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的首丘情结及屈氏封地考略

屈原祖先封邑,一直存在争议。屈原的首丘(故乡)情结及《左传》、《临湘县志》等相关文献材料表明,湖南湘的如城应为屈氏始封之地。     

《离骚》本草说故里——关于屈原出生地的另类臆断

屈原故里是研究屈原的诸多学术争执中一个常见的话题。关于屈原的故里,最早记载屈原生平事件的《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没有文字的记载,后人普遍认为秭归是屈原的故里,及后又有江陵说、奉节说、临湘说、汉寿说等诸多说法。如果从屈原代表作《离骚》中所描写的本草来考察其故里,则会发现,在人们对屈原故里的诸多判断中,秭归说应该是最为合理和科学的。     

屈原生辰非吉辨

屈原生辰为吉,其说始见于王逸《章句》.《章句》释《离骚》首二句曰:"太岁在寅曰摄提格.孟,始也.贞,正也.于,於也.正月为陬."寅为阳正,故男始生而立于寅;庚为阴正,故女始生而立于庚.言已以太岁在寅、正月始春、庚寅之日,下母之体而生,得阴阳之正中也."王说有两层意思,一为"寅为阳正",而屈原降生适逢"三寅"     

屈宋及骚赋的异称和简称

<正> 《楚辞》最著名的代表作家是屈原和宋玉。屈原名平,字原,后世或称其名,或称其字。晋挚虞《文章流别论》:“前世为赋者,有孙卿、届原。”《周书·庾信传论》:“其后逐臣屈平,作《离骚》以叙志。”而以称其字更为通行。有时也简称其姓,或单称其名或字。又尊称之为“屈子”或“屈氏”。明何乔新《楚辞序》:“盖《三百篇》后,唯屈子之辞,最为近古”。明王世贞《王少泉集序》:“至十二国之风废,而屈氏始以骚振之。”屈原在《离骚》中曾以隐语的形式自言其名字:“名余日正则兮,字余日灵均。”洪兴祖《楚辞补注》:“正则以释名平之义,灵均以释字原之义。”后人亦称屈原日“正则”、“灵均”。唐贾岛《送郑长史之岭南》诗:“汨水斜阳岸,骚人正则祠。”清阮元《四六丛话后序》:“是唯楚国多才,灵均特起,赋继孙卿之后,词开宋玉之先。”屈原曾任楚怀王左徒,张守节正义:“盖今左右拾遗之类。”后因亦以“左徒”称指屈原。明王世贞《卢次楩集     

屈原是江陵人,不是秭归人

笔者认为屈原是故楚郢都,即今湖北省江陵县人.说如下:首先我们看看楚国屈氏族人的行踪.史载屈氏之先为屈瑕,系楚武王之子,因封于屈,遂以邑为氏.屈在何处?可以肯定不在秭归,因为直到楚成王晚年灭夔,归州方才属楚.屈瑕职为莫敖,为楚王近臣,其封邑必     

秭归鲢鱼山与楚都丹阳

关于楚国始都丹阳的地望,历来说法颇多。就秭归丹阳之说而言,有江南和江北二种说法。宋代《舆地纪胜》和明清以来的一些地方志所记,以及近人的传统说法,普遍认为丹阳在今湖北秭归县城东南的楚王城;而时代较早一些的《水经注》却记载在长江以北,但具体在什么地方,难以判明。那么,秭归县境内究竟有无楚始都丹阳?如果确有这样一个丹阳,它又可能在什么地方?1979年夏,我和几位同志曾到秭归县进行勘探和调查,下面就谈谈我的粗浅看法。     

“屈原故里江陵”辨

<正> 1989年9月25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一条消息:《屈子故里何处,新论云是江陵》.12月12日,《中国新闻》以《湖北揭开屈原生于江陵的千古之谜》为题,将上述消息发往海外,称这一“研究成果”已“经湖北省地方志办公室审查确认”.笔者认为,消息用语似乎太武断了些,几乎没有了讨论的余地.屈原诞生在什么地方,虽然从古至今的屈原研究者们一般认为在秭归,仍可以进一步研究.现就个人见闻所及,略陈己见,看“新论”创立者们揭开的是个什么样的“千古之谜”.     

屈原身世及官职新说

一——屈原非楚之同姓,屈氏楚之大姓而已。《史记·屈原列传》说:“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正义》引王逸说:“楚王始都,生子瑕,受屈为卿,因以为氏。”检王逸《离骚章句》“……是时(楚武王)生子瑕,受屈为客卿。”《屈原列传》只说屈原为楚之同姓,但没有提供其它的资料,既然司马迁说屈原为楚之同姓,王逸也就敷衍出屈原为楚王族后裔,看得出他是根据《左传》推理的。《左传》记楚事始于楚武王,屈瑕是楚武王的开疆大臣,但《左传》没有记述屈瑕系楚武王之子。显然,王逸所谓屈姓始于屈瑕,只限于楚国及屈原系屈瑕之后的推论是靠不住的。     

旧学根基 新潮气派——赵逵夫楚辞研究述评

一篇有价值的论文,可以使一位学者得到学术界的重视和承认。赵逵夫的《屈氏先世与句亶王熊伯庸——兼论三闾大夫的职掌》一文就具有这样的影响。几位专家在审阅时认为,此文利用文字、音韵、训诂、历史、文学、民俗等各方面的知识,解决了屈原研究中两千年来一直未能解决的问题,多有发明,新见迭出,在楚辞研究上是一个突破。汤炳正教授、张震泽教授、吴忠匡教授阅读该文后,也先后致函作者,予以很高的评价。八三年八月提交辽宁省首届屈原学术讨论会,被收入会议论文集。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编辑的     

屈原故乡非秭归及其出身考

屈原故乡,《史记》本传阙如。云其为秭归人,首见于郦道元《水经注》引袁崧语:“屈原有贤姊,闻原放逐,亦来归,喻令自宽。全乡人冀其见从,因名曰秭归,即《离骚》所谓女媭婵媛,以詈余也。”(王国维《水经注校》第106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显然是利用姊、秭同音,加以比附。秭,见西周中期“智鼎”铭文,是禾束的量词。姊,见《诗·邶风·泉水》,其义为女兄也。秭、姊之义完全歧异。     

论陈子昂对屈骚的接受

陈子昂与屈原有相同的文化思想品格,但缺少屈原的怀疑精神;接受"发愤抒情"的文学传统,却没有屈骚"忿怼之极"的强烈之情;托香草美人以抒情言志,本于诗人悲剧命运的相似性,人格心理的认同感.故陈子昂对屈骚既有接受,也有变异.     

屈原赋中的舜帝意识

屈原赋中屡次出现的对舜帝的叙述,实际上是屈子举贤授能政治理想的光辉写照,是诗人对历史传说人物的行事升华为自我认同之理念、意识的一次心灵洗礼,这种洗礼进一步化成了与自我情感相融合的根深蒂固的情结。     

再论文化哲学视野下的屈原之死

导致屈原之死的更为直接和深刻的原因,是屈原人生终极观的坍塌和终极理想的幻灭,以及实现终极理想的三种途径的丧失.终极观的坍塌和终极理想的幻灭,在观念的层面上,使屈原在精神上无家可归;而实现终极理想的三种途径的丧失,又在现实的层面上使屈原无家可归.这种情形,对屈原来说,是进退维谷,始终失据;既没有了立身之基,又没有了人生归宿,于是,在穷途末日般的迷茫和悲愤之下,屈原绝望而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屈原之死,是一个典型的文人之死.     

祖骚与非屈－－元代屈原接受史片论

元代对屈原的文学接受活动在两个向度上展开。元赋的“祖骚”既有明确的理论倡导,更体现在创作实践中,它是对屈原文学成就的肯定;散曲的嘲屈是对屈原处世态度、立身准则的否定,这一倾向的形成既有纵横向历史文化原因,也与文体的内在规定性密不可分,反映了元代特有的审美风尚和价值取向。     

《九歌》与汨罗民俗“打倡”

“打倡”是南楚地域一项非常古老的民间请神巫术,由当地法师（即巫师）设坛开祭,其仪典热烈,观者如云,神情虔诚。所请之神众多,有天神玉皇大帝、王母娘娘、九天司命,地祇湘水童神,人神刘三总管等。屈原在朝为三闾大夫,主管楚王室宗庙祭祀,娴熟此类祭典。流放南郢之邑,特别是到了汨罗后,见楚人“打倡”请神之仪典,“其词鄙陋”,其舞“亵慢淫荒”,便在当地法师的支持下,收集整理而成为我们今天见到的《九歌》。当地法师感恩屈原,在后来的请神中,增加了请屈原神之程序,一直流传至今。由此可见《九歌》的原始素材是巫歌而不是民歌。     

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余光中对屈原的推崇

台湾诗人余光中对屈原的推崇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他不但直接称赞屈原的“志洁行芳”,而且将屈原置于世界文学的宝库中,将屈原与但丁、荷马等人相比较,认为屈原的作品是一切诗人的源头。余光中对屈原的推崇与屈原的爱国爱民是分不开的,而余光中自己也是爱国爱民的诗人。     

湖南省屈原学会2009年年会暨屈原与湖湘文化学术研讨会述评

湖南省屈原学会2009年年会暨屈原与湖湘文化学术研讨会,有八十余位专家学者与会,会议收到学术论文六十余篇。与会专家围绕屈原与汉寿的关系及屈原故里、屈原与湖湘文化、屈宋作品及其影响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     

屈原名平及相关问题考论

东方朔以“平”为屈原之名。司马迁明确记载屈原名平,并有呼应。刘向明确记载屈原名平。王充认为屈原名平字原。王逸明确记载屈原名平,于此无刊刻传写错误。《文选》并非所有有字之作者均以字称,屈平即在有字不以字称而称名之列,《文选》五臣注空疏荒陋,不足为据。《卜居》、《渔父》开篇言“屈原既放”,篇中反复出现“屈原日”字样,此为屈原赋之文体性质所决定,此不能作为《卜居》、《渔父》非屈原所作之根据。《卜居》之作者为屈原,《卜居》当作于怀王十八年,具体时间当在该年屈原使齐之前,作地当为郢。《渔父》之作者为屈原,当作于屈原自沉前不久,作地当在江南。     

《九歌》三题

传说中的启《九歌》是祭祀之乐。在流传过程中,古《九歌》发生了一些分化。《九歌》是屈原创作的祭歌集合体,是后人编辑的结果．其本身并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从诸神的地位、作品中的祭神背景以及作品的风格等可以推断屈原《九歌》非一时一地之作,有的作于朝廷任职时,有的作于流放民间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