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存在”的赞美诗──重读“三恋”兼谈王安忆的创作理念

“三恋”是文学评论界对王安忆的《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的简称 ,到现在为止 ,评论家仍多从“性”的角度评论作品性描写的意义和其中女性意识的张扬 ,大部分文学研究者通常也只把它作为一个“性描写”和“女性写作”的版本来引用。但是在世纪交接的今天 ,在性爱描写已经泛滥的时代 ,当我们超越历史的规定性和作者写作的时代背景来重新解读“三恋”,却发现 :其实作者写作的真正意旨和倾向并不止于此 ,有更为真实也更内在的东西流淌在作品之中。在“三恋”中 ,王安忆着力描写的是生命所处的情境和状态 ,我们更多地感受到…     

张爱玲小说都市民俗叙事的女性视角

20世纪30年代初至40年代末,张爱玲的出现犹如一颗熠熠生辉的明珠照亮了整个上海文坛,她的作品以小说为主,代表作有《红玫瑰和白玫瑰》、《金锁记》、《倾城之恋》等。本文从张爱玲的女性视角入手,探寻其小说都市民俗叙事的独特性,将张爱玲的小说放置于她所生活的上海都市空间中,在分析作品都市民俗叙事的女性视角时,也指出女性群体幽闭的生存状态。     

全校本《金瓶梅词话》前言

《金瓶梅词话》是中国著名的古典长篇白话小说,也是一部最具争论性的小说。自诞生以来,眨之者诋为“市诨之极秽者”(明李日华·昧水轩日记),“当急投秦火”(明薛冈·天爵堂笔余);赞之者誉为“伟大的写实小说”(郑振铎·谈金瓶梅词话),“同时说部,无以上之”(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其实,除去书中一些不文的性事描写,《金瓶梅     

略论《聊斋志异》冯评与但评的理论价值

清代《聊斋志异》评点有多家,冯镇峦、但明伦两家评点的理论性最强,本文从小说虚构思想、叙事思想与形象塑造思想三方面论述了两家评点的理论价值。就小说虚构思想而言,两家评深化了从文本内部验证小说虚构特征之合理性的观念;就小说叙事思想而言,两家评从文章写作学视角对小说文本的叙事手法进行了创造性的阐发;就小说形象塑造思想而言,两家评对志怪小说形像塑造方法及其文本效果做出了独特的理论创新。     

文学叙事的跨学科机遇与挑战——论小说的“多重叙事”

小说“多重叙事”是应“泛叙事”浪潮中文学叙事的机遇与挑战而提出的。小说以“多元化统一”的语言表意方式与“以小见大”的叙事审美特点,在建构方式上形成了以叙事主体与“个体—群体—国家”相关联的“多重叙事”结构。小说“多重叙事”理论的提出,在理论层面,推动了文学领域“双重叙事动力”的深入与细化;在实践层面,实现了小说文本内外真实性的多重解构与再建构。     

《红楼梦》的情节线索和叙事手法

贾宝玉的爱情婚姻是《红楼梦》情节主线 ,小说的情节主线、颠覆主流意识形态的主旨、石头主叙相依并存。围绕情节主线有三条辅线 :其一 ,“盛筵必散”正叙性辅线 ,是元春、凤姐为主的家族线索 ;其二 ,穷通交替反讽性辅线 ,是花袭人、刘姥姥为主的社会线索 ;其三 ,演说归结小说并参与兴衰的侧衬性辅线 ,是贾雨村、甄士隐的双重线索。《红楼梦》的主要叙事手法是 :其一 ,融作者全知和作者参与为一体的“石兄”叙事 ;其二 ,借戏剧之石攻小说叙事之玉 ;其三 ,变换人物视角叙事而目标始终如一。     

“真实”的“改写”与“新中国”想象——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与《暴风骤雨》的叙事意识

在现当代文学叙事发展进程中考察,《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与《暴风骤雨》两部小说所呈现的乡村社会图景的差异并不仅仅是“真实”程度的问题,实则内含着在现代文学向当代文学转型时刻,从叙事方式的选择、叙事结构的设计、作家叙事意识的自觉等方面递嬗演进的生动信息,体现了这一时期关于“新中国”想象的急剧进展。     

在“不成体统的故事”背后——评王安忆的《三恋》

文艺复兴时期小说杰作《十日谈》的作者薄伽丘曾经说过,“如果把一个不成体统的故事用恰如其分的语言写出来,那它一定会使任何人都认为得体。”表面看来,王安忆的《小城之恋》、《荒山之恋》和《锦绣谷之恋》这三部中篇小说讲的都是所谓“不成体统的故事”——《荒山之恋》和《锦绣谷之恋》写的都是我们社会所鄙弃的“婚外恋”;《小城之恋》写的则是不谙世事的少男少女原始情欲的萌动、狂热到园寂,但透过这近乎荒唐的故事情节,我们看到作者有意识地把艺术的视角转向恋爱中人们的心态世界,并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     

文学叙事研究的修辞美学及其它论题

当下,文学叙事研究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多样化活动,它以多种研究方法为特征。就这些方法而言,目前有五个研究论题特别显著:非模仿叙事、数字叙事、真实与虚构之分、叙事空间以及修辞美学等。修辞美学不是走向判断文学质量高低的普遍标准,而是走向理解叙事如何以自己的条件起作用,走向理解那些被恰当地用来判断叙事条件的标准。雷蒙·钱德兰的小说《沉睡》的结尾与霍华德·霍克斯将小说改编为电影的结尾的比较表明,这些标准不仅仅是关于美学的,而且还涉及形式、伦理、美学之间的相互关系。     

性——一个令人困惑的文学领域——关于“三恋”思考

性,一度成了创作的热门主题。在热闹的性“爆炸”声中,文坛上赫然推出了“三恋”:《荒山之恋》、《小城之恋》《锦绣谷之恋》。“三恋”与性+X(政治或别的什么)的作品不同,似乎纯写性,令人刮目。但我以为,不管有多少区别,它依然向人们提出了一系列不能不思考的问题。     

创见与误读：论浦安迪“中国小说的兴起”研究

美国汉学家浦安迪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研究16世纪中国小说,认为“明代四大奇书”《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西游记》以反讽为主要方法改造“说书”传统和民间素材,极大提高了小说的艺术质量和思想内涵,形成“中国小说的兴起”。浦安迪之论在世界小说史上为中国小说争得一席之地,其开放包容的学术态度,中西互释、古今融通的方法都颇值得肯定与借鉴,对研究者不无启迪之功,在海外汉学家中亦属凤毛麟角。但创见与误读瑕瑜互见,也暴露出某些问题,如运用反讽过于宽泛,对小说中的反讽实例解读或可商榷,将小说人物的塑造问题过于简单化等。     

唐人史注与“小说”观念——以《史记索隐》《史记正义》为例

文章选取成书时间与《史通》相近和稍后的《史记索隐》与《史记正义》,将其置于《隋志》和《新唐志》之间,对其引书中与“小说”相关的22种书予以重点考察,然后结合刘知几对采“小说”入史的态度,探讨分析了唐人所持的“小说”观念：以“道”为核心判断标准,外围概念随不同时期或不同史家对表达之“技”的认可程度而存在动态增减。这种以阐述“小道”为核心的“小说”观念,经由《汉志》《隋志》《旧唐志》《新唐志》直到《四库全书总目》,始终是史家著录小说的重要标准。     

历史与文学互动中的《红楼梦》——以翦伯赞的《红楼梦》研究为中心

翦伯赞的《红楼梦》研究是以1954年对胡适思想的第二次批判和这一时期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为学术背景的,他运用唯物史观分析《红楼梦》的主题思想,由考察18世纪上半期中国社会经济的性质入手,着重强调小说中反映的资本主义萌芽下新的市民阶层的要求.他与他所批判的胡适的红学研究都是借助于历史学的观念和方法,但是不同于胡适的“考证”红学对小说主题做出的只是一部家史的概括,他认为《红楼梦》是18世纪上丰期中国历史的缩影;虽与李希凡、邓拓等为红学界同归入持“市民说”学者之列,然而不同于后者以《红楼梦》中的阶级批判性以及市民思想的体现为中心的有的放矢似的论述,翦伯赞把“阶级斗争”纳入到对社会形态的整体考察之中,相比较而言他在《红楼梦》研究中对于唯物史观的运用更为成熟.     

网络影像“碎片化”叙事表达维度研究

互联网时代,元叙事的整体性随着整个网络虚拟社会的“碎片化”特征发生了解构：元叙事指向全体叙事,“碎片化”叙事指向部分叙事;“元叙事”强调叙事的统一性,“碎片化”叙事强调叙事的差异性;“元叙事”强调真理与权威,“碎片化”叙事主张探索与怀疑。可以说,“碎片化”叙事与元叙事的概念几乎完全对立,这就为叙事学研究者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与视野。本文通过对网络影像“碎片化”叙事重新建模分析,得出了一系列不同于传统叙事学的共时性、历时性表达维度结论,为进一步研究“碎片化”叙事提供了基础性支撑。     

王蒙“季节”系列的现代性叙事策略

王蒙在20世纪末创作的四部长篇小说:《恋爱的季节》、《失态的季节》、《踌躇的季节》和《狂欢的季节》被称为“季节”系列。作品对反讽、元小说、双声语与复调等手法的成功运用,显示王蒙对小说现代性叙事的探索和成就及其文学史意义。     

叙事的寓言性与汉语文学叙事的语义生成

叙事性片断在战国时期的诸子散文中占据很大篇幅,这种服务于说理的叙事,具有寓言性。与着眼于文本细部处理的“春秋笔法”不同,寓言性叙事着眼于事件自身的离奇性与文本结构的营造,以譬喻或象征的方式传达故事背后的寓意,属于“宏观修辞”。这种修辞方式与来源于历史叙事的“春秋笔法”都对后来的汉语叙事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方面,中国古代的小说文本普遍具有“藉外论之”、“譬喻取义”的寓言性修辞指向;另一方面,诸子散文叙事中“故事＋议论”的模式,深刻地影响到后来汉语叙事文学的文本结构。宋明话本小说头尾呼应的议论性诗词,把夹在中间的叙事变成了显示某种意义的“事象”;章回小说游离于主体叙事的“楔子”与“结尾”也具有同样的功能。《韩非子》的《储说》、《说林》两章,更是与后世文人笔记小说有太多“家族相似”的特征。对故事的寓意性解读,是破解汉语文学叙事文本意义的重要路径。     

余华的“转型”与“祖先”哲学

就余华“转型”后的生存哲学而言,与其说余华是向“父辈”的认同,不如说是向“祖辈”的回归。《祖先》以其独特的“子辈一父辈一祖辈”的三重结构表达了余华“否定欲望”的“祖先”哲学,这种哲学渗透在其“转型”后的小说中。余华对现代欲望社会的忧虑与本雅明对现代性的思考是相似的。     

论中国先锋小说的“无时性”叙述

“本文时间”探讨是西方经典叙事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而中国先锋小说的一个关键标志就是它的“无时性”。这种叙事结构有它深厚的哲学基础。     

从“同在性”到“连续性”——试论明清长篇小说人物性格呈现方式的嬗变

明清长篇小说的人物性格呈现方式经历了从“四大奇书”的“同在性”呈现向清代《儒林外史》《红楼梦》等经典小说的“连续性”呈现的逐渐嬗变的过程,这也是中国小说由原始向现代形态逐渐转型的体现.明清长篇小说大面积存在“同在性”性格呈现方式,其原因主要在于早期小说习惯选择空间化叙事架构,很多小说作者和读者面对形象时共有的朴素的空间认知思维习惯导致小说有意无意地消解了人物现实存在所固有的时间维度,小说叙述者的全知叙事权力的过度膨胀也助长了这一特点.     

古代小说“写实”艺术的升华——《金瓶梅》对古典小说题材的新开拓

<正> 崇尚写实是我国古代小说创作的艺术传统,又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历史过程。小说的“写实”艺术从史家的“实录”中脱胎出来而成为一种艺术创作方法,需要小说家创作实践的不断超越和理论上的探索。从某种意义上说,小说“写实”的程度与水平,是衡量艺术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就小说艺术本体而言,《金瓶梅》在“写实”上有着题材拓新、艺术升华和历史超越性的意义。一、《金瓶梅》之前的长篇小说不重“写实”,叙事描写游离于日常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