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低工资标准影响因素实证分析——以上海为例

利用上海市2000—2012年的宏观数据,通过EXCEL、EVIEWS、SPSS等软件,运用计量模型原理和灰色理论 熵原理,梳理各个影响因素的权重和次序,分析其内在关系和机理,探讨最低工资标准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性及其界限。结果显示：19个所选因素权重差不多,说明它们都对最低工资起到重要影响。最低工资是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最低需要,只有在一定合理的界限内,才能起到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分享改革成果等制度目标。中国现行的最低工资标准过低,有不断上升的空间。应该充分考量19个因素对最低工资标准的影响,为未来最低工资标准制定提供参考。     

当前最低工资标准在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建议

最低工资标准是国家宏观调控工资的手段,有利于保护非熟练劳动力的经济权益.当前最低工资在执行过程中,出现最低工资标准仍偏低,一些企业以最低工资为基本工资,加班费以最低工资标准为基点计算,绝大多数员工不知道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等问题.建议最低工资标准计算办法要与城镇职工平均工资挂钩,同时出台全日制小时工资标准,加大宣传最低工资标准,让更多的员工知道最低工资标准,以维护自己的劳动权益.     

“十二五”最低工资标准增长目标的实现途径及其影响

“十二五”规划纲要对于最低工资标准增长提供了明确目标，为未来五年中国最低工资标准的较快幅度调整定下了总体基调。为此，必须进一步完善最低工资制度，明确最低工资内涵，明确工资统计口径，提高最低工资制度的立法层次，把握最低工资的调整节奏和幅度。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对收入分配、用人单位和劳动者都会产生影响。     

基于GDP的最低工资标准德尔菲法测算模型研究

本文利用1994-2010年统计数据,总结了浙江省在最低工资标准制定方面的主要问题。通过引入德尔菲法重建了最低工资标准测算模型,并通过相关性检验将人均GDP、CPI等关联因素纳入最低工资标准动态调整机制中,最终构建了一套基于GDP的最低工资标准德尔菲法测算模型,并利用浙江省统计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本文最后提出如何有效发挥最低工资标准制定机制的若干政策建议。     

英国的最低工资制度:经验与启示

英国最低工资制度的内容主要体现在《1998年全国最低工资法案》及《1999年全国最低工资条例》中。最低工资制度的内容包括最低工资的标准、适用对象、工资的定义和范围、最低工资的计算方法、最低工资的执行和法律救济等等。我国规定了最低工资制度,但该制度还存在许多不足,应当借鉴英国的做法加以完善。     

最低工资标准与工业智能化:基于替代效应与互补效应的分析

文章采用2006-2019年我国30个省份最低工资标准与IFR公布的机器人数据,探究了最低工资标准对工业智能化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实证检验发现：最低工资标准对我国工业智能化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最低工资标准对工业智能化的影响在东部地区与低技术行业更为强烈;最低工资标准会通过替代效应与互补效应来促进工业智能化程度的提升。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对最低工资标准的制定需因地制宜;要加大人才引进力度,加强职业培训;要加强劳动力市场建设,完善劳动力社会保障制度。     

中国最低工资制度运行分析与完善建议

为保障劳动者个人及其家庭成员的基本生活,促进社会公平稳定,我国已初步建立最低工资制度。但该制度运行面临着观念障碍、各地执行最低工资标准口径不统一、标准制定机制不健全、标准覆盖率普遍偏低等难题。笔者建议工资立法以最低基本工资标准替代最低工资标准,在坚持实行不同的地区标准的同时,体现行业特点,建立健全三方标准制定机制,保护特殊劳动关系,扩大最低工资标准覆盖率。     

新政新知

到2010年底，全国已经有30个省份调整了最低工资标准，月最低工资标准平均增长幅度为2218％；月最低工资标准最高的上海市为1120元，小时最低工资标准最高的北京市为11元。     

最低工资如何“画线”

每年的下半年，都是各地上调最低工资标准的时间段。截止目前，全国已有北京、深圳、上海、四川等18个省市先后上调了最低工资的标准。最低工资标准最高的是上海，1620元，系全国最高。而小时最低工资标准最高的是北京和新疆，均为15．2元。     

最低工资标准的经济增长和社会效应实证分析

为了考察我国最低工资标准对失业率、各地区人均GDP以及收入分配的影响,并尽量克服指标间较强的内生性问题,利用VAR向量自回归模型分省份对失业率和各地区人均GDP进行了测度分析,并使用动态面板模型考察了最低工资标准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研究发现,单纯地认为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不利于就业和经济发展的观点是片面的,最低工资标准的就业效应和经济效应在不同省份以及不同的政策滞后期内影响各异.     

基于劳动生产率提升下的内外均衡

由于中国贸易顺差的逐年扩大,人民币汇率问题越来越受到国际的关注。然而目前国内外普遍将解决外部失衡的目光集中在汇率这一单一的手段之上,忽视了一些政策手段的搭配。本文从维持内外均衡的角度出发,论证了工资的调整作为一个政策手段既有利于促进内外均衡的同时达到,也有利于缩小人民币汇率的调整幅度。同时,选择适当的工资调整幅度,可以保证中国在不丧失其核心竞争力的同时,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劳动生产率的进一步提升。     

最低工资制度对企业和劳动者福利的影响——基于一般均衡模型的扩展分析

新古典经济学对最低工资制度经济影响的传统判断,依赖于完全竞争市场、最低工资规定的完全覆盖以及无条件执行等假设,但是理论分析结果始终没有得到实证研究的有力支持。基于由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组成的一般均衡框架的分析可以更好地分析最低工资制度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在产品市场上,最低工资制度的实施将通过引发成本结构的变化使得部分企业退出市场竞争,其拥有的产品市场份额将由产业内的剩余企业分享。这一产品市场结构的调整,将使得劳动力市场上出现劳动力的企业间转移和部分劳动力的失业。研究显示,在实行最低工资制度后,某个行业内的就业可能在短期内出现上升,但最终整体经济的就业率还是会下降。     

基金制下企业年金最优缴费率的研究

世界经济的发展、医疗水平的提高使得全球人口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因此对于企业年金的研究也变得越来越重要。世界经济的发展呈现明显的两极化趋势,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经济水平差异,因此对于企业年金缴纳水平的要求也各不相同。可以从这两个角度出发,用两种方法进行综合研究。一是在两种不同的基金制下,分别建立企业年金缴费率最优模型;二是在模型的基础上,分析不同地区之间企业年金缴费率的差异问题。模型分析结果表明,个人工资与社会平均工资比率λ、工资增长率g以及单个人的有效劳动增长率υ与个人最优缴费率成反比,与企业最优缴费率成正比;而人口增长率n与个人最优缴费率成反比,与企业最优缴费率也成反比。研究结果表明欠发达地区的缴费率应该高于发达地区的缴费率。     

工会发展与工资不平等： 美英工会的标准化工资率策略

从历史分析的角度看,工会和集体谈判对降低工资不平等有积极作用。美英两国的工会力量在过去一百年的发展中呈现出先增后降的倒U形趋势,与此同时,工资差距和收入不平等程度则呈同步反向运动。工会出于组织考虑、客观标准和工人团结的原因,在集体谈判中采用标准化工资率策略,提高了低工资者收入,压缩了工资分布范围,从而缩小了不平等程度。而我国存在集体合同覆盖率低、协商不充分等问题,为了改善我国收入不平等问题,需要进一步发挥工会在初次分配中的作用。     

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的一个途径分析——以最低工资为视角

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对社会公正及经济可持续发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论题采用2005年省际横截面数据,探讨了最低工资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研究表明,最低工资标准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作用存在一个临界值。当前我国最低工资标准远未达到该临界值,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途径。然而,由于标准过低及执行不力,我国最低工资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工资增长率之影响因素的经济学分析

本文从经济学的角度,运用索罗经济增长模型分析了影响工资增长率的决定性因素,得出工资的增长率不能高于劳动生产率提高和经济的增长速度或跟上物价上涨指数的结论。并用中国近十几年的经济数据进行实际验证和分析,得出中国工资性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低的原因主要是工资基数过低,以及工资增长率和劳动生产率联系不够密切的结论,且在此基础上给出调整中国职工工资的政策性建议。     

最低工资就业效应的实证研究——以南京为例

文章在回顾最低工资就业效应研究文献的基础上,以南京市为研究对象,对2000-2007年间的最低工资水平就业效应借助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最低工资的提高并没有造成就业总量的损失。国有集体经济、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这三大不同性质经济体的最低工资就业效应性质不同,外资经济呈现负效应。制造业、餐饮业和建筑业三大行业的最低工资的变动对就业的影响表现出差异性,建筑业呈现正效应。最后,对实证结果进行了分析解释并提出了政策建议和思考。     

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及其特征

中等收入群体的界定标准、规模和特征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在回顾和评述现有各种界定标准的基础上,建议采用全球所有国家收入中位数的67%~200%作为定义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上下限。研究发现,近些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在逐渐提高,从2002年的10%上升到2016年的28.9%,这主要源于我国居民整体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不是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要扩大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保持中高速增长至关重要,政策的重点是提“低”而不是限“高”,同时要防范现有的中等收入群体跌落为低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主要分布在城市地区,收入来源主要是工资性收入,储蓄率偏高,受教育水平明显高于低收入者和贫困人口。中等收入群体的标准下限附近分布着规模客观的低收入者,他们是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潜在来源,应是政策瞄准的主要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