杂性等特点,使多民族聚居地区农村中的社区利益纠纷协调机制的结构性、社会管理的主体参与、社区硬性管理与软性管理的衔接、各民族发展差距扩大化等问题不断出现。而传统社会管理方式难以为继,亟需提升农村社会管理水平,完善农村社区利益协调机制,构建和谐多民族社区;建立和完善农村社区管理多元化主体参与机制;实行社区管理中软硬性管理的整合;优化资源,才能真正促进各民族的和谐发展。     

政府在人口较少民族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市场的自发力量不可能加快人口较少民族的经济发展,却有可能拉大其与发达地区的差距。国内外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加快人口较少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政府必须加大干预力度,充分发挥主导作用。我国各地区及各民族间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尤其是人口较少的22个民族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许多方面目前尚处于相对落后地位,需要政府加大扶持力度,以促进民族团结,维护边疆稳定。     

关于少数民族社会工作人才培养的几点思考

培养少数民族社会工作人才队伍是发展民族社会工作的主要内容之一,也是社会工作在我国民族地区真正实现本土化的必然要求。但由于地域、经济、文化、观念等诸多因素的限制,少数民族社会工作人才的培养相对缓慢,政府、社会组织等各方面力量需要合力解决问题,为培养少数民族社会工作人才探索有效路径。     

民族地区实现民族利益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民族地区实现民族利益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实现利益的能力有待提高;二是产权界定有待明晰;三是民族利益法律体系有待健全。为保障民族利益,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从主观因素分析,就是要提高民族地区实现民族利益的能力;从客观因素分析,就是要建立产权明晰的民族利益体制与法律保障。     

我国多民族地区县域协同治理之道

多民族地区即多个民族共生、共存的区域,具有文化多样、利益多元的特点。也就决定了其在公共利益诉求上多元性的特点。在公共治理层面作为我国最完整的一级基层政权组织——县级政府,集权显然不合时宜;在民主基础不成熟的条件下,盲目竞选或其它的竞争性投票可能导致易撕裂族群。因此,在多民族地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唯有坚持党委领导,通过政府"搭台"、各不同民族之间及其内部协同参与,共同协商达成公共事务处理共识的治理模式即协同治理,是当前我国多民族地区实现善治的必经之道。     

四川西北部民族地区生态移民与小城镇发展研究的调查报告

四川省西北部地区是以藏羌民族集居为主的民族地区,也是四川省的生态资源中心。区域内地理地形复杂,自然保护区数量多、密度大,民族文化浓郁,经济发展落后,居民城市化低。调查发现,由于建立保护区指导思想的制约,现已建立的多数保护区规划缺乏系统科学性,管理系统与职能单一,依然存在来自区域内部居民与外部经济活动对其的破坏。研究认为,要实现保护区的设立为区域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的终极目的,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对现有的保护区管理系统实施调整与完善,建立具有政府管理职能的资源保护特区,选择以城镇化为主要方式的保护区内就近生态移民,构建科学的自然保护区层次、形成政府(资源保护特区)与民族居民的资源保护利益共同体。     

民族地区政府应对突发群体性事件的制度构建

民族地区的突发群体性事件存在参与主体的民族复杂性和利益诉求的多元性特点。应对的关键在于将事件及时区分为民族性群体事件与非民族性群体性事件并准确定性事件的性质,而这需要有规范化、制度化的预防和处理机制作保证。当前的传统“运动式治理”模式时常致使民族地区政府在事件应对过程中陷入被动。因此,建构一套适合民族地区突发群体性事件管理的制度化、动态化的预防体系、预警系统、处置措施与善后机制,对于化解民族地区客观与现实存在的危机至关重要。     

论爱国主义与民族利益

国家和民族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民族是指人的因素，是国家的主体，国家则是各民族为了实现自己共同的利益而形成的联合体。民族利益由物质利益、政治利益、精神利益三部分组成，衡量一个个人和一个政府爱国与否的共同标准是是否维护民族的共同利益     

“中国梦”与宗教的规范功能——以我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为例

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凝聚宗教在实现"中国梦"中发挥的正向力量。在我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也要借助宗教积极的规范功能,将其"爱国爱教"的理念与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相结合,维护好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秩序和国家的稳定,尊重少数民族地区各民族的宗教信仰,引导宗教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相适应,凝聚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的力量,以充分发挥宗教在实现"中国梦"历程中的作用。     

四川少数民族同胞利益诉求强烈程度研究

研究表明,少数民族同胞最强烈的利益诉求是增加家庭收入,而不是改善居住和生活条件.不同性别、民族、年龄、地区、受不同教育程度的少数民族同胞利益诉求强烈程度是不同的.性别、民族、年龄、地区、受教育程度产生了少数民族同胞利益诉求强烈程度差异.不仅不同性别、不同民族少数民族同胞存在同一利益诉求和不同利益诉求强烈程度差异,而且不同年龄、不同地区、接受不同教育程度的少数民族同胞也存在同一利益诉求和不同利益诉求强烈程度差异.政府应大力改善基础设施、交通条件,来发展民族经济;大力提高少数民族同胞教育水平,来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通过基础设施和交通条件的改善、民族经济的发展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和少数民族同胞生活水平的提高.     

三个代表思想也是我国的政府管理理念

政府是控制社会、影响社会的基本力量,政府管理水平对创造和提升国家竞争优势、推动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作用极为重要。政府管理理念是政府管理的灵魂,对于提高政府管理水平的意义极为重要。三个代表思想是中共党建思想的重大突破,由于中国宪法规定了中共的执政地位,三个代表思想也是我国的政府管理理念,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均须大力发展生产力、通晓先进文化,实现人民利益。     

论民族地区经济建设中的生态问题

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三十多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表明,要有计划地实现民族地区的四化建设,不仅需要了解各民族地区生产力、生产关系发展的历史与现状,掌握其客观存在的经济规律,按经济规律办事。而且要了解各民族地区生态环境的各种差异与特点,掌握其客观存在的自然生态规律,按照生态规律去发展、建设。只有这样,才能在四化建设中,把发展民族地区经济,提高少数民族人民生活水平的现实利益同保护生态平衡,使我国各族人民永远保存走向繁荣,发展物质基础的长远利益结合起来。     

西北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中情理法的冲突与调适

西北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具有特殊性,地理环境恶劣、特色的民族治理环境、复杂的民族价值观,造就了该区域传统社会治理中"情理法"的逻辑顺序和国家社会治理"法理情"的逻辑顺序有别,情理法存在冲突。这与西北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中存在诸多问题有关,执法力量薄弱,执法盲点存在;民族干部比例失调,少数民族干部比例偏小;宗教信仰多元,宗教矛盾突出;村两委力量不均,政府公信力不够;调解机制不健全,法理情冲突时有发生。因此,西北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情理法要合理调适,一是法治调适:加大普法力度,增强执法力量;二是队伍调适:均衡干部比例,借助乡贤治理;三是信仰调适:引导宗教团体,共建社会和谐;四是基层调适:优化村两委,提升公信力;五是机制调适:健全调解机制,规范法理情。通过对西北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中情理法冲突的合理调适保障西北民族地区和谐稳定,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城市民族工作视角下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管理探析

城市民族工作部门提高思想认识、转变管理观念是做好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管理的根本前提。城市民族工怍要适应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而进行相应转变，不仅要将城市民族工怍范围扩大到少数民族人口流出地，强化流入地与流出地的政府合作；而且要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管理与服务拓展为城市民族工作的重要内容；还要建立城市民族工作协调机制，依托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集聚社区开展工作以及动员民间组织、社会力量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自身多渠道管理来转变城市民族工作方式。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服务与管理，使其更好地适应城市。     

民族地区服务型政府的创建

发展民生事业是推进民族地区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有效途径。民族地区政府近几年在落实社会保障制度、改善人民生活质量等方面做出了承诺，取得了成绩，实现了政府管理职能的转变。在进一步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同时，民族地区政府要从以人为本、服务高效和转换角色等方面改进工作模式，塑造服务型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