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环境法制建设对环保投资和环保产业的影响

本文回顾了我国30年来环境与资源法制建设的历程,从通过法律确立市场信心和直接引导资金进入环保领域等两个方面分析了环境与资源法制建设对环保投资和环保产业发展的影响,并指出了当前我国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在引导环保投资、促进环保产业发展方面的不足及其根源。在此基础上,从立法目标、立法框架、法律制度和法律实施机制等四个方面提出了今后我国环保立法的目标与方向。     

环保投资、环境技术与环保产业发展——来自环保类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环保投资一方面通过“需求效应”派生出对环保产品和环保服务的需求, 推动环保产业发展;另一方面则通过“技术效应”改进环境技术, 进而促进环保产业发展。利用2003-2010年环保类上市公司的微观数据, 通过中介效应模型, 检验了环保投资对环保产业发展的作用。研究发现:目前环保投资主要通过需求效应促进环保产业发展, 技术效应暂时仍未显现。因此, 一方面应该看到环保投资对环保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应该积极调整环保投资结构, 促进环保投资“技术效应”的有效发挥。     

环境规制工具影响污染产业投资区位的比较研究——基于空间视角的分析

污染产业的有序转移关系到落后产能的淘汰和环保技术的创新.将环境规制工具分为费用型、投资型和公众参与型三类,从理论层面深入剖析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影响污染产业投资区位的作用机理,在实证层面上运用SAC模型从空间视角对2004-2014年不同环境规制工具的成本效应、创新效应和集聚效应进行对比分析.结果显示: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工具对污染产业投资区位的影响差异显著,就影响方向来看,治污投资总体、城镇环境基础建设和公众参与型规制的提高能够吸引更多污染产业投资;就影响机制来看,费用型规制、治污投资总体、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和建设项目“三同时”投资对技术创新有一定的激励作用,而费用型规制、治污投资总体和公众参与型规制则表现出显著的负集聚效应.因此,应根据东、中、西部地区的发展阶段特点,有针对性地选择适当的环境规制工具组合以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双赢.     

环境规制作用下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基于异质性研发投资的路径分析

基于三阶段SP-DEA动态分析模型测算了2013～2017年1324家制造业企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综合考虑并计算了3种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并与企业的两种异质性研发投资活动联系,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影响企业异质性研发投资活动进而作用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路径和机理,结果表明：法规命令类环境规制和公众参与类环境规制显著促进了企业技术进步(TC)提升,市场导向类环境规制则主要作用于效率改进(EC),但环境规制作用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效果由效率改进主导;对3种环境规制下的异质性研发投资的中介作用分析得到：法规命令类环境规制通过研究性投资的中介作用,正向影响前沿面企业(先进企业)的技术进步;市场导向类环境规制导致前沿面企业研发投资性活动不足,负向作用于技术进步,正向提高了企业的效率改进;公众参与类环境规制门槛较高,仅通过前沿面企业的研究性投资促进技术进步,对落后企业作用不显著。     

环境规制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分析

分析了环境规制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建立了环境规制作用分析矩阵.研究表明,环境规制并非都会导致企业竞争力的下降,综合成本影响小又具有差异化优势的企业存在竞争力上升的可能.这对于企业应对环境规制制定合适的战略具有重要作用.     

异质性规制影响了FDI的环境效应吗?

加入WTO以来,外商直接投资成为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引擎,但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环境问题。学术界对于“污染避难所”效应还是“污染光环”效应没有形成一致结论。在Copeland与Taylor模型的基础上,纳入环境规制的制度约束,从理论上分析了FDI对环境质量的影响,讨论了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和邻地转移机制。实证研究方面,以2005～2015年中国30个省份(数据不包括西藏自治区和港澳台地区)的面板数据为样本,运用工具变量法处理内生性问题,从污染排放和能源消耗两个方面,实证检验了FDI的环境效应以及环境规制的调节转移作用,结果发现:全国范围内,FDI有利于降低污染排放,尤其是固定废弃物,但没有产生节约能耗的效果;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能够放大FDI的“污染光环”效应,而且会发生污染转移效应,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的影响不显著;随着规制内容和执行的优化,两类规制的作用效果均有所改善;区域异质性检验显示,环境规制在东部和中部地区的调节作用与总体较为一致,西部地区不明显。     

环境规制对生态韧性的影响

在国家高度重视生态文明与绿色发展的背景下,环境规制是否影响以及如何影响生态的韧性更加值得探讨。基于“本地—邻地”效应的视角,以中国大陆30个省（市、区）为研究样本,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2007—2019年环境规制对生态韧性的影响及其空间异质性,并检验了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1）环境规制能有效提升本地生态韧性,相较于非正式环境规制,正式环境规制作用力度更为强烈;环境规制对本地生态韧性的影响存在空间异质性,即东、中部地区具有促进作用,西部地区具有显著的阻碍作用。（2）技术创新在环境规制影响生态韧性过程中发挥着中介效应,且在正式环境规制中更为强烈。（3）环境规制对邻地生态韧性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相较于正式环境规制,非正式环境规制作用力度更为强烈。上述研究结论为如何利用环境规制提升中国生态韧性提供了决策参考。     

论环境规制中的结构性失衡——对中国环境规制失灵的一种理论解释

中国环境规制失灵的根本原因在于环境规制中存在着三种结构性失衡:公众与企业在参与环境决策和诉讼中的失衡;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与地方政府、经济主管部门在规制权力上的失衡;环境利益与经济利益在互相竞争中的失衡。欲解决此种现象,必须从三个方面对中国环境法进行结构性的变革:建立环境公共利益的公众代表机制;加强责任行政制度,强化各级人民政府的环境责任;建立以环境价值评估为基础的生态赔偿与补偿制度。     

环境规制与实体企业技术创新 ——基于FDI中介效应的检验

在环境规制、技术创新和外商直接投资（FDI）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利用2006年至2016年地区面板数据集,探讨了FDI对环境规制与实体企业技术创新关系的中介效应,并通过环境规制滞后一期和非参数Bootstrap抽样对中介效应的稳健性进行检验。结果显示：FDI作为中介变量确实影响环境规制与实体企业技术创新的“U”型关系,但FDI的中介效应在不同区域存在明显的异质作用,东部和西部地区较为显著,中部和东北地区则并不显著。因此,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既要丰富环境规制的“工具箱”,又要积极稳妥推进内陆地区进一步开放。     

强制性环境信息披露会影响企业投资支出吗?

以2017—2018年A股上市重污染企业为研究样本,从企业投资支出的视角探讨强制性环境信息披露的经济后果。研究表明:与自愿性披露相比,强制性环境信息披露政策明显提高了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同时,强制性环境信息披露会抑制重污染企业的投资支出,且该影响主要集中在国有、地区市场化与法治化水平高、媒体及分析师跟踪报道少的企业。作用机制检验表明,强制性环境信息披露主要通过加大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倒逼企业增加环保投入对投资支出产生"挤出"效应。这意味着企业受强制性环境信息披露政策影响差异较大,需针对不同企业采取差异化政策,丰富激励措施。首先,应结合不同性质、不同地区企业环保投入压力的差异性,进一步优化制度设计,更好地发挥非财务信息披露的作用;其次,在政策的执行过程中,应动态调整激励与责罚的力度,防止因过度增加企业融资约束造成部分有能力转型升级的企业陷入"融资难-投资减少-经营绩效恶化"的恶性循环。     

中国环境规制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实证分析

运用1985--2008年的统计数据,采用协整分析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对过去24年间我国环境规制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实证分析表明,我国环境规制和外商直接投资存在长期唯一的协整关系和单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     

环境规制政策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的机理研究:一个理论分析

环境规制作为社会性规制的重要内容,是政府的一项必要性职能,对环境治理起着重要作用.研究发现,激励企业技术创新的程度主要取决于环境规制政策执行的效果,受到环境问题的整体水平、企业的行业和规模、环境规制政策的科学性、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关系、环保机构的执行能力、政府领导者的执政理念、企业与政府的关联程度、公众的环保意识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因此,增强环境规制政策执行的效果有助于激励企业技术创新,进而提高环境治理水平,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环保税制下政府规制对企业减排的影响——基于演化博弈的分析

以新环保税制为背景,将环境保护税与政府其他环境规制行为结合起来,运用演化博弈理论,研究地方政府与排污企业的策略互动行为,并将公众举报纳入政府收益函数当中。基于地方政府及排污企业不同策略间净收益的大小,得到12种演化路径,以此为基础将企业减排创新的过程分为发展、成长和成熟期进行数值仿真。结果表明:政府监管强度对企业减排的影响程度视后者减排净收益大小而定,而前者强弱与否主要取决于监管成本的高低;企业减排发展初期过低的环保税率并不会引致企业进行减排技术创新;减排成长期的企业进行减排创新的决策则视政府策略而定;处于成熟期的减排企业则会主动进行减排技术创新。因此,在多种规制工具并行的前提下,政府应视企业所处发展周期的不同制定环保税率,同时辅以一定的税收减免和补贴力度,以降低企业治污成本,促使排污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向减排技术创新演化。     

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企业环保投资与环境责任水平

基于2014年试点实施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规定,研究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对企业环保投资及环境责任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实施促进了企业环保投资的增加与环境责任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对东中部地区和重污染行业企业的环保投资和环境责任水平有显著的正向促进效果。对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工作提出了建议。     

清洁生产环境规制与企业环境绩效

推动企业清洁生产对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利用2003年开始实施的行业清洁生产标准这一准自然实验,基于1998—2012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匹配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对清洁生产环境规制的环境治理效果进行评估。研究表明:清洁生产环境规制降低了企业污染排放强度,且这一减排效应在东部地区、国有、大规模及高耗能企业,在高技术和重污染行业中更为明显。进一步探究企业污染减排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清洁生产环境规制的实施能够倒逼企业从事绿色技术创新活动,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而实现污染减排,这为“波特假说”提供了微观层面的证据支持。此外,清洁生产环境规制通过强化市场选择机制加速了企业的优胜劣汰,这表现为清洁生产环境规制所形成的资金和技术壁垒提高了行业准入门槛,阻碍潜在企业的进入。对于在位企业而言,清洁生产环境规制在降低高生产率企业退出市场概率的同时也迫使低生产率企业不得不退出市场。     

环境规制对农户清洁取暖采纳行为的影响——兼论政府信任的调节作用

基于“目标群体回应行动评价政策及执行有效性”的思路,利用汾渭平原微观农户调查数据,以农户的清洁取暖采纳行动来评估“双替代”政策及环境规制执行效能。鉴于清洁取暖双重政策目标,将农户清洁取暖采纳分为采纳决策和采纳效果两个阶段。采用Heckman模型,从约束型规制和激励型规制两个维度分析不同环境规制手段对农户清洁取暖采纳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约束型规制对农户清洁取暖采纳决策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对农户清洁取暖采纳效果具有显著负向影响;激励型规制对农户清洁取暖采纳决策和采纳效果均有正向影响。控制内生性的IV-Heckman模型和PSM反事实估计结果支持了上述研究结论。运用同时克服环境规制内生性和样本选择偏差问题的IV-Heckman模型,从中央政府信任和地方政府信任两个层级拓展研究不同政府信任在环境规制对农户清洁取暖采纳影响中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中央政府信任在约束型规制对农户清洁取暖采纳中发挥增强性调节作用,地方政府在约束型规制和激励型规制对农户清洁取暖采纳中均发挥增强性调节作用。最后,提出环境规制政策执行应兼顾农户资本禀赋差异、提升地方政府信任度等对策建议。     

环境规制对企业竞争策略的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首先介绍了环境规制与企业竞争力关系的不同论点,指出环境规制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是受不同因素制约的。文章试图通过环境—竞争力矩阵这一方式来分析判断环境规制对企业竞争力影响的主要因素,并由此来确定不同企业的环境竞争策略,同时为国家有针对性地制定环境政策提供一定的依据。     

环境规制、企业社会责任与环境成本核算

环境成本核算的研究已经经历了几十年的历史,虽然理论研究方面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在实务运用方面却停滞不前。环境规制和企业社会责任的引入,促使企业将从社会总体角度考虑成本和收益的关系,增强企业环境保护意识,这必将推动环境成本核算的运用。     

外商直接投资、环境规制与雾霾污染——理论分析与来自中国的经验

在加快对外开放步伐和强化生态环境保护的背景下,探究外商直接投资（FDI）、环境规制与雾霾污染的关系,不仅为理解FDI如何影响环境提供新的视角,而且丰富了环境规制的研究领域。在Copeland与Taylor模型框架下,将雾霾污染分解为结构效应、技术效应、规模效应及规制效应,进而揭示FDI影响雾霾污染的内在机理,在区分正式环境规制与非正式环境规制的基础上,采用联立方程模型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对FDI、环境规制与雾霾污染的关系进行检验,并进一步运用门槛回归模型考察FDI引致的雾霾污染的阶段性特征。研究表明:（1）FDI对雾霾污染有双重效应:其通过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加剧雾霾污染,而通过技术效应改善雾霾污染。（2）环境规制在改善本地FDI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的同时,倒逼污染型FDI转移到邻地,阻碍了这些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与绿色技术进步,不利于全局环境治理。（3）FDI对雾霾污染的影响在总体上不显著,但前者对后者的作用受环境规制的影响;随着正式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FDI对雾霾污染产生先加剧、后抑制、再加剧的影响;当非正式环境规制强度跨越一定的门槛,FDI对雾霾污染的影响由"污染避难所"效应向"污染光环"效应转换。（4）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雾霾污染的影响有显著差异,非正式环境规制是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绿色技术进步、进而改善雾霾污染的更关键的因素。因此,在优化营商环境、实施分类环境规制、污染联防联控等方面的协同努力下,能充分发挥FDI的环境福利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