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主体半熟人社会”：水库移民外迁社区的重构

水利水电工程建设不可避免地造成水库移民。通过对浯溪口水库S外迁社区的个案研究,对水库移民外迁社区的社会样态进行了分析。水库移民安置过程往往伴随着移民原有村落的空间“脱嵌”以及外迁社区的空间“嵌入”。原有的移民村落是一个在差序格局主导之下的结构完整、关系网络紧密的熟人社会共同体;而在嵌入的外迁社区空间,生成了由水库移民与迁入地原住民组成的“双主体半熟人社会”。首先,“社会样态类型化”是“理想型”研究工具,“双主体半熟人社会”的概念建构是对水库移民外迁社区样态的理论化;其次,水库移民“双主体半熟人社会”的社会样态在结构维度表现为外迁移民和原住民群体组成的“事实”和“心理”同构的“双主体”;在关系维度表现为以“大杂居、小聚居”的居住格局和以“双主体”间内部“熟人化”为基础的“半熟人社会”;最后,基于S外迁社区“双主体半熟人社会”空间重构中经济、社会、政治空间的考察,认为外迁社区的空间治理需理解其社会样态,把握社会样态的内在机制和运作逻辑。     

空间:传统村落遗产保护的新视角

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社区研究方法确立了村落作为一个多重属性的社区空间所具有的独立性与特殊性。文化遗产及相关概念本身贯穿着"空间"的属性,传统村落作为一种整体性的新型遗产,更无法回避空间问题。文章运用人类学的空间理论进行研究,有助于传统村落遗产保护实践打破窠臼,构建保护新模式。只有视传统村落为动态的生态系统进行整体性空间化保护实践,才能体现村落真正的空间意义,让文化遗产扎根于村落社区。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村落共同体消解及地域共同体重建

从地域社会理论视角,以河南省新乡市M社区为例,系统性考察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村落共同体消解及地域共同体重建的实践逻辑。社会空间的集约化转型导致了传统村落共同体在社会边界、社会生活、社会关系等多重维度的消解,具体表现为地域边界、地域生活和地域功能不同程度消解,地域共同体重建具体包括基于特定节地率的地域边界重建、基于“户籍均沾”的房屋配置模式和轮流赡养安置策略的地域生活重建以及“大杂居、小聚居”原则下的地域公共性重建,就地域社会学理论视角而言,村落共同体消解及地域共同体重建的核心是地域社会整合机制,一方面,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传统村落共同体消解是一种建立在都市过密化和乡村疏离化产生的社会经济结构转型;另一方面,地域共同体是一个将都市和村落统合起来的统一体,是相互关联的有机整体,其实践过程充满动态性、统合性和关联性。     

城乡融合发展进程中村落共同体变迁及秩序重建

借鉴地域社会理论研究范式,从空间生成、制度规范以及主体行动三个维度构建中国村落共同体变迁的理论分析框架,并以城中村、超级村庄和新型农村社区为例,对比阐释其空间生成、主体重塑、秩序整合等方面的经验样态及实践逻辑。研究发现,乡土发展与村落转型的多元化动力机制及推进模式,使得中国村落共同体变迁呈现总体性、动态性,并在空间整合、制度转轨及主体重塑方面表现出复杂性、渐进性。因此,新时期城乡融合发展进程中村落共同体秩序重建,既要遵循村落共同体变迁与乡土社会转型的空间生成演进规律,调动村落共同体内生资源和居民主体性,实现传统村落共同体空间功能及其整合路径的现代性转型;又必须在新型地域性社会生活共同体意义上,实现乡土性与都市性、传统性与现代性的有序衔接和良性互动,将制度嵌合和机制转轨的社会代价和心理成本降到最低。     

湖湘村落家园共同体意识在现代乡村社区中的培育研究

传统村落是典型家园空间的聚落共同体和文明汇集的共栖地。湖南乡村正处于包括传统村落在内的乡村社区向现代乡村社区转型的时期,而现代乡村社区培育既包括社区空间的合理营造,也包括凝聚家园共同体精神的社区文化建构。湖湘村落蕴含的空间伦理、审美观照和“家园共同体”意识,是现代乡村社区文化培育的基础。探究传统乡村景观中的空间特性、艺术审美、家园共栖意识等社区精神的现代延续与话语转型,是培育现代乡村社区文化的重要路径。     

重构社会空间：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的实践路径——基于C市F社区更新的考察

当前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面临松散的社会空间环境难以自发形成,党建引领是社会空间再生产的关键载体。以C市F社区更新为案例,以基层党组织重构社会空间为着眼点,致力呈现“基层党组织引领”与“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之间的过程机制。研究表明,在松散的社会空间环境中,基层党组织经由共建层面的“组织整合”、共治层面的“利益整合”和共享层面的“价值整合”三重尺度重构机制,塑造了一个治理主体紧密联结、情感信任高度凝聚、集体行动有机团结的社会空间环境。其实质是基层党组织主动融入社区治理,通过强化和拓展社区治理能力促进社区空间再平衡,进而实现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的过程,党组织也依托基层社会实现组织拓展与权威塑造。     

信任:乡村社会结构变迁的社会资本基础——以江西省村落社区建设为例

江西省村落社区建设取得了众所周知的成就,已经在全国产生重要的影响。透视江西村落社区的变革,结合中国村落变迁历史可以看出村落在共同体和社会之间的变迁轨迹:从传统共同体到革命后的村落社会,从改革开放时代的经济社会到村落社区建设中的共同体回归。这一历史变迁中的核心变量是村落信任的变化,传统时代建立在宗族关系上的信任随着革命后的制度变迁被国家信仰替代,自由经济时代的物质崇拜也进一步替换了国家信仰,因此信任变得越来越淡薄。村落社区回归恰恰找回了村民之间的信任,因此积累了一定的社会资本,推动了乡村社区建设的发展。     

空间理论视角下易地搬迁安置社区的结构困境与治理逻辑——以G省S社区为个案

以G省易地扶贫搬迁安置S社区为个案，基于空间理论构建“空间分异-空间解构-空间区隔-空间赋权”的分析框架，探究易地搬迁安置社区空间变迁导致的结构困境及治理逻辑。研究发现：易地搬迁安置社区居民的空间分异，使其原有的物理、社会、精神和治理空间解构，并催生新的空间区隔，使空间结构从血缘熟悉体到地缘陌生体转变，制约着安置社区共同体秩序的形成；应通过空间结构-空间关系-空间实践-空间发展的多重空间赋能逻辑，挖掘、整合和激活居民空间场域中的潜在动力，赋予空间流变基础上生产的物理、社会、精神和治理空间内在能量，化解易地安置社区共同体障碍并助力基层治理共同体建构。     

城市社区的三重性及其危机:兼论建构何种社区治理秩序

社区向来被视为一个地域性的日常生活共同体。随着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的逐步深入以及都市社会运动的兴起,城市社区除了作为日常生活的共同体以外,一方面被建构为国家治理的基本单元,另一方面被赋予治理单元、市民空间以及日常生活共同体的三重性。在城市社会加速转型的当前,城市社区的发展呈现深度危机,其合法组织的身份面临挑战,市民空间发育遭遇瓶颈,日常生活共同体的公共性阙如。城市社区治理意味着在国家权力向社区持续渗透的背景下,以社区为平台实现国家、社会以及个人三者关系的有序建构,进而打造一种立体化的治理网络。     

治理视域下社区共同体建构逻辑与完善策略 ——基于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社区治理案例解读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制度,社区共同体作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延伸,对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起着重要作用.文章在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及建构主义理论基础上,结合实地社区治理案例考察,从共识、行动、结构三个维度研究了新时代治理要求下社区共同体的建构逻辑与完善策略.研究表明:社区共同体意识来自于共同体价值的认同、凝聚和引导,强调了共同体建设的责任和义务;社区共同体行动涉及共意性行动目标形成和整合效能,包括社区空间资源整合和组织整合下的合作平台搭建;社区共同体共治结构是共识达成和行动过程中社区主体间关系从树状分离向网状连接的转化.     

浅谈历史村落"社区与景区"耦合作用机制 ——以山西省榆次后沟为例

快速发展的历史村落旅游在村落社区发展与旅游开发博弈过程中突显出矛盾复杂化、过度旅游化等问题,因此景区型历史村落作为村民生活的社区,与旅游发展的景区之间的互动关系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以系统科学的思想构建历史村落"社区与景区"一体化系统,从空间要素、社会功能和组织结构3个方面对耦合系统作用机制进行了分析.然后以山西省榆次后沟为例探讨同一地理空间范围的景区型历史村落"社区与景区"耦合作用机制,指出后沟古村社区与景区互动发展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旅游发展弱化了社区功能,景区管理受社区制约较多,景区功能尚不完善,并提出了后沟古村社区与景区耦合发展的建议.     

重读经典：社区建设的“新空间”与“新精神”

在对滕尼斯经典理论的重读和现代性的分析之后,文章认为,当下的社区从空间结构上分立为地域共同体和脱域共同体.因此,社区研究和社区建设必须摆脱仅仅重视地域共同体的倾向,要逐步拓展脱域共同体研究的"新空间";社区建设的目标要摆脱"传统共同体精神"的意蕴束缚,培育现代社区公民的"新共同体精神",构建一个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公民社会.     

撒拉族村落空间结构及空间观

本文通过对撒拉族庭院、村落与村落之间以及整个撒拉族社会村落布局的考察,分析了撒拉族村落的空间结构及撒拉族的空间观。     

从闹元宵到宗族共同体:豫东南送灯习俗的社会学考察

元宵节诞生后便不断演进和发展,其鲜明的特色是从最初的祭祀活动向大众娱乐转变。虽然元宵节庆活动具有情感宣泄、社会整合的功能,但是随着时代变迁,城乡居民参与节庆活动已然开始出现蜕化。然而豫东南农村地区的元宵节庆活动却在送灯习俗的传承中获得了持久的生命力,宗族活动维系的共同体生活作为一种社会支持网络转变为在外务工的相互提携。豫东南送灯习俗通过把村落地域和流出的村民捆绑在一起,跨越并弥合了人情味浓郁的社会共同体与政治经济共同体之间的鸿沟,这种形式的农村村落个体间广泛参与、交流与互动的公共空间的建构和共同体生活的维系铸就了宗族共同体重塑与再造的契机。     

从大召变迁看共同体的构建 ——基于空间社会学的视角

[提要]以空间社会学的视角审视大召及其周边的变迁,这是一个从宗教化空间到商业化空间再到符号化空间、网络化空间的演变过程。在此过程中,民族共同体是空间的行为者,文化认同是凝聚和团结共同体的核心要素,国家和国家在场对共同体和文化认同的形成起到了主导和推动作用。网络空间的异军突起,使得传统空间的区分、互动、认同、矛盾等问题显得空前复杂。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今天,中华民族和中国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空间,考察和研究其变迁成为重大时代命题。     

城市空间社会学视域下拆迁安置社区的实地研究

拆迁安置社区的形成是我国城市空间重构的重要表征,是一个兼具社会性、政治性和经济性的多元场域,折射出传统村落居住空间向现代城市居住空间转换过程中的各种空间冲突。借助列斐弗尔城市空间社会学理论,依据社会空间类型学,将H社区拆迁安置空间的变迁分为“差序空间”、“离散空间”和“差异空间”。在分析其空间生产的过程中,探析农转非社区空间冲突的根源,并试图构建消解空间冲突、走向理想型差异空间的路径。     

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宗族组织与乡村共同体再造

进入风险社会时代,基层社会治理遭遇严重挑战。“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侧重于风险酿成危机后的善后治理,是“排山倒海”地危机应对,还是力量下沉、着力于细微之处的风险预警、社区应对和民众动员,这是需要引起重视的重大现实问题。倡导基层治理创新之于农村村落,迫切呼唤应时代之需的乡村生活共同体的重塑与再造。文章基于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期间对豫东南地区S县的田野考察,发现基于宗族构成熟人社会的乡村社区通过集体防疫抗疫、积极复工复产,宗族共同体集体行动和国家的疫情防控基层治理需要形成了内在一致性:一是宗族组织的积极动员与有效倡导,形成了基层社区早期防疫秩序的建构与表征；二是宗族组织建构了外出务工者可资利用的关系网络,强化了陌生人社会的社会资本的形成；三是宗族传统习俗的适时权变,带来基层社会内部治理效能的改善。宗族组织通过一种共同体生活维系的形式,服务于把乡村地域社会建设成为风险社会时代有恢复能力的共同体型社区,实现了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乡村共同体的重塑与再造。这种对国家基层治理能力有效补充的形式与内容,值得持续地研究与探讨。      

南岭民族走廊传统村落的多维空间实践及其演化——以瑶族传统村落为例

[提要]作为中国社会小而精的完整“切片”,村落是涵括物质空间、社会空间和精神空间的复合体。村落多维空间是空间认知、环境感知、营建智慧的外化,也是社会关系、文化信仰、文化逻辑的实践场域。南岭走廊瑶族传统村落主要有山地型和平地型两种,本着尊重环境、敬天法祖的理念,瑶人构建了注重风水、景观、界域的物质空间,以公共空间、社老制、瑶老制等为纽带的社会空间,以祭社、安龙、盘王节等仪式空间为核心的精神空间。村落空间形态经历了游耕、定居、现代化三次依时间叙事的空间实践和演化,目前瑶族村落面临的空间重构值得关注。     

社区参与、仪式庆典与村落整合——以广西恭城平地瑶盘王节为例

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构建生活空间与社会网络是我国广大乡土社会的基本形貌。仪式庆典对传统村落以及区域社会、文化整合起着重要作用,其中,社区参与模式和村落整合程度密切相关。广西壮族自治区恭城瑶族自治县水滨村平地瑶盘王节采取政府引导、瑶学会指导、村民主导三位一体的模式,产生了持续而广泛的影响。三排六姓村落成员自觉、有效、充分的社区参与,不断传续、再造村落社区关于族群迁徙和盘王崇拜的集体记忆,增强了村落共同体的凝聚力,促进了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     

易地搬迁移民社区文化治理的实践逻辑——以陕南G社区为例

易地搬迁移民社区在实现居住空间变革的同时,也使原有的互助空间、社会交往空间、礼仪空间、心理文化空间、娱乐休闲空间走向瓦解,面临从乡土文化向现代文明转型的过程。新型文化空间的构建遵循了国家权力自上而下的外生型“官治”治理和社群自下而上的内生型“自治”治理逻辑,一方面,作为外生型的行政治理机制的公共文化嵌入,通过公共文化设施的修建、文化资源的下乡、文化活动的开展实现社区文化共同体的重构,国家通过文化的柔性治理技术将社区作为国家治理单元,奠定了国家政权稳定的社会基础;另一方面,作为内生型的自我治理机制的村落文化的延续,通过船桥会的延续、农民丰收节的开展等各种民俗节庆活动和自发的社交聚落,有效应对文化失调导致的个体化焦虑,通过增加集体记忆塑造社区共同体的情感能量,从而实现社区空间的文化治理。在社区治理实践中,唯有加强外生型他治与内生型自治的协同治理,才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上下互动的和谐社区,实现社区治理的善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