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政策及其研究的形势

狭义的刑事政策导致刑事政策的窒息，缺乏生命力；人权保障要求凡是运用刑罚以及相类似的措施惩处的行为都应当纳入刑事政策的范畴，广义的刑事政策研究是必然趋势。刑事政策作为社会政策之一，其必须对其他具体社会政策（如人口政策）的内容予以体现，这一方面的研究为刑事法学界所忽视。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司法运行情况指标体系的构建

利用指标体系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司法运行情况进行量化分析,是刑事政策研究向纵深发展的有益尝试.构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司法运行情况指标体系,是进行这种尝试的基础.该指标体系,由综合评估指标、分类评估指标与单项评估指标构成.指标的效度检测,表明该指标体系具有较高效度.构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司法运行情况指标体系,不仅是定量分析方法导入的过程,而且是对刑事政策的功能定位、作用机制,特别是刑事政策实施与刑事法律适用的协调作用深入理解、重新思考的过程.     

中国刑事诉讼中的刑事政策类型研究论纲

刑事政策在刑事诉讼中具有基础性的导向作用.我们应当通过对刑事政策的研究来评估刑事诉讼法律的现实样态的合理性及其变革的可能性.在中国刑事诉讼法治化的视野中,有必要从刑事政策的作用场域、立法性和司法性、适用时间的长短、诉讼过程的阶段性、社会形态等方面来进行分类,并探讨与刑事诉讼有关的各种刑事政策之间的关系,从而突破已有刑事政策研究的狭窄视野,改变对刑事法律尤其是刑事诉讼法的基本认识.     

论刑事和解的正当性基础

刑事和解作为一种新型的刑事问题解决机制,弥补了常规的刑事纠纷解决方式忽视被害人意愿的不足,是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对我国现行刑事法制的补充。刑事和解具有正义和效率方面的价值。刑事和解是在特定的社会发展阶段、法律文化氛围、刑事政策指引下的产物。引进刑事和解制度符合我国国情,也符合我国司法制度的基本价值取向。     

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刑法适用

从司法实践分析,刑事政策一向是我国刑事司法的重要指导原则,理论界关于刑事政策的研究也是方兴未艾。目前来看,学者关于刑事政策的研究主要围绕刑事政策本身及传统的理论命题,对刑事政策学和教义刑法学的结合关注较少。当前我国强调要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通过将刑事政策学与规范刑法学的有机结合,可以为罪行规范的解释和刑事责任的认定提供新的导向,进而把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转化为审判实践中的操作。     

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内涵及定位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我国刑事政策的新发展。从内涵上看,它包括宽严并用、区别对待、宽严审势三方面内容;从定位上看,它是基本的刑事政策,既是刑事立法政策也是刑事司法政策,还是应然的刑事政策。     

论我国邪教犯罪的刑事政策及其展开——以山东招远“全能神”教案件为切入点

邪教犯罪的发生有个体、社会、国家、国际等多方面的原因,只有深刻认识这些原因,才能从我国现有的综合治理的总刑事政策、宽严相济的基本刑事政策以及关于邪教犯罪的具体刑事政策中发现不足,进而在重新定义刑事政策、正确处理邪教与宗教信仰自由的关系、改善社会团体管理制度、建立群众参与犯罪预防机制等方面,结合社会学的研究内容全面构建预防和治理邪教犯罪的刑事政策。     

刑事裁判文书说理的困境与出路

不同地区法院刑事裁判文书审判质效评估均注重合法与和谐而忽视合理性,文书质量评查只注重激励性评优而忽视惩戒性纠错,审判权运行注重院长、庭长对案件的审批权而忽视主审法官、合议庭对案件之决定权,上述做法是制约刑事裁判文书法律说理的三大体制机制性障碍。未来可考虑将审判质效评估定位于公正、效率、效果与合理等目标,将"依据有关说理不能得出相应结论"纳入案件质量评查指标,将合理界定主审法官、合议庭独立裁决案件的范围作为健全审判权运行机制的内容。     

论我国沉默权的建立

沉默权是现代法治国家刑事司法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能否真正享有辩护权基础之所在。是否确认权利及是否建立了保障其实现的程序机制,反映出一国刑事程序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状况和刑事诉讼文明进步的程度。在我国,由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刑事政策一直在定罪尤其是量刑中发挥着重大作用,而沉默权却长期为人们所忽视,或者说根本没有被人们所关注。本文意在对沉默权作简要介绍,并就沉默权在我国的确立作一探讨。     

论在检察工作中如何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过去曾经过分强调刑事政策中"严"的一面,忽视"宽"的一面,在大力推行轻刑化、非刑罚化的世界潮流中,我国力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司法理念的一大进步。在检察工作中正确适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且在已形成健全"严打"工作机制和制度的基础上,建立健全宽松的刑事政策和制度,如慎捕重教、暂缓起诉、轻罪和解、未成年人犯罪轻缓化等,并从立法上健全轻罪非刑事制裁制度,使之统一于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之中。     

借鉴与融合:“协商性”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构建

完善刑事诉讼中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对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制度化,也是对我国刑事诉讼程序的创新。长期以来,我国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实体和程序上还存在一定的不足,因此应予以完善。本文借鉴美国诉辩交易制度中的合理成分,并结合我国当前的法治状况和司法环境,构建“协商性”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刑事政策与管制刑改革

刑事政策对刑事司法实践具有极强的指导性和影响力。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沿革,我国形成了内涵特定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结合倡导非监禁刑的刑罚轻缓化的时代背景看,这种刑事政策给有着社会化、家庭化、人道化等特点的管制刑营造了难得的改革契机。在下一步的修改完善中,不但需要根据“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要求来设置管制刑,而且还应当在非监禁刑改革中依法适当扩大适用管制刑。     

社会转型期我国基本刑事政策的调整

社会转型期,我国的基本刑事政策从镇压与宽大相结合,到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再到宽严相济,发生了深刻的变革。社会转型过程中刑事政策的调整,从结构上来说,主要是基本刑事政策的调整。根据社会转型的主要趋势,社会转型后期的基本刑事政策应当着重体现:高度关注人权保障、"轻轻重重"两极化、强调犯罪预防。     

“宽严相济”：一个被误读的刑事政策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党和国家为构建和谐社会而作出的重大政治决策。现阶段,＂宽严相济＂是轻刑政策与重刑政策的统一;它是一项刑事司法政策,而不是基本刑事政策。它是＂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的组成部分。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和谐效应

现阶段的中国在科学发展观与构建和谐社会的政治思想引领之下,强调实行并进一步完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这一基本刑事政策作为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基本刑事政策的延续与调整,将科学地纠正“严打”政策,有效地应对各种形态复杂的犯罪现象,坚持和谐的司法理念,遵循罪刑法定、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从根本上提高和完善社会主体的道德素质,人文关怀、维护人权自由平等、保障人道主义精神。     

宽严相济语境下未成年人累犯制度释疑及完善

理论及司法实务界对"未成年人犯罪不适用累犯"应如何认定仍存在争议。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背景下,应对"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不构成累犯"作缩小解释,同时应在刑事责任年龄外根据不同的犯罪类型对未成年人是否适用累犯作进一步区分,以更好地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论刑事政策的二律背反原理

政策与法律的冲突是刑事政策的核心问题。在冲突原理的介绍中,坚持从变革社会的情形出发,坚持辩证法的二律背反原理,坚持制度的经济分析,都是为了引入广义的刑事政治理论约束刑事司法政策的作用空间。归根到底,既要禁止刑事政策超越刑事法律,甚至违背刑事法律直接适用于抗制犯罪的任务,也要考虑到变革社会的情形,以扩大供给为目的,从立法、司法的层面共同探讨妥当的制度路径。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法律化

我国古代和西方国家均不乏宽严相济的思想和规定,刑事政策变迁及适用离不开当时的客观环境.现阶段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发展轨迹最终将体现在刑事立法的相关规定上,包括实体法和程序法相关规定的修改.具体地,在刑法上应将宽严相济写入刑法总则、缩小死刑适用范围等,在刑事诉讼法上应规定沉默权、规定刑事和解制度等;在未成年犯罪刑罚立法上应对未成年犯限制或者禁止某些刑种的适用,建立未成年犯缓刑制度,取消未成年犯罪记录等.     

论刑事司法政策的批判特性

刑事司法政策的批判性源自公共政策批判理论。不管是作为一种公共精神还是作为一种方法论,公共政策批判都为公共理性在公共福利的追求中保留了相当的地位。根据公共政策批判理论,刑事司法政策批判,不仅主张多元的刑事司法利益,而且将多元、普遍的刑事司法批判作为刑事司法民主、进步的标志。因此,现在的刑事司法政策研究（包括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仍然存在突出的批判不足问题。尤其是风起云涌的群众司法批判经常越界,这应当受到法律知识和法治原则的严格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