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经典”研究与文化诗学走向

“红色经典”是近年来出现的重要文化现象和学术研究热点。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重写文学史”“再解读”“文化研究”解构了“红色经典”背后的革命历史,消解了“红色经典”的意义。这种研究思路和方法值得研究,因为“红色经典”背后的革命历史是真实的,“红色经典”无论是对于生命个体还是对于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都是有意义的。这就需要对“红色经典”进行文化诗学研究。文化诗学作为一种文本批评阐释的原则和方法,与“红色经典”研究是契合的,也是为“红色经典”研究所需要的。只有通过文化诗学研究,才能使“红色经典”融入我们的生活世界中,参与到我们生活世界意义的建构中。     

中华文化:“半个世界”

这是一个符合实际的提法 ,在当时 ,在唐代。中华文化覆盖了“半个世界”,而且走在世界文化的最前列。东北囊括日本列岛和朝鲜半岛入于东亚文化圈—中华文化圈 ,西南则入于东南半岛而纳越南北部入于中华文化圈 ;东南则乘桴浮于海而传播中华文化于东南亚诸岛国和南亚次大陆 ,与印度古文明交汇 ;西部则荦荦大者 ,波及中亚、西亚 ,远涉地中海。这还不是“中华文化 :‘半个世界’”吗 ?这是唐朝文化的鼎盛时期。这也是中华文化的鼎盛时期。　　然而这“半个世界”,后来却衰落了。中华文化的故国衰落了 ,中华文化也衰落了。它一直等待着一次复兴。…     

论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路径选择

文化软实力已经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探索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路径选择是当前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课题.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中华文化的凝聚力是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根本之攀,制定文化创新规划,增强中华文化的创新力是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当务之急;开展对外文化交流合作,增强中华文化的传播力,是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之策;对外文化交流是中华文化"走出去"以增强影响力的必由之路.     

牌坊——中国伦理观念的写真集棠樾牌坊群

在我们尽兴浏览了祠堂后，又会不会注意到刚进祠堂前，郡一座座高高挺立的古建筑呢？这就是牌坊，和世界上许多国家修建凯旋门类似。但是，凯旋门毕竟不是牌坊代表的意义也迥然不同，牌坊是中国文化所独有的文化标志。在古代官方将其称之为“牌坊”，而百姓中则称其为“牌楼”，作为中华文化的一个象征，牌坊的历史源远流长，在周朝的时候就已经存在。     

区域国际传播的文化机制创新策略与径路——基于新疆文化产业对中亚传播研究

新疆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桥头堡,不仅肩负“走出去”向世界传播中华文化、促进区域对外文化合作与增进互信交流的使命任务,还担负着积极营造与中亚各国友好交往的良好舆论环境的区域国际传播责任。新疆对中亚区域国际传播的文化机制创新策略主要包括,以文化内容凸显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内涵;不断提升主流媒体区域国际传播整合能力;持续增强多边和双边文化交流合作机制。新疆对中亚区域国际传播的文化机制创新径路主要包括,创新营造区域国际传播数字生态;推动文旅项目加快布局、融入中亚地区;培育壮大民营文化企业对外传播力量;完善文旅产业国际传播人才培养体系。     

关于"经典文化"的思考

在“经典文化”遭到严重戏说、篡改和贬损的今天,我们要明确倡导尊重经典、弘扬经典、保卫经典,这是关系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促进“三个文明”建设的重要一环。     

跨文化传播与国家软实力提升

在全球文化的选择与互动过程中,明显存在着严重的交流媒介编码失误和交流媒介译码误读问题,这严重制约着跨文化有效传播。造成跨文化传播冲突的主要原因是高度语境文化和低度语境文化的差异;文化是软实力的载体,挖掘传统文化的软实力之源,增强跨文化传播的传导能力,从而消除误解与偏见,以达到文化的理解与认同,向世界推介中华文化,提升中国文化的吸引力与影响力,增强国家软实力。     

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与影响力提升路径——基于“一带一路”合作国家新闻报道的数据分析

本研究基于LexisNexis全球新闻在线数据库的样本计算分析，呈现近十年来“一带一路”合作国家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规模倾向、议题框架、产业分布和全球共现。针对合作国家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图景，结合“文化影响力”这一接轨国际的国家评价指标，从中发现中华文化影响力在“一带一路”合作国家的国际传播现状，进而探讨“一带一路”作为经济合作框架为激活文化地理扩散链路、发挥文化在地对话效力、担当文化市场参与驱动和拓宽全球文化共享空间所带来的文化影响力提升契机。因此，应主张将中华文化影响力的提升愿景融入“一带一路”经济合作平台，接轨全球文化市场趋势，将文化影响力的切实提升与文化经济的细分开源通盘布局，在文化生产对话、文化扩散传播、文化贸易合作和文化消费共享等路径中生成、赋能、承载和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     

对外文化传播与国家形象建设

国家形象与文化传播有关联,但这种关联并非是一种简单对应关系,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接受者往往基于自己的需要来选择甚至虚构信息来建构一个国家的形象,具有很大的想象性。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对方的接受习惯,要将文化传播看成是双向互动的过程,要考虑到文化接受的"理解"和"认同"的两个层面。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我们要利用好驻外文化中心这个平台,要采用留学生容易理解的方式来解说中国传统经典和价值观念,要采用对方容易接受的形式来对外宣传我们的文化政策。     

汉语国际推广战略下的文化认同与中华文化传播

汉语国际推广是当前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宗旨是以汉语为载体传播中华文化、增强国家软实力。从文化传播受众的认知发展历程看,受众对作为他文化的中华文化由陌生到接触,之后可能发展出歧视偏见、中立、认同等三种情感态度。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体现为对中华文化的肯定的价值判断。中华文化传播应以赢得文化认同为基本目标和制定传播策略的基础,即致力于培养受众对中华文化的肯定的价值判断,注重在观念、内容、方式、产品等方面培育多方位多层次的受众认同。     

文化自信视域下异化策略在晋商文化外宣翻译中的应用——以国家精品舞剧《一把酸枣》为例

以民族舞剧《一把酸枣》为例,在文化自信视域下,针对晋商文化外宣翻译的现状及问题,提出了“异化为主、归化为辅”的翻译策略,即在译文中保留汉语风格和文化内涵,旨在让目标语读者更好地感受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增强晋商文化外宣翻译的文化传播力。文章以舞剧之名《一把酸枣》及“小伙计”“走西口”“冲喜”等为例,展现了异化策略的翻译效果。     

近期考古遗存视域下的湖湘文化地位辨正

以往人们一直认为,湖湘大地是"蛮荒之地",湖湘文化是"舶来文化"。但最近30年的考古挖掘及其遗存研究,颠覆了以前人们对湖南和湖湘文化的基本认识:湖湘大地不仅不是"蛮荒之地",而是中国乃至东亚人的源头,世界农耕文化的源地,世界最古老陶器文化和城池文化之源。湖湘文化是早期自创、后期融入了外来文化元素的本土文化,既是中华文化的源头,又是中华文化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更是中国极具区域和民族特色与影响力的地域文化。其源流有三,且表现出阶段性演化和不断走向融合与收敛的特征。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性——在哲学视域中把握“第二个结合”的前提

“第二个结合”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大创新观点,“第二个结合”的前提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存在高度契合性。立足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与中华文化求实传统高度契合;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中华文化矛盾观点相互贯通;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中华文化知行关系内在一致;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与中华文化价值取向彼此融通。基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性,便能深刻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中华文化与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是“两个结合”的思想结晶,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创新发展。     

大运河国家文化形象的时代价值与符号传播

国家文化形象是国家形象的一个关键维度,而大运河对国家文化形象的传播具有积极意义,它历史悠久、沟通南北,蕴含联通价值、大一统意识以及开放包容的民族精神等文化内涵。这些丰厚的历史文化富矿促使大运河作为特殊的巨型文化符号,在当下时代精神的征召下积极建构国家文化形象,有助于我国在“西方中心论”的话语陷阱中寻回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进而担负起新文化使命的价值引领。符号是形象传播的重要载体,大运河这个巨型文化符号进入国家文化形象传播的实践场域,可具体分类为“联通性文化符号凝聚文化认同”“凝缩性文化符号建构记忆之场”“转换性文化符号推动现代转型”三重面向,并在古与今、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的多重张力中将深刻的文化主体性意识浸润到国家文化形象传播中。     

论海外汉语教育与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建构

海外汉语教育是中国构建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新生力量,无论是从传播要素还是文化的交融性、传承性来看,它都足以承担向外传播中华文化的任务,担当建设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任。目前海外华文教育发展势头良好,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在海外进行汉语教育时既要尊重他国文化又要坚持中国视角,保持中国文化特色,并凝聚中华文化精华,精择传播内容以全面宣传中国,还要充分借鉴他国经验,注重传播策略,同时培育合格的高素质的文化传播主体,提高文化传播效度,推动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     

文化“汇流”:华人艺术家周文中与中华文化对外传播途径研究

努力提高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是目前及未来一段时间我国对外传播工作的重中之重。而要提高国际影响力就要打破世界文化舞台上的“西方中心主义”,为中华文化的对外交流与传播创造有利条件。在这个问题上,著名美籍华人作曲家周文中倡导并践行的东西方文化“汇流”理念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首先,传统与现代的汇流推动东西融合、古今一体,促进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其次,经验与情感的汇流可以增进认知,建立好感,营造顺畅、有利的传播环境。最后,本土与国际的汇流有助于培养重视艺术传统、具备国际视野、贯通中西的艺术接班人。据此,以周文中为代表的华人艺术家借助中西方在“知识上”和“情感上”的共通之处,破除了“西方中心主义”并为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出去”创造了条件。其有益经验为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共同发展及当代中华文化对外传播提供了借鉴。     

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多模态路径

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为中华文化的交流与传播创造了全新的媒介环境。传统媒体的限制逐渐被打破，社交媒体、短视频等新媒体平台崭露头角，中华文化的传播途径变得更加多元。可以通过书面文字、图像、视频的多模态路径，推动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提升中华文化在海外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文字、图像、视频三模态不断整合的综合传播模式，不仅能够提升传播效果，也有助于更好地满足受众多元化的文化需求。这将为中华文化在全球范围内形成更为深远的文化影响，构建更加具有吸引力的叙事体系。     

“中国故事”视阈下景德镇陶瓷文化对外传播研究

中国故事是凝聚了中国人思想、情感、意志等的故事,讲好“中国故事”就是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中华文化在世界范围中的影响力重要手段。陶瓷文化源于人们在制作陶瓷过程中的能动创造,不同时代不同作家的陶瓷作品能反映特殊时期特定个体的思想观念、价值观点和人文精神。景德镇陶瓷不仅可以作为载体承载着中国故事的内容,其自身的文化也是“中国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两个结合”的时代背景下,二者之间也愈加难以割裂开来,讲好“中国故事”的实践探索也对景德镇陶瓷文化的对外传播提供了新的路径。     

儒家经典与“第二个结合”

儒家经典是中国最古老、影响最深远的文献,是中华文化的根、魂、源。儒家经典以其丰富的内涵和精粹的内容,成为中华核心思想理念、传统美德和人文精神的主要载体,是我们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依据。在长期的教育和教化活动中,经典涵养了中华民族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许多主张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具有高度契合性,至今仍具有超时代、超地域的实践价值。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第二个结合”）,自然应当从经典入手,对经典中的“天下为公、讲信修睦、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自强不息”等观念,进行深入阐释和现代发扬,从而使马克思主义更加中国化,也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加现代化。     

文化观念的演化

中西“文化”观念有各自的演化路径。在“辞源学”意义上,中国的“文化”一开始指向形而上的精神层面;西方的“cultura”一开始指向形而下的物质层面。从古代到近代,中国的“文化“指文治教化,其内涵主要在精神方面;西方的“文化”从物质世界扩展到精神世界;就现当代而言,中国通过日本的中介引入了西方的“文化”观以及文化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以及文化研究等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