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歧视还是人力资本差异?——对城城与乡城流动人口收入差距的布朗分解

运用2012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采用Brown分解方法研究了城城和乡城两类跨县流动人口的收入差异。结果发现：教育等人力资本因素可以解释两者之间大部分就业机会和收入差异;户籍歧视可能是由户口所在地（即本地与外地）的差异,而非城乡户口性质差异导致的。仅靠取消城乡户籍差别难以提高乡城流动人口的收入,也难以让他们沉淀下来。     

农村大学生的职业生涯机遇——基于全国综合社会调查的实证分析

农村大学生是当前城市劳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采取群体比较的视角,研究农村大学生和其他相关群体的职业生涯机遇及其影响要素。CGSS2010数据分析表明:(1)农转非大学生和城市大学生拥有相同的机会进入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业,拥有同样机会获得精英职业地位,经济收入水平不相上下;(2)即使获得了大学文凭,如果没有实现农转非,农村户籍身份也会降低农村大学生的职业生涯机遇,单位地位、职业地位、收入水平都比城市大学生低;(3)在非大学生群体中,农转非也将提升农村背景的城市劳动力的上述职业生涯机遇。文章性地提出当前城市劳动力存在六大社会群体的观点,通过实证分析,理清了户籍身份和高等教育对于职业生涯机遇的影响性质和程度。     

民族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及其变化的实证分析——来自于CHNS的数据

基于1989-2009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8次农村家户数据,运用收入不平等的要素分解方法,分析了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居民家庭收入及收入差距的现状、变化以及影响因素等。实证结果表明,少数民族地区农村收入不平等始终处于较高的水平,且有不断升高的趋势。就影响收入差距的因素而言,农业收入因子是不平等促减的,家庭经营、工资以及再分配等收入因子是不平等促增的,并且工资收入因子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最大;除1991年以外,其贡献都超过40%。至于收入不平等的变化,则主要归因于农村居民家庭收入的结构性效应。     

生计资本与农户收入:来自新疆深度贫困地区的经验证据

生计资本是农户维持生计的基础和实现全面发展的保障。该文基于2015—2017年新疆深度贫困地区农户调查数据,运用面板分位数回归和夏普利值分解等方法,分析生计资本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并得到以下研究结论:(1)生计资本能够显著提高农户家庭的总收入水平,其中社会资本和自然资本的增收作用更为显著;(2)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与心理资本拉大了农户家庭总收入差距,而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能够缩小农户间的收入差距;(3)自然资本、金融资本和心理资本是提升农户农业收入的主要影响因素,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更有助于增加农户非农收入;(4)自然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是造成农户收入差距的主要微观基础,相比之下心理资本虽然不是造成收入差距的主要影响因素,但其对收入水平差异的影响呈现逐年增强趋势。     

互联网使用对农户收入差距影响研究——基于CGSS数据的实证分析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目的在于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收入。缓解农户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对于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以及社会经济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与此同时,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为社会生活带来了深刻变革,并且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互联网经济发展对效率和公平产生深远影响,并深刻改变农村家庭收入差距的形成机制。那么,互联网技术在提高农民收入的同时,能否缩小农户收入差距？厘清互联网使用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对于充分发挥互联网的积极作用、平衡和促进农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文章基于CGSS2015的调研数据,采用再中心化影响函数回归方法(RIF),探究互联网使用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并进一步探讨这种影响在不同情境下的异质性。研究表明:第一,互联网使用能够显著扩大农户收入差距,并且农户受教育程度较高时,互联网使用对收入差距的扩大效应更明显。在经过稳健性检验之后,该结论依然成立。第二,互联网使用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在互联网发展程度较高、社会信任水平较高以及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互联网使用对农户收入差距的扩大效应更显著。第三,进一步分析互联网使用影响农户收入差距的作用过程后发现,高收入农户的互联网使用频率和互联网使用回报率显著高于低收入农户,这是互联网使用扩大农户收入差距的内在机制。与已有研究相比,文章的主要贡献在于:基于互联网普及带来的"数字鸿沟"探讨互联网使用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为理解农户收入差距的扩大提供新的视角,扩展收入差距理论的研究范畴;基于区域差异和制度环境探究互联网使用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异质性影响,为缓解农户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提供新的经验证据和决策依据;从互联网使用的获取差异与回报差异的视角分析互联网使用影响农户收入差距的作用过程,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其内在机制。     

共同富裕目标下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实现路径 ———基于生计多样化视角分析

生计多样化是农户分散风险冲击、增加家庭收入的重要生计手段,有助于提高 底层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助力农户脱贫增收.但生计多样化能否缩小不同收入群体之间 的收入差距,取决于现实中生计多样化对农户整体收入分配的影响.基于全国性家庭调查 数据,采用再中心化影响函数回归方法,实证分析了生计多样化对农村家庭收入不平等的影 响.研究发现:生计多样化具有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能够有效缓解农村内部收入不平等. 具体地,多样化生计活动突出表现为“益贫性”的特点,在缩小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差距、扩大 中等收入群体方面作用显著.基于收入结构的不平等分解结果显示,务工收入对家庭总收 入不平等的贡献最大,务工收入的增长有助于改善总收入不平等状况.特别地,对于生计多 样型农户,务工收入增加１％,总收入不平等会减少４％.此外,分区域分析发现,生计多样 化能够明显改善中西部地区农村家庭收入不平等,但对东部地区影响不显著.由此认为在 低收入的农村地区应提倡生计多样化,以有效推动相对贫困治理、促进相对低收入群体加快 迈入中等收入群体.     

影响农户收入内部差距的“干中学”效应——基于我国渔民和非渔民农户的实证研究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转变农民收入增长模式是我国未来农业经济建设领域的重点工作。当前,低收入农户遭受的挤压效应导致了我国农村居民收入的分化加剧,农村高收入和低收入间的差距不断拉大、农民经营性收入增长不均衡成为我国“新三农”问题的主要构成之一。“干中学”作为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的重要概念,是技术内生化增长模型的主要内容。当前,我国农户经营收入出现了显著内部差异,“干中学”效应对农业经营收入的影响作用日益凸显。研究“干中学”效应对农户收入内部差距形成的作用机理有着重要现实意义。为此,基于柯布道格拉斯函数模型,将“干中学”效应嵌入到人力资本因素当中,通过实证研究对我国渔民与非渔民群体的收入差异进行分解,得出了“干中学”效应对渔民农户收入增长有显著促进作用等结论,提出了政府应加强对农业生产实践活动的培训指导以增强“干中学”效应在农户收入增长中的促进作用等政策建议,以期为我国农户收入增长出现结构性失衡、农户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等问题提供解决思路。     

居住证制度对在沪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的影响——基于上海市居住证评估调查的实证分析

以推拉理论为理论框架,使用复旦大学人口与发展政策研究中心2018年11月有关上海市居住证评估的微观调查数据,运用Probit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PSM)的计量方法,研究居住证制度对在沪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居住证制度会显著提高在沪流动人口的城市居留意愿,通过稳健性检验倾向得分匹配法(PSM)控制选择性偏差后,上述研究结果保持稳健。交互分析结果说明,居住证对租房的在沪流动人口的城市居留意愿具有抑制作用,对自购房的在沪流动人口的城市居留意愿具有促进作用。此外,异质性检验的结果表明,相较于农村户籍在沪流动人口,居住证制度对城镇户籍在沪流动人口的城市居留意愿影响更大。并且,在沪流动人口个体特征、在沪工作生活情况、心理因素和家乡留守情况对其城市居留意愿都产生了显著影响。     

我国地区收入差距、流动人口与 刑事犯罪率的实证研究

地区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与刑事犯罪率的快速攀升,是我国社会转型期出现的两个重要社会现象。地区收入差距所引发的跨省流动人口又与刑事犯罪率显著正相关,因此,控制流动人口因素是准确测度地区收入差距与刑事犯罪率相互关系不可忽视的问题。通过分解跨省流动人口方法,可以解决两者存在的共线性问题。当某地区居民收入水平每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1个百分点,则该地区刑事犯罪率将下降0 .44-0 .49个百分点,上述负相关关系在1%水平上显著。该系数远大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相关系数,表明在诸多收入差距因素中,地区收入差距是影响我国刑事犯罪率的最主要因素,上述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中均成立。     

数字金融与农户内部收入差距——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研究

数字金融打破了传统物理网点的局限,提升了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从而直接或间接减缓了农村贫困,然而其对农户内部收入差距究竟有何具体影响?文章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运用再中心化影响函数回归(RIF)方法,从收入结构性角度细化剖析数字金融对农户内部收入差距的作用机制及贡献。研究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对农户收入存在显著的减贫增收效应,且能够拉大农户内部收入差距;从收入结构性分析,数字金融发展能促进经济增长带动非农就业增加,但农户存在教育程度和社会关系网差异,从而导致农户工资性收入差距呈现拉大趋势;数字金融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信贷约束对农户农业和非农业生产的资金投入限制,但由于存在“使用差异”,农户内部经营性收入差距拉大;数字金融通过拓宽金融产品和理财的渠道,虽弥补了“二重排斥”中的“工具排斥”,但由于农户“自我排斥”依然存在,导致财产性收入进一步拉大;异质性分析表明,在高物质资本、高社会资本或高人力资本农户群体中,数字金融拉大农户内部收入差距的效果更为显著。基于上述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应主动关注农村基础教育水平,扩大农村受教育的人口基数,提高数字金融知识宣传的广度与深...     

劳动力市场多重分割下的城乡劳动力工资差异及其分解

文章主要回答多重分割下的劳动力市场城乡户籍劳动者工资差异问题。采用CFPS2014基线调查数据，基于Neumark和Brown分解方法，考察中国劳动力市场多重分割下城乡户籍劳动者的工资差异及其原因。结果表明，中国行业、所有制、职业与区域城市劳动者的工资水平明显高于农村劳动者；Neumark分解的结果表明，城乡户籍劳动者工资差异的82.24%是由劳动者个体特征引起的，教育水平的差异是引致城乡劳动者工资差异的主要原因；还有17.76%的差异由户籍歧视造成。进一步Brown分解显示，无论在行业、所有制、职业及区域分割下，就业机会差异均不是导致城乡户籍劳动者工资差异的主要原因，部门内部城乡户籍劳动者同工却不同酬是户籍歧视的主要原因。文章在两个方面丰富了现有研究：利用Neumark和Brown等多种工资分解方法深入分析劳动力市场多重分割对城乡工资差异的影响，从劳动者个体特征和市场歧视两个视角为城乡户籍劳动者工资收入差异的特征事实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释；采用微观数据考察城乡劳动者工资差异，更加深入揭示中国劳动力市场多重分割背景下城乡户籍劳动者工资的微观差异，为劳动力市场多重分割对城乡户籍劳动者工资差异的影响提供了最直接的经验证据。     

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的调查报告——基于兰州市的问卷调查

对在兰州市工作的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进行问卷调查,统计结果显示,很大一部分人并不愿意把户籍迁到城镇,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处于犹豫状态。针对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有必要从个体特征因素、个体经济因素、家庭因素、居住因素、心理成本因素和社会融合因素等6个方面,分析影响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的主要因素。     

农户农地转出行为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云南省晋宁县的调查

以云南省晋宁县的农户调查问卷数据为基础,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对农户农地转出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影响程度进行了定量分析。实证结果表明:农地面积、农业劳动力状况、年人均纯收入、非农收入比重、农地在家庭养老保障中的重要性、农户年龄对转出行为具有显著影响,但不同因素的影响程度和方向存在差异。最后提出了发展第二、三产业,加强农村教育,发展流转中介组织,稳定农民土地承包权,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等政策建议。     

广东省城乡收入差距及其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基于分项收入的视角

本文基于分项收入的视角,构造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系数,从理论与实证两个方面对广东省1993—2011年的城乡收入差距、分项收入差距及其收入差距效应进行分解和测算,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利用分项收入差距系数构建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分项收入差距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并得出结论,提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和消费差距的政策建议。     

我国推进城市改革以来城乡两极分化的演化——基于居民收入的实证分析

通过对我国城乡居民收入的两极分化演化及发展趋势进行实证分析,1990～2006年期间,我国居民收入两极分化与这一时期的改革历程是基本吻合的,并且总体上在震荡中上升,但上升速度低于收入差距扩大的速度;当前我国居民收入两极分化的程度是比较适度的,并且在一个时期内还将会在震荡中略有上升。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要减缓或降低收入两极分化上升速度的相关政策建议。     

广东农户生计模式及面临的困境与对策——基于广东省龙门县农户生计的调查

依据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对广东省龙门县农户生计进行调查研究,发现贫、富、中三类农户收入差距,首先来源于其所拥有或支配的生计资本,富裕户拥有或支配的自然资源数量远多于贫困户,且三类农户之间生计资本重要性的顺序不同,对贫困户而言社会资本最为重要。自给性农业及外出打工是不同类型农户的生计模式中共同的组成部分;其次来源于种植果树与林木的数量及商业化经营活动,富裕户多从事规模化种植或小型加工等商业化经营活动。农户生计活动陷入农业生产成本上升、黄龙病威胁柑橘主导产业发展等困境,生计的可持续性受到不同程度的威胁。保持农户生计的可持续既需要提升农户生计资本,也需要寻找、推广环境友好型替代生计模式。     

基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实证研究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问题是当前我国社会重大的经济热点问题.然而,我国城乡居民贫富差距的程度到底怎样?未来的变动趋势又是如何?本文从实证的角度一一回答了这些问题,同时结合经济理论分析了引起这些情况的原因和提出了有效抑制城乡居民贫富差距不断扩大趋势的政策建议.     

宗族网络、收入差距与农村家庭人情支出——基于CFPS2014的实证研究

在转型社会的背景之下,人情支出负担过重成为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本文基于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采用分层线性模型,从宗族网络结构的差异和村庄收入差距状况两个角度切入,对中国农村家庭人情负担的基本状况以及人情异化的生成机制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家作为人情往来的行动单元,人情负担在不同家庭结构、社会网络和收入水平上呈现出异质性;宗族网络发挥了规范人情秩序的积极作用,在宗族网络强度较高、规模较大的地区,家庭人情负担较轻;收入差距加重了人情支出负担,地区收入差距越大,家庭人情负担越重,且对低收入家庭的影响更大,但同时,宗族网络能够缓解这一负面影响。本文呈现了乡村社会变迁中人情支出负担问题的区域性差异,并揭示了其核心影响机制,为理解农村居民交往行动逻辑和乡村社会关系网络的变迁提供了有益的观察视角和机制性的理论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