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山东运河区域的商人会馆

会馆是客居外地的同乡人在寄居地创建的一种用于联乡谊、祀鬼神的特殊社会组织。明清运河区域商人会馆是当时商业繁荣的重要标志之一。本文以聊城山陕会馆为典型案例,对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区域的商人会馆分布和文化内涵做了初步探析,指出明清商人会馆所具有的浓郁的文人气、厚重的江湖气和世俗的商人气,是封建社会母体中新的社会力量崛起、新的价值观念产生、新的商业文明显现的具体反映。     

清代前期的会馆和手工业行会

明清时期,在我国一些主要城市里,出现了不少会馆与公所,对这些会馆、公所性质的分析,关系到对中国手工业行会的认识。本文试就清代期间的会馆、公所与手工业行会谈谈自己的粗浅看法。 (一) 行会,是封建社会中手工业小商品生产者,为了防止竞争,反对贵族掠夺而建立的同行业的封建组织。对明清时期出现的会馆和公所,开始有人认为它们就是行会。后来有的学者指出,其中由士绅所建的同乡会馆和四川移民所建的移民会馆不属行会。有些     

这就是一种生活方式

在今天,不论是社区会所,或是公共会所,它们的整体配套和经营模式都是由外引进的舶来品。而且在高尚场所遍布的同时,纯属商业经营的普通场所也随处可见。我们之所以接受并认同极快,不可忘记的是,这种"宾客"相聚的场所,在几百年前的中国就已存在,只不过,彼时的叫法为"会馆":宾客汇聚的房舍。在明永乐年间,安徽芜湖人在北京设置了芜湖会馆。此后,各省在京师纷纷建立自己的会馆,倒有点像近日的"驻京办"。明清时期,各省在北京的会馆和工商会馆达500余处。北京的湖广会馆馆长翟建庆先生对此颇有研究。他指出,彼时的会馆分为两类,一种叫"试馆",专门接待到京城考试的学子,在北京的会馆里,大约占到八成以上,还有一种叫"同乡馆"。另外还有"行业馆",这样的会馆多半不以赢利为目的,跟很多的商业会所不同。     

明清陕西山陕会馆的特点及市场化因素

通过分析明清陕西山陕会馆创建和分布的若干特点,探讨了这些特点形成的社会经济原因,并对陕西商人在陕西本土建设会馆的特殊现象进行了研究,论述了明清陕西山陕会馆所包含的市场化因素。     

明清山陕商人在河南的会馆建设及其市场化因素

通过分析明清山陕商人在河南的经贸活动,论述了明清以来山陕商人在河南进行会馆建设的基本情况;并进一步评述了这种经贸活动和会馆建设对于推动明清河南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因素的增长、加强中西部区域经济文化交流的积极作用.     

明清山陕商人在甘肃的活动及会馆建设

通过分析明清山陕商人在甘肃的经贸活动，论述了明清以来山陕商人在甘肃进行会馆建设的基本情况；并进一步评述了这种经贸活动和会馆建设对于推动明清甘肃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因素的增长、加强中西部区域经济文化交流的积极作用。     

论明清工商会馆在整合市场秩序中的作用——以山陕会馆为例

认为明清之际中国传统市场的发展 ,使整顿市场秩序成为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而中国封建政府长期实行的“重农抑末”政策 ,官商不相交接 ,造成市场管理的空白 ,使得工商会馆不得不承担起整合市场秩序的任务。工商会馆通过制定行规业律 ,仲裁商务纠纷 ,营造“诚信”的会馆文化氛围 ,以规范商人的市场行为 ,维护市场的正常秩序。因而主要以明清各地的山陕会馆为例 ,论述上述会馆在整合市场秩序中的作用。     

北京的妈祖信仰综考

北京作为中国首都，元明清三代都有奉祀海神妈祖的官建天妃宫庙，其建造缘由主要为护卫漕运。明清时代北京的闽人会馆则多以宫馆合一形式供奉天后，文人和商人是妈祖信仰的主体，而御园惠济祠则是清代嘉庆以后皇家祭祀天后的专用祠庙。这些史实说明即祖信仰亦曾在北京传播和兴盛过。     

明清徽州科举会馆的运作及其近代转型

明清徽州科举会馆主要集中在北京和南京,共有11所,以嘉靖年间设立的歙县会馆为最早,其余多在清代设立,南京歙县试馆则出现最晚.徽州科举会馆主要为应试举子和官员提供服务,严禁商人和其他人等借宿,具有明显的封闭性和排他性特点.徽州科举会馆制定了严格的规约,并根据形势的变化不断做出调整,内容涉及管理人员的职权范围、使用人员的资格及义务、经费的使用等方面.徽州科举会馆的运行逻辑与商人会馆大致相同,其基本功能可总结为祀神、合乐、义举、公约四类,致力于联络同乡感情,增强同乡的凝聚力、向心力.近代徽州科举会馆顺利实现了转型,虽然仍以会馆为名,但其管理架构和运作机制已和同乡会并无二致,显示出强大的社会适应能力.     

明清时期青海山陕会馆的创立及其市场化因素

通过分析明清时期山陕商人在青海的贸易活动,论述了明清以来山陕商人在青海进行会馆建设的基本情况,并进一步评述了这种经贸活动和会馆建设对保证山陕商人经贸事业的顺利开展,促进青海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经济因素发育所起到的积极作用。     

北京城市水文化与城市生态

北京在历史上曾有"水乡北京"之称。城市发展与水文化相互作用,形成了传统北京独特的水系文化地理,从元至明清,北京水系文化地理形成了从同心圆结构向散点立体结构的变迁。水系的存在还造就了传统北京的城市生态,"江南想象"、"城市山林"与活跃的城市活动是传统北京城市生态的三个方面。当代北京水文化的发展,应从复原城市水文化标志、疏通文化水脉、打造城市水文化景观入手,实现对北京城市无序扩张的生态遏制。     

北京地区道教考古发现与初步研究

道教考古是考古学的分支学科之一.北京地区道教的考古资料已有了一定积累,从唐代直至元、明、清,有建筑遗址和墓葬,出土了建筑构件、随葬陶器等,还有一批墓志、碑刻等珍贵的文字材料.这些考古发现是了解、研究北京地区道教人物、事迹、宫观等基本情况以及相关政治、经济、思想方面内容的重要实物.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当前对于这些考古资料,尚未能引起学者们的足够重视.本文主要是对北京地区考古中发现的道教材料加以梳理,并略作综述.     

明清婺源木商兴盛原因初探

木业为明清时期徽商从事的四大行业之一，以江西婺源人为多。本文对明清婺源木商之盛进行了叙述，对木商之兴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其既有客观的外在条件，也有内在的文化底蕴，以期通过对明清婺源木商成功原因的分析，为当今社会的木材贸易及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     

基层写作:明清地域性文学社团考察

明清两代文人具有鲜明的群体化倾向,地域性文学社团丛生成为一个突出的文化现象。这些地方文学社团努力守护心中的文学圣地,构建本地文学谱系,形成地方文学话语,光大地方基层的文学地位,留下了大量的作品。我们有必要将地域社团作为明清诗文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而把大量的作家和他们的创作放到地方基层写作的语境中去考察,对具体地域空间的文学场景和版图加以还原,由此形成对明清诗文发展的某种特殊机制的认识。这不仅对明清诗文研究,同时对将文学史研究从重视时间维度、重视宏观、重视文本、重视主流发展引向对时间与空间、宏观与地域、文本与经验、主流与支脉并重齐观具有重要意义。     

明清西安城郊市镇分布与形态的初步研究

在相关史志文献的基础上,探讨了明清西安城郊市镇的数量变化以及市镇的空间分布与形态特征。分析指出,城郊市镇是明清西安城商贸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西安城的商贸功能起到了补充之功,有力地促进了西安城作为西北商贸重镇的城市地位。     

明清关中文学环境与“秦风”问题

与汉唐相比,明清关中文学实力风光不再,这主要是由于唐代中、后期以来政治、经济中心的东移,使关中失去了往昔的地域优势,文学环境相对封闭,这种境况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文学创作的活力,也会致使文学的传统得以保留,明清关中文学的“秦风”问题就是文学环境相对封闭的一种体现.明清关中士人对“秦风”的偏好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呈现弱化的趋势,在文学风格的取舍方面更加多元化.     

明清时期江汉平原水患与城镇发展

明清时期 ,江汉平原上的城镇伴随着农业的发展 ,凭借交通优势迅速地发展起来 ,它们在促进商业发展 ,沟通内外联系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 ,这一时期严重的水患又深刻地制约着这些城镇的繁荣。它破坏了城镇的建设 ,削弱了城镇功能的发挥。治理水患成为当时和后世人们努力解决的重要问题。     

环北京地区生态环境与生态灾害历史研究

北京从金代海陵王营建中都,历金、元、明、清、民国,至今已建都近千年。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随着地区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多,北京及其周边地区的生态环境不断被破坏,各种生态灾害愈演愈烈。自然灾害的加剧反过来又激化了社会矛盾,影响了历史的进程。本文对历史文献记载的生态灾害进行了回顾,就其原因及应对措施作了分析和探讨。     

宗教与邪教——明清时期刑罚政治观

明清时期社会存在着许多民间宗教,依照社会学的观点,这些宗教可以分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生活等4种类型,各种类型虽然有明显的差别,但也存在交叉现象.由民间宗教而起的,最终转变为"邪教"的,不但被明清王朝的法律严加禁止,还曾经遭受过残酷镇压,其中成败的教训值得深思.不管邪教以什么形式出现,对于现有的社会秩序都是威胁,因此如何制止邪教的产生,防止邪教的蔓延,消除邪教产生的根源,肃清邪教的影响,就不仅是明清王朝所关注的问题,也是现代国家所面临的问题.     

中西文化交融的天津近代园林景观简

城市园林可以看作是城市历史、文化、景观、生态的依托形式,文章以明清时期的天津园林特色为史料基础,对近代天津营建的租界公园、公众公园和私人花园从选址由来、造园风格、元素构成、形式风格等方面进行论述.明清时期的天津园林文化是南北文化传播交流的载体,近代时期建设的租界公园则在南北文化交流的基础上,汇集了中西园林文化交融的内涵.近代天津城市兴建的各国租界公园和中式园林体现了中西文化在园林景观中的融合,同时也是城市历史的见证,租界建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