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牝鸡之晨"看"商妇"

“牝鸡之晨”一词始于《尚书》中的《牧誓》 ,是周武王讨伐商纣王的重要的依据之一。“牝鸡之晨”针对的是商王朝存在“帚 (妇 )”这样一个阶层 ,她们人数众多 ,有特殊的身份和地位 ,在商王朝起着重要的作用。文章称商王朝的“帚 (妇 )”为“商妇”。     

从甲骨文看“商婦”在商王朝的作用

商王朝的“婦”，是商王朝的一个重要的社会阶层，姑且称之为“商婦”。“商婦”包括王婦、子婦、诸侯婦、大臣婦，有一些是商王的亲属。她们可作为主帅，统帅将士，参与战争，参加祭祀与占卜，参加农业活动，深得商王的关心，在商王朝起着重大作用。     

论文王平虞芮之讼与商周战略形势之遽变

周文王平虞芮之讼后 ,进而连连向东方商与国及商王畿地区用兵。其原因并非像先儒所说的是文王以仁德使诸侯归附而势力强大。实际情况是周文王通过平虞芮之讼而控制了潼关至崤函一带的函谷关天险 ,从此周文王退则能守 ,进则能攻 ,一改过去“奉勤于商”的方针 ,向东方连连用兵 ,直接攻打商王朝的与国及其田猎区 ,逼近商王郊畿地区 ,形成三分天下有其二的战略格局 ,奠定了克商的战略优势     

关于商王田猎诹日问题

关于商王田猎诹日问题彭明瀚殷墟甲骨文中，有相当一部分卜辞是田猎卜辞，晚商时期每一位商王都喜好田猎，这与史籍中谈到殷人好畋游的记载正好相印证。商王田猎问题曾引起后人的浓厚兴趣，周人把商王朝亡国与田猎相提并论。甲骨文发现后，许多学者也对此倍加关注，就商王...     

论唐代诗人对商人持鄙薄心态的成因——基于唐代商妇诗中商人形象的考察

通过对唐代商妇诗的考察可见：唐代诗人笔下的商人大多是轻易别离、薄情寡义的形象,这反映了唐代诗人对商人的鄙薄心态。这种鄙薄心态的产生与士商地位的差异、士商社会形象的反差及诗人与商妇失意心态的共鸣等有着密切的关系。     

试论方国臣服于商的主要表现及其特点

商王朝是一个由商王直接统治的王畿和臣服的方国共同组成的奴隶制国家政治统一体。方国臣服于商的主要表现是在政治、祭祀、军事等方面。由于时代的原因 ,这些表现又有着鲜明的的特点 ,如原始性、非对等性、不稳定性等。     

武丁时期伐缶方战役的时间排谱——兼论商周时期的纳贡

缶、(冖西)与基方是处于殷西且相距不远的3个方国。在武丁前期和中期的一段时间里,缶方一直臣服于商王朝,并向商王朝纳贡。但在武丁中期,当商王朝征伐(冖西)方时,要求附近的缶方就近为作战的商军提供粮草,而缶方并没有执行命令。因此,商王朝在打败(冖西)方后又对缶方发动了战争。缶方力量较弱,无力抵抗商王朝的进攻,故缶方又与附近的基方组成联盟,共同抵御商王朝的进攻。不过缶方最终还是战败了,并且遭到商王的严厉惩罚。在这之后缶方再次臣服于商王朝,并对其纳贡。这说明商王朝与臣服方国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臣服方国的纳贡来维系的。     

《合集》6482—6486成套卜辞语料系联

该套卜辞大致包含征伐下危和祛除齿患两大主题,通过4种主要辞式反映出来。一是卜问商王武丁是否联合望乘去讨伐下危方;二是卜问商王可否联手沚■讨伐下危。三是卜问可否向伯父盘庚致祭;四是卜问武丁的牙齿疾患是否能够痊愈。本套甲骨有关祛除齿患的卜辞与伐下危事件有一定关系,即商王在联合望乘征伐下危的时候一度罹患牙疾。该套甲骨反面记事刻辞与花东子卜辞里同时出现的■地,均属当时商王朝重要的农业、田猎区,受到商王室的势力保护,同时亦在花东子贵族的管辖范围。该套甲骨字形呈现不同的书写风格,非为同一刻手所刻,可能出自同门几位书家之手。     

甲骨金文所见“失族”问题再论

甲骨金文中"失"字常见,通过对甲骨金文及相关资料的梳理,可以发现甲骨卜辞中"失族"主要活动于武丁时期,武丁早期及中期前段其与商王朝处于敌对状态,武丁中后期其被商王征服后长期臣服于商朝,并在王朝任职,卜辞中其地望当在晋中、晋南一带。洛阳马坡一带乃其后人迁徙之地,据金文来看,此族人亦曾在周王朝任职。     

释滳

滴又称商水,是商代一条比较大的河流,殷墟卜辞多有关于此水的记载(见岛邦男《殷墟卜辞综类》二八○页)。根据卜辞所记,商王在“求年于河”(《南明》四五六)的同时,还举行“求年于滴”(《掇》一.三八四)活动,河即黄河,是商代最大的河流,它的安流与泛滥,直接影响着商王朝的政治和经济,因此被商人奉为神灵,经常举行隆重的祭祀,以祓除灾患和祈求丰收。     

试论商王武丁

周成王即位,周公旦恐怕他有所淫逸,特地作了一篇“以诫成王”的文章,这就是今、古文《尚书》中都有的《无逸篇》周公旦在文中总结了商王朝统治的经验教训,曾把商王高宗武丁作为正面典型要周成王效法、学习。《无逸》对我们研究武丁很重要,现将有关部分转录于后: 其在高宗,时旧劳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阴,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宁,嘉靖殷邦。至于小大,无时或怨。肆高宗之享国,五十有九年。 周公这里讲的高宗就是商王武丁,他是盘庚之弟小乙的儿子。     

商代国家性质申论

有学者认为商朝是方国联盟,从甲骨文“比”字与多王的分析看,这一结论的证据并不充实。从商代的王与诸侯的权力与义务、商文化在大范围内的统一性、商周交替之际表现出的对商王朝共主地位的承认看,商王朝已经是一个集权国家,而不是方国联盟。     

由商代的“帝”看所谓“黄帝”

早在20世纪20年代,顾颉刚、胡适就指出秦以前的"帝"是指天神"上帝","黄帝"是西北秦民族的天神,而不是指人帝。在商代甲骨文和金文中有许多"帝"字,总结这些"帝"字的用法可分为三种:一是作祭祀动词是指禘祭;二是作名词是指天神上帝;三是作庙号表明商王不称"帝"。由此看来,既然三千年前的商王朝,"帝"仍是指天神上帝,商王都不称帝,那么,传说生活在四五千年前的所谓黄帝,就不会是指人帝。     

卜辞所见商代晚期封国分布考

我们支持商代晚期出现分封制度的观点。本文所考的 36个国家分别被封为侯、伯、亚、子等爵称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 ,与商王朝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或进贡或来朝 ,有的还与商族保持着婚姻关系 ,成为商王十分倚重的力量 ;这些封国主要分布在今河南省中北部、山西省中南部和商王畿的东南部 ;封国外侧多方国分布 ,其藩屏王室的目的显而易见 ;全文充分依据卜辞中丰富的历史地理材料 ,对 36个封国的地望及其分布逐一进行了考证     

殷商为神本时代说

商代是一个以神为本的神权统治时代。这时事奉鬼神是商王室的首要任务 ,甲骨占卜是沟通鬼神与商王关系的手段 ,巫祝贞人是沟通鬼神与商王的神人 ,构成了神权至上的时代特色。     

甲骨“黄”字字释与殷商时期黄国史探研

黄为古方国名,甲骨资料表明,商代黄国历史可以追溯至商代前期的大甲时期。在自武丁至帝辛时期的殷商后期,黄国已聚族而居,首领称王并得到殷商王的承诺,在接受商王赐兵、加爵命和享有相对独立的国内统治权的同时,担负着进贡方物、奴隶子女以及贡职、派人供职于商王朝,必要时提供军队的义务。     

周人“天命”观念中“先王”的位置及作用

一 武王克商，周人由偏于一隅的蕞尔小邦一跃而成为替代商人统治天下的新兴力量，周王也取代商王，成为统治天下的最高权力的象征，此事件意义之重大自不待言。不过，在周人看来，武王克商仅是周人在完成“王业”的道路上所走的第一步，接下来的政权建设任务更加繁重，因为武王灭商，虽然标志着周人在现实政治领域完成了对商代王权的替代，但在意识形态领域，周人还必须对其取代和继承商王政权的政治事实给出足够充分的解释和说明，也就是要从理论上对周人所取得的“天下”的“合法性”问题进行必要的说明。这一时期周人所着重强调的“天命…     

“殷”“商”名辨

“殷”、“商”之名，均由地名而来，分别得自于殷商民族和殷商王朝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作为国名、朝代名的“商”得名干漳水流域，时在商族建国之前；而“殷”得名于安阳附近的“衣”地，时在盘庚迁都之后。在殷墟甲骨文中，商代国名、都名皆称“商”，不称“殷”，而后世称之为“殷”、“商”或“殷商”。文献中的“殷”名与“商”名纠葛搅扰，不可强分。盖“商”乃当时人的称法，而“殷”及“殷商”互称是用人及后世文献的称法。     

礼乐与先秦文化

武王克商、周朝开基,不仅是社会政治史上的重大事件,中国的文化传统也由此产生质的转化和飞跃.商周两朝政治文化的巨大差异,正如《礼记·表记》所云:“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其赏罚用爵列,亲而不尊.”具体地说,商王朝在政治上以绝对的人间暴力作为统治方式,在文化上以绝对的天命神学作为统治依据,两者是相辅相承的.例如,商王盘庚在实行迁都于殷的计划时,曾遭到许多执政贵族的非难和抵触,于是盘庚一面用暴力相威胁,一面用天命相劝诱,终于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到了殷商末年,王朝的统治已如积薪累卵,岌岌可危,纣王仍然迷狂地宣称,自己是受命于天,不可动摇的.然而,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当粗糙的天命论已失去维系人心的效能,赤裸     

论周代王权与中央集权化的统治形式

周人靠征服代替商王朝而成为天下之主，又靠分封诸侯“封建亲戚”而使夏商以来的国家政体发生了转变。 殷代的国家政体是方国联盟制，商王不过是“诸侯之长”（１），诸侯方国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是平等的关系；而周代靠封建诸侯而形成了统一性的中央王朝，形成了初步的有向心力的中央集权化政权。这时天下的土地、人民均属周王所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小雅·北山》）；周王已具有控制政治军事的最高权力：“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论语·季氏》）。这种政治体制新格局是商代方国联盟制时期所不曾有的，而这又恰恰是成康时代的分封制所带来的新变化。周代时期初步建立的中央集权化的政治形式，与秦汉以来的中央集权制有很大区别，但又与殷商时代方国联盟的政治形式显然不同。周王朝通过一系列措施加强了王权，形成了中央集权化的政治形式，为秦汉以来高度中央集权制的出现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周代王权的加强与中央集权化现象至今并未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因而是值得我们注意并加以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