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入湘早期行踪及诗作编年

杜甫湖湘诗的编次及其在湘行迹详情一直是杜诗研究中的重要课题。前人研究的讹误主要在于研究者不熟悉湖南的山川形势、风土人情。因此有必要对杜甫入湘早期的行踪及诗作重新加以探讨和编排。     

在洞庭湖畔行吟——屈原湖湘行踪及其诗歌创作

屈原的第二次放逐,宣告了他政治生命的终结,但却成就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抒情诗人。屈原湖湘时期的诗歌创作,开创了中国诗歌史上的一个全新时代,在中国和世界的文学长廊中放射出熠熠光辉。     

杜甫飘泊诗作中的陇蜀荆湘沿途生态环境

杜诗如史,但杜甫诗歌的史学价值并非只是局限于传统史学领域,而是具有广义的史学意义,其中包括它的生态史研究价值。综览杜甫晚年飘泊诗作的相关记叙,唐代长江中上游流域陇蜀荆湘一带的野生植被风貌虽因地而异,总的来说是沿途山区原始森林茂密幽深,平原河谷地带草木繁盛,但夔州等地的乱砍滥伐、刀耕火种、烧山祈雨现象,亦在缓慢地破坏自然森林资源,另唐代戎州、泸州山谷盛产荔枝,而今天这些地方已不见荔枝踪影,故唐代戎州、泸州的气温可能高于今天,当时适合热带水果荔枝的生长;唐代陇蜀荆湘一带的飞禽、走兽与渔业资源十分丰富,其沿途山区更是野生动物的天堂,当时的梓州、夔州群山原始森林中,仍然生存并活跃着黑熊、犀牛和老虎等数量较多的大型猛兽;唐代陇蜀荆湘一带的百姓屋舍、文人居所、城镇官舍、寺庙亭阁内外,已广泛种植花草果木,藉此美化环境,当时的绵州公馆中甚至还种有远引自波斯的海棕,唐代的人居环境绿化审美意识已趋成熟。     

论唐诗诗序与诗作的关系

在同一题目下有两种不同的文体,即属于散文的序和诗歌,它们的出现使作品呈现出仅有诗歌的那类作品所没有的特点。本文主要从序文和诗歌的关系来探讨诗序对作品的影响,也是从文体角度对诗歌的一种新的认识。     

杜诗湖湘地名考

杜甫湖湘诗中的地名甚多,但前人及近人对这些地名的讨论则颇多失察之处。如何弄清这些地名的实际所在,是勾勒杜甫湖湘行踪的一个重要课题。利用最新的各类文献,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更深入的讨论,则庶几可以得出更近于事实的结论。     

李绅《古风》二首编年辨正

《古风》(一作悯农)二首是中唐新乐府诗人李绅早期的重要作品,对于研究李绅的创作以及后来与元白发起的新乐府运动都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对于其编年,研究者看法不同,如卞孝萱先生发表在《安徽史学》1960年第3期的《李绅年谱》把它编在贞元十八年,而卢燕平《李绅集校注》(中华书局2009年版)则编在贞元十七年。那么     

网络消费者行踪轨迹信息交换的规制困境及路径优化——基于社会交换理论的视角

网络服务提供者凭借技术优势及大数据等资源,获得建构和限制行踪轨迹信息交换条件的“权力”,造成网络消费者难以通过“个人控制”获得公平交换的困境。为了避免个人因对剥削和风险的模糊恐惧而拒绝披露其行踪轨迹,网络服务提供者往往选择通过自律承诺的方式,增强个人对其信息处理的控制感及信任感;而为了降低网络服务提供者违背承诺的风险,逐渐产生了由独立、专业的第三方充当“控制代理”的规制模式,实现了对困境的突破。未来规制路径优化的方向在于通过增强“分配正义”与“程序正义”保障公平交换的实现,并激励更广泛的第三方参与“控制代理”的监管互动与合作。     

李白在黄山的游踪及诗作

诗仙李白开咏黄山诗文之先河，但是他游黄山的时间和次数世人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走的路线更是扑朔迷离、难以确定。本文将综合黄山区（主要为原太平县）及相邻县、市的山川地理、历史事件和相关人物、注家的李白诗作系年谱（指王琦、安旗、郭沫若、詹英四注家系年谱）等资料做综合讨论，希望对上述问题的研究有所补益。     

清中期贵州的人口压力及相关问题

清中期人口压力问题是学术界长期关注的热点问题,但意见并不一致。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人地关系的视角对清中期的贵州人口压力做实证分析,我们发现,从维持最低生活水准来看,清代中期贵州现有的耕地不能够满足人口生存需求,因而需要通过其他渠道解决人口压力问题。特别当人口压力达到临界点时,就会导致社会秩序失衡,甚至发生事变。     

清前、中期政治与湖南画坛

清前、中期湖南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发生了不少变化,湖南开始成为人们较为关注的一个地区。不论是活跃在本地的画家,还是身居他乡笔耕不缀地从事绘画创作者,都给湖南画坛带来了惊喜,产生了像髡残、易祖栻、王船山和“何氏四杰”这样的大家。对它们的查证和研究,可以增添湖南美术人艺术创作的自信。     

论唐代的湖南文学

唐代的湖南文学与以前比较,本土作家和流寓的外籍作家增多,作家的活动范围和文学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层面得到扩展。     

傅斯年、顾颉刚中山大学语史所时期矛盾考论

学界多认为,学术见解的歧异是傅斯年与顾颉刚在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时期产生矛盾的深层次原因。实际上,治学异趣在这一冲突中的“份量”究竟有多大,却值得考析。从北大国学门到中山大学语史所再到中研院史语所,其旨趣是一脉相承的,疑古思潮并非这些研究机构的集众旨趣,而“疑古”的顾颉刚却多参与其中。同时,后来竖起“史料学派”大旗的傅斯年,其早年学术性格恰在“疑古”与“考信”之间,他由疑古转向考信,可以说是其学术思想的内在发展,不必有意与顾颉刚立异,更何况顾颉刚学术思想之发展也是“始于疑,终于信”。     

湖南省屈原学会2009年年会暨屈原与湖湘文化学术研讨会述评

湖南省屈原学会2009年年会暨屈原与湖湘文化学术研讨会,有八十余位专家学者与会,会议收到学术论文六十余篇。与会专家围绕屈原与汉寿的关系及屈原故里、屈原与湖湘文化、屈宋作品及其影响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     

杜甫诗歌的唐代批评

杜甫生活在具有浓厚浪漫气息的盛唐诗坛,生前不为时人所重,诗名不彰,与之交往唱和的众多著名诗人竟无人称赞他的诗歌;传至中唐,受到了著名诗人元稹、白居易和韩愈等人大力推崇,从而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块无法逾越的丰碑;传至晚唐,诗人学习杜诗和批评杜诗,纪念、凭吊并神化杜甫,从而把杜甫推向诗歌的神坛.     

清朝前期湖南灾荒频仍的原因探析

清朝前期虽然政治相对清明，社会稳定，但由于人口增长迅速，对山地和洞庭湖的过度围垦，降低了洞庭湖对洪水的调蓄作用，加之吏治腐败、清初的战乱及奸商囤积居奇、操纵粮价等社会原因，致使湖南地区灾荒频仍，民不聊生。     

岳、长开埠与近代湖南社会经济的发展

19世纪末20世纪初,岳州、长沙相继辟为商埠。岳、长的开埠,使得湖南有了直接对外贸易的窗口,其对外贸易也呈现出若干鲜明的特征。同时,岳、长开埠对近代湖南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产生了积极和消极的双重影响。     

新中国五十年湖南中篇小说巡礼

新中国50年特别是新时期以来的湖南中篇小说,名篇佳构联袂而出,令人目不暇接,文苑震惊,有口皆碑,堪称湖南文学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