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下公众参与政府决策的路径分析——以新媒体平台为例

完善公众参与机制提高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公众参与政府决策路径的制度完善以扩大公众参与范围,拓宽公众参与渠道为目的,确保公众参与政府决策的可操作性。构建公众参与政府决策的新媒体平台。新媒体的发展突破了传统媒体信息传播的时空限制,既可以把公众的利益诉求快速传递给政府,也可以建构公众与政府对话交流的平台,为公众参与政府决策带来了突破性的变化。     

角色理论视域下政府信息平台公信力构建研究

随着大众自主意识的增强及公共政治参与水平的提高,我国政府朝着一个更具现代意识的服务型角色转变,尤其在政府的信息传播层面,政府与公众间相互认知、参与及互动成为政府治理变革的重要属性。政府部门通过数字信息服务平台,从公共信息传播的后台走向前台,改变了与公众的沟通方式,政府信息平台因此成为消除信息不对称、防止公权力异化的公共平台。公信力作为政府信息平台建设的核心内容贯穿于政府传播活动全过程,传播格局的转变为政府信息平台公信力建构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本研究以公共信息供给格局变化为切入点,探讨政府信息平台公信力建设面临的现实挑战以及应对策略,以期更好地实现政府信息平台与公众间互信度的持续提升。     

新媒体时代政府回应公共参与的路径选择

传统媒体因单向传播而缺乏互动机制,新媒体的出现改变了政府向受众的单向传播,成为公众参与的积极推动力量。然而,新媒体对公众参与也带来了不可避免的消极影响。因此,政府需要积极回应,发挥新媒体在公共参与中的优点,遏制其缺点,促进公民参与,使新媒体成为政府与公众沟通的桥梁。     

微时代高职院校网络舆情应对机制研究

随着微博微信等新媒体的日益普及,宣告了微时代的到来,"人人都有麦克风"使得公众舆论空间得到了极大扩展。当高校出现突发事件时,微博微信等新媒体会产生独具特色的舆论现象作用,只有对其进行积极引导和控制,不断提高相关部门应对网络舆论的能力与技巧,才能消除公众质疑、维持社会秩序。针对微时代高职院校舆情传播的特点和舆论引导存在的问题,应注重舆论引导与调控机制的构建。     

传播审计的中外模式比较

如何衡量传播效率,尤其是突发事件后的组织传播效率成为政府与组织关注的问题。通过传播审计对其效果进行量化评估成为国际社会的实践模式之一。本文对传播审计思想沿革、传播审计类型及传播审计方法进行了全面研究,构建了传播审计的价值模型,并对我国现有的类传播审计模式进行了比较研究。研究发现,国外传播审计以政府和市场为主体,开展危机传播审计与日常传播审计,履行监督与咨询两种功能。我国尚无成熟的传播审计模式,以网络舆情数据商业机构这种兼具政府与市场性质的混合主体部分发挥了传播审计功能,被称为类传播审计模式。未来我国传播审计应引入专业审计,为组织传播效率确定量化标准与职业主体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创意与选择:系统观视野下的突发事件传播

现代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不确定性的日益增强,并突出地表现为近年来频繁发生的种种突发事件。同时,由于突发事件的突发性、严重性和影响广泛性的特点,社会组织作为一个开放的系统,在突发事件传播中,必定要与突发事件关联到的组织的其他同级子系统发生相互作用。这就要求组织在突发事件传播过程中要从系统性出发,因此在研究突发事件传播时,我们有必要引入系统论的观点。本文正是针对现代突发事件的系统性这一特质,在系统论的视野下,尝试寻找能够有效干预现代突发事件应对的积极要素。     

论日本新闻媒体在公共危机中的传播效能

当今世界公共危机频发，新闻媒体快捷有效进行舆论控制和危机应对意义重大。本文从日本新闻媒体在公共危机传播中的角色定位；日本新闻媒体对公共危机的快速应对；日本新闻媒体在危机传播中的舆论调控和媒体对危机事件的报道原则方面阐述了日本新闻媒体在公共危机中的传播效应和功能，从而为我国新闻媒体应对公共危机事件提供借鉴。     

突发公共危机事件处置中地方政府与媒体的角色扮演

在经济全球化、信息全球化的信息时代,突发公共危机管理中重要的一个环节便是在危机状态下政府与媒体的沟通。如何有效地进行危机传播,如何有效地尽最大可能规避媒体的"扩音作用",为实施危机处理预案提供舆论支持;如何通过有效的危机传播,对媒体进行"议程设置"的有效引导,这既是以媒体和公众为传播视角的危机传播所必须讨论的重要内容,更是危机时代的呼唤和历史性需要。     

公共危机管理下的新闻发布与舆情处置——以新冠肺炎疫情公共卫生事件为例

公共危机管理中如何主动做好新闻发布,依法进行信息公开,既是危机管理工作高效有序的内在要求,又是树立地方形象、赢得社会积极评价的传播要求。新闻发布中,如何克服信息授权、信息整合、信息闭合、信息解读、信息校正和信息综合等相互间的矛盾,科学建构政府、媒体、公众之间的信息关系,不仅是促进数字舆情生态良性发展的客观需要,而且是公共危机管理系统运行本身不可或缺的内在要求,对于增强政府与媒体公信力具有直接影响,也成为政府进行有效社会动员的重要保障。从政府、媒体、公众在社会应急状态下的信息供需关系出发,把握好各类主体的有效发声与传播声量是三者关系建构的主轴。政府必须建立新闻发布与舆情处置相互促进的运行机制,在发布议题设置和双向沟通交流中既坦诚相待,又主动有为,以合理地对关注加以引导、消解、分散和转移,促进形成有利于危机高效处置、社会团结和谐及政府能力提升的舆论格局。     

突发事件中政务微博的舆情传播及应对——以西安地铁问题电缆事件为例

本文以政务微博语境下突发事件舆情传播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西安地铁问题电缆事件的舆情传播态势、特点以及政务微博在整个事件中的传播作用的分析,探讨了突发事件中政务微博在舆情传播过程中的应对策略。     

论政府形象的塑造和行政公关

政府的形象塑造有赖于行政公共关系活动，因此，必须加大政府公关力度。政府公关的特性决定着政府形象的基本定位，即民主、公正、廉洁、高效、法治。政府公关活动应围绕“公众第一”、“ 信息传播”和“行政公开”等展开。     

制度哲学视角下的突发事件应对

我国社会转型中突发事件应对恰当与否将影响社会的渐进式演进,从制度哲学视角对之进行深入探讨意义深远。对突发事件的应对于当下中国而言,首先是完善其合法性的公共权力结构和运作机制。其次,是构建突发事件应对机制。最后,要妥善处理突发事件,重树政府形象。     

信息工业的竞争

信息的自由流动和公众舆论已经形成为一种强大的势力。信息时代的发展给全世界的政府带来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如果这些政府继续反对向其公民无限制地提供信息,如果他们继续阻止人们使用私人计算机、复印机等等,他们就无法与其他国家保持并驾齐驱的发展势头。当信息自由传播时,当信息被强大的、富于竞争力的信息工业生产和传播时,就显示出了信息的力量。     

必须强化对新闻媒体的管控功能

新闻媒体宣传目标与国家利益的一致性。美苏对新闻媒体的不同管控力度导致了截然不同的结果,前者获得了国内外的竞争优势,后者导致了自身的垮台。我国可以通过强化国家和政府的领导角色、增强认同意识和信仰意识、提高对新闻媒体的管控效果等举措,来强化对新闻媒体管控功能。     

近十年国内网络危机传播的研究现状与趋向

当前国内重大突发事件时有发生,网络等新媒体的勃兴,造成网络危机传播的实践困境。国内外学者对危机传播领域的研究较为深入,国内从事网络危机传播研究的主要为管理学者、公关学者与传播学者,更多地关注政治性、群体性、公共性事件的网络危机管理与危机传播研究。梳理学者们的观点,新媒体的危机传播及舆论引导,结合中国国情进行理论研究和指导实践等将成为未来研究的趋向。     

公共服务质量对政府公信力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服务补救下的纠错和恢复视角

本文基于公共服务补救、权利感知建立了公众满意度、公众感知质量和政府公信力之间的关系模型。研究结果表明:公共服务正向影响服务质量感知和公众满意度,公共期望负向影响服务质量感知和公众满意度,公众满意度在服务质量感知和政府公信力之间起着中介作用,服务补救、权力感知分别正向、负向调节公众满意度与政府公信力之间的关系。基于此,提出政府公信力的提升措施:提升公共服务质量来提升公众满意度和政府公信力;提升服务补救,降低权力感知,坚持执政为民,让人民满意。     

受众的细分对媒体定位的作用

准确的定位是新闻媒体生存与发展的基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受众因素对媒体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新闻媒体要做到定位准确、风格鲜明 ,就必须对受众群体做细致的分类研究 ,引用受众的细分原则 ,使其在新闻传播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传播失灵:一种基于信息传播非理想状态的研究

传播失灵描述了一种信息传播过程中的扭曲与畸变现象.它既可以表现为组织内部的沟通不畅,也可以表现为大众媒体层面的失真与异化.通过传播失灵这一概念,我们可以将政治组织的内部沟通与政府、媒体及公众之间的外部沟通统一起来考察.信息不对称反映与呈现的是信息静态分布的不均,传播失灵则指信息进入沟通序列后出现的扭曲.由于信息不对称永远存在,且干扰与噪音无法消除,传播失灵也只能克服而无法消灭.传播完全是理想的,传播失灵才是常态.通过传播失灵这个描述信息传播非理想状态的概念,我们可以去观照、比较和研判现实世界中的传播与治理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改进对策.     

现代化传播体系建设中的资源共享与边界重构

一、现代化传播体系研究中的资源观 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整合新闻媒体资源,这是媒体融合与现代化传播体系建设的重要切口.媒体融合始于新闻媒体对自身资源的重新配置.随着媒体融合不断深化,"全国一盘棋"建设需要从媒体系统内部、媒体与其他社会系统之间的关系两个方面同步发力....     

公众参与政府规章制定的模式创新

为了提高政府规章制定的水平与质量，必须改革传统的政府规章制定模式，并在公众参与政府规章制定机制与制度创新方面做出有效的探索，建立与健全公众参与政府规章制定的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