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疫情下的农村封闭式治理：情境、过程与结果——基于桂中H村的调研分析

小农户分为纯小农户、农业兼业户、非农兼业户和非农农户四种类型,乡村振兴视角下探索分化小农户的差异化发展路径尤为重要。混合型发展基于高度分化和异质化的小农户群体特征,分别采用转型之路、多元之路、特色之路和选择之路,统筹推进四类小农户实现分型发展,综合推进小农户嵌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引导小农户积极融入业态培育和产业培育当中,助力农业农村新旧动能实现平稳转换。     

中国的农地流转：政策目标、面临挑战与改革思考

促进规模经营及农业发展、保障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利和防范农民失地以维护社会稳定是我国农地流转政策的三大目标。当前,我国的农地流转方式主要是土地经营权出租,其他方式的流转比例很低。随着大量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和农民群体的分化,农地流转面临着政策目标失焦、多个政策目标不够协调、流转实践存在不少困难等挑战,越来越难以满足农业发展的需要。因此,应当深化农地制度改革,加快农地流转政策调整,将粮食生产和现代农业发展作为根本目标,更好地发挥集体经济组织的作用,创新农地流转及利用管理方式,推动农地权利向真正务农者长期稳定转移,实现农地与农业劳动力的优化配置。     

江苏农户经营行为分化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江苏第一次农业普查资料并结合住户调查资料,分析农户经营分化的经济差异及其成因一、农户经营分化概述本文农户兼业类型的划分依据农业普查办公室的标准：以从业人员的主要劳动投向来确定,将农户分为纯农业户、农业兼业户、非农业兼业户和非农业户。农业普查数...     

征地与农户收入结构变化：对九江和襄阳农户数据的分析

失地农户收入结构转型问题是关系农户生计和社会稳定的迫切问题。利用九江和襄阳621个失地农户两阶段调查数据,考察失地前后农户收入结构的变动情况,并进一步分析失地前后不同兼业类型、劳动力规模和失地程度农户收入结构变动的异质性。结果表明：与征地前相比,征地后农户农业性收入比重急剧下降,而工资性收入比重大幅度上升,失地后农户生计更加依赖于非农务工,尤其是本地非农务工;不同农户兼业程度、不同家庭劳动力规模和不同失地程度的农户征地前后收入结构的变动表现出显著的差异性,其中纯农户和农业兼业户农业性收入下降幅度显著高于非农兼业户和非农户,劳动力规模越大,失地程度越严重,农户家庭工资性收入比重提高幅度越大。     

生计禀赋对农户参与农田保护补偿政策成效的影响——以成都311户乡村家庭为实证

以率先在全国探索农田保护经济补偿创新实践模式的成都市为实证,基于4个乡镇12个村311户乡村家庭的调查,运用典型相关模型从农户家庭生计禀赋差异的视角探索农户参与补偿政策成效,为定位参与补偿政策相对有效的农户类型及重点对象提供参考依据。研究表明：兼业经营户参与农田保护补偿政策成效评价表现最好(0.153 7),非农经营户评价值最低(0.120 4),而禀赋异质的农户家庭对于政策实施成效的感知状况不同。政策满意度是决定农田保护补偿政策实施成效的首要指标,农户的自然资本和金融资本对于感知政策满意度最为敏感;农业生产积极性是反映政策实施效果的另一指标,和农户的家庭物质资本禀赋有较大的关联。其中,家庭自然资本及物质资本正向影响农业经营户参与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影响兼业经营户感知政策效应的指标按重要程度依次是家庭社会资本、金融资本及物质资本;家庭金融资本与非农经营户的政策实施满意度相关,相关部门可根据农户家庭的生计禀赋状况采取相应对策。     

完善配套政策体系推进农地市场化流转

农地市场化流转是一项社会性的系统工程。实现农地市场化流转既要求建立规范的流转机制,也需要完善相关的配套政策。该文认为应从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大量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加大农业扶持力度、培育企业家类型的专业农户等方面加以完善。     

农业技术推广政策满意度影响因素分析——以江西省种稻大户为例

以江西省种稻大户为例,实证分析了农户对农技推广政策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发现作为中间变量的农业部门技术指导服务评价、农机补贴评价、种稻大户应用技术奖励和扶持评价直接影响农业技术推广政策满意度;初始变量中除农户身体状况、是否科技示范户、家庭人口数、是否丘陵地区、所在地农业基础设施条件会直接影响农业技术推广政策满意度之外,年龄、教育水平、生产规模、是否为村组干部、外出务工人数、是否平原地区等因素都是通过影响中间变量来影响满意度.     

个体特征、家庭特征与农民专业合作社扶持政策满意度——基于江西省605个农户样本调查数据

在相关政策扶持机制理论研究中,农民专业合作社扶持机制是引人注目的领域之一。在认真梳理该领域主要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分析个体特征与家庭特征对农民专业合作社扶持政策满意度影响。结果表明,合作社农户对扶持政策满意度总体上还比较低,作为中间变量的科技扶持评价、税收减免评价、贷款贴息评价、项目扶持评价、信息咨询评价、品牌扶持评价都直接影响农民专业合作社扶持政策的满意度,初始变量中除文化程度、家庭人口数、经营规模、家庭居住地、乡镇经济发展水平直接影响合作社扶持政策满意度外,年龄、婚姻、村居民收入水平等因素间接影响农户对合作社扶持政策的满意度。     

农户对政府抗灾政策的满意度分析——基于鄱阳湖地区592个农户调查

气象灾害的发生会给农户造成重大损失,政府相关部门和机构在灾害发生时会给农户提供抗灾政策支持,农户对抗灾政策的满意度直接影响到抗灾政策的有效实施。选取鄱阳湖地区592个农户的实地调研数据,运用有序Probit模型分析农户对政府抗灾政策的满意度及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在户主特征、家庭特征和外部因素三类因素中,户主特征中的户主性别、务农年数、是否从事非农工作,家庭特征中的家庭人口数、家庭人员中是否有村干部,外部因素中的获取灾害信息的手段、给予灾害措施的机构以及灾害发生时是否得到资金补贴、技术指导和物质补贴等因素对农户满意度会产生显著影响;户主年龄、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户口类型对农户满意度的影响不显著。     

粮食补贴政策对农户非农就业时间的影响分析——基于安徽省天长市的调研数据

采用对安徽省天长市农户的实地调查数据,运用Tobit模型分析粮食补贴政策对农户非农就业时间的影响。结果表明:仅考虑单个粮食补贴政策变量的情况下,粮食补贴金额对农户非农就业时间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提高粮食补贴金额在一定程度上会减少农户非农就业时间供给;在考虑多变量的情况下,粮食补贴金额对农户非农就业时间的负向影响并不显著,主要原因是受教育程度较高、家庭务工子女数较多、家庭劳动力数量较多的农户对粮食补贴资金的刺激性不太敏感以及粮食补贴金额对农户农业收入的贡献有限;不管是否考虑所有变量,农户对补贴方式的满意度评价对农户非农就业时间都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农户对补贴方式的满意度越高,其减少非农就业时间的可能性就越大。提出要充分发挥粮食补贴政策的积极作用,应进一步完善补贴金额、补贴方式,提高农户满意度。     

农户农地转出满意度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安徽省5县（市、区）574份农户调查数据,分析农户农地转出满意度影响因素,为引导农地有序流转,提高农地流转效率提供参考。研究发现：农户对农地流转过程中各类风险的预期、农地流转政策执行过程及效果是影响其农地转出满意度的决定性因素;农户应对农地流转表现出较为显著的经济理性;农户性别、受教育程度及家庭年收入对其满意度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因此,农地流转过程中应慎重对待各类隐性风险,建立严格的风险监管机制;充分尊重农户意愿,保证农民参与权,同时积极引导农业规模经营;完善利益分配机制,强化流转租金管理;为受教育程度较低及女性农民提供就业培训,进一步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     

农业机械应用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基于CLDS数据的分析

基于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运用工具变量法实证分析农业机械应用对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的影响.结果表明:农业机械应用对非农就业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农业机械应用水平越高,农户家庭劳动力从事非农就业的可能性越大,非农就业人数比例越高,不考虑内生性问题将低估农业机械应用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进一步的机制分析显示,农业机械应用通过减少单位土地农业劳动力投入与改善农户健康状况来促进农户家庭劳动力非农转移.此外,户主年龄对农户家庭劳动力非农转移有倒"U"型影响;户主文化程度为高中、大专、本科以及户主健康状况和村庄交通状况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劳均耕地面积与是否获得农业补贴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具有显著负向影响.政府部门应多措并举强化政策支持力度,不断提高中国农业机械化水平,以进一步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     

贫困山区农户生计分化特征及其治理方向——基于山东沂水县农村的实证调查

以山东省沂水县为例,通过对１６个典型样点村所作的参与式农村评估调查, 选取农户就业、收入和时间３个指标探索农户生计结构特征,并基于农户就业主导行为及其 地域差异,对农户县域外非农就业、农户县域内非农就业、农户兼业和农户农业生产４种类 型进行了测算分析,以期准确识别农户生计分化的特征与趋势.结果显示:县城近郊农户生 计非农化突出,农户多选择县域内非农就业,农户非农就业和时间投入与收入结构比例一 致;远郊传统农区农户自主非农化发展趋势明显,农户多选择县域外非农就业,农户生计分 化行为与传统农区经济结构环境不一致;兼业农户非农化就业不稳定,但农户非农化就业的 倾向明显;农业生产农户多选择种植经济作物作为农业收入的来源,形成了不同特色的经济 作物种植区,农户开展规模化农业生产的潜力大.提出政府应根据不同类型农户生计分化 特征及其所表现出来的发展趋势,作出针对性的政策安排.     

简论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调整农村产业结构,组织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对于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当前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可以是完全脱离农业的转移,也可以是兼业性的转移,我国近几年出现的是后一种情况,即他们或搞季节性转移,农忙务农,农闲干别的;或用辅助劳动力务农,主要劳动力进入非农产业;如此等等。有的同志认为,兼业农户     

前景理论视角下兼业农户的土地流转行为决策研究

在不确定性环境下,农户的农地转出决策行为出现诸多非理性现象。将兼业农户分为以务农为主的兼业农户Ⅰ和以务农为辅的兼业农户Ⅱ两类,从前景理论的视角对兼业农户的农地流转行为进行分析发现：不同的兼业农户具有不同的风险偏好,并依据风险偏好做出农地流转决策;两类兼业农户都不倾向于转出农地,兼业农户I不转出农地的主要原因是追求土地收益的确定性,兼业农户II不转出农地的主要原因是不在乎农地转出的租金收益。     

中国的农业转型——基于农村四十年发展历程的思考北大核心CSSCI

中国农业正在经历快速的转型,就小农生产何去何从、中国农业将会走向何方等问题学界仍存有较大争议。有鉴于此,本文力图在当下中国农业转型问题的讨论中引入一个历史的维度。基于农村四十年的发展历程,重点从农地制度的演变、农民群体的分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兴起等三个方面梳理中国农业转型的具体历程。研究发现,第一,中国农地制度一直是在稳定土地承包关系和实现适度规模经营两个矛盾面向之间演变发展。“三权”分置政策的出台调和了上述矛盾,但其结果是农地出现被部分商品化的倾向,土地集体所有制对小农生产所具有的保护作用不断被弱化。第二,日益深化的商品化进程,不断冲击农户的兼业模式,在边缘化大部分农户家庭农业生产的同时,推动着一个中农群体的产生;同时,又不断分化农民群体,使得大农与小农的分化趋势愈发明显。第三,在农业产业化战略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逐步兴起,但他们并没有带动和组织小农生产发展,反而是全方位地排挤和吸附小农户。上述三方面的变化正推动着中国农业生产从小农农业经营体系向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转变,而这一转变对小农户所产生的不利影响应当引起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的重视。     

土地政策的农户认知及其农地转出响应研究——基于山东省287份农户问卷调查的实证北大核心CSSCI

基于山东省287份农户调查问卷,综合运用Heckman二阶段模型、主成分分析和比较分析法,分析农户土地政策认知及其农地转出的响应机理。结果表明,农户对土地政策认知的总体水平和农地转出比例均较低;对农户整体而言,土地政策认知水平提升对农地转出意愿和行为的发生概率提高具有重要促进作用,但不同类型农户的农地转出意愿和行为对土地政策认知的响应存在较大差异;土地政策认知对农地转出意愿和行为的影响力处于中等水平,家庭特征、区位因素和社会保障的作用程度相对较大,资源禀赋的作用最小。为了促进农地流转,实现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应提高农户的土地政策认知水平,提高农民非农收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非农职业因素对农户兼业结构及其离农意愿的影响

推动农户兼业行为演化及其离农决策的最终动力是家庭成员非农就业发展,而非农职业因素构成了衡量非农就业水平的核心特征。本文基于农户视角,分析了作为农户家庭主要劳动成员的夫妻双方非农职业层次、收入及安全风险等不同非农职业因素对农户兼业结构类型及其离农意愿之间的理论影响机制,在此基础上,分别运用有序Probit模型和二元Logit模型对长三角地区1036户农户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夫妻总体非农就业水平的提升,对推动农户非农化兼业结构升级,增强其主动离农意愿具有显著积极作用。进一步比较发现,其中非农职业层次因素对经济更发达地区农户的兼业结构发展影响程度较大,而作为女性的妻子职业安全风险因素对次发达地区农户离农决策影响更为显著,但总体上即期收入因素的影响并不明显。文章认为要把促进兼农成员的非农就业发展作为推动其家庭兼业结构升级,进而最终主动离农的重要政策切入点;在当前农地征用补偿政策中,要重视扶持失地农民的非农职业层次提升和职业安全风险降低等长期非农就业发展之"能力补偿",而非仅关注短期"收入补偿"。     

我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初探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如何增加农民收入,实现途径是培育和完善农村要素市场,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保持农业的稳定、持续发展。所有这些问题的最终解决都直接或间接依赖于农村金融的发展和支持。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主要以市场化为改革方向。金融体制改革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环节,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处置和农村金融体制改革。该文通过分析我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历程与存在的问题,指出农村金融体制改革面临的障碍与农户融资的困难,并对我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提出了具有建设性的政策建议。     

基于不同农户分化类型的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需求研究——来自陕西高陵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可持续生计资产理论,将陕西省1469户农户依据生计资产配置结构分为五种类型,研究农户分化类型及其农地抵押贷款需求,分析发现农户分化明显,五种类型农户呈现三个总的向度:一向度为农业人力贫困型和关系贫困型农户、二向度为非农负债发展型和富裕型农户、三向度为均衡发展型农户.分化农户对农地抵押贷款需求呈"U"型,负债发展型、人力贫困型和关系贫困型农户对农地抵押贷款需求旺盛,非农富裕型和均衡发展型农户对农地抵押贷款的需求不强烈.为满足分化农户贷款需求变迁特征,发挥农地抵押贷款农户增收作用,丰富分化农户生计资产,促使一向度农业贫困型农户向二、三向度农户转化,提出对不同生计资产配置类型农户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实行"差异供给"、创新农信社贷款产品、组建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就业培训等深化农户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改革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