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政事堂制度研究

在我国封建时代，皇帝是国家的元首，“天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宰相是政府的首脑，是封建国家最高行政管理负责人，“佐天子，总百官，治万事”。这种中央集权式政体为封建社会国家权力的规范运作带来了两个问题：一是对皇权与相权（中央权力）的制约问题；二是皇权与相...     

论皇帝行使权力的类型与皇权、相权问题(上)

学术界一般把封建时代皇权、相权理解为彼此消长的关系,故有皇权加强、相权削弱说与相权加强、皇权削弱说。本文挖掘了一个既为人熟知,但又未受到应有注意的古代关于皇权与相权的理论问题,并从它的产生、发展的根源、过程和特征的新角度,对专制时代的皇权与相权问题作出了新的解释。文章认为,皇权在本质上无大小,而相权却有盈缩。作者力躅建立一种新的权力观念:将权力的大小与权力的行使方式分开,将权力之争与意见之争分开,将个人权力与帮办机构分开。     

论明代的阁权

明代内阁自建立以来，有四项制度一以贯之，法定阁权不是也不可能转化为相权。阁权完全从属于皇权，其主要政治功能是提高和强化专制主义皇权的统治效能。就明代的权力结构考察，内阁与司礼监是最重要的两个中枢机构，但二者郑不是国家最高一级行政实体，而只是协助皇帝处理政务的办事机构。因此，说阁权是相权的复活，或说其职任同于翰林学士，都有失于片面。     

中国古代皇权的制度性与非制度性制约

中国古代皇权的制度性制约包括谏官言谏系统以及以相权为代表的官僚系统,制度性制约的目的在于维护以皇权为代表的皇族利益,限制性权力与被限制性权力具有非对等性带来了制度性制约的弹性而非刚性。"天""德""民"对皇权的非制度性制约是以造成皇帝的天谴、内省、恐惧为基础的。制度性制约与非制度性相互融合,制约的广度与深度高于现代西方,而缺乏的是刚性。     

论明代监察制度对皇权与相权的制约

朱明王朝建立后,为了巩固中央集权,取消了宰相制度。但随着内阁的创立,内阁大学士又成为事实上的宰相。为了制约皇权与相权,明朝建立和完善了监察制度,赋予监官特殊的权力。他们不但监督文武百官,还“封驳诏议”,使皇权不再是没有制约的权力。在明代,纠正皇帝的错误、制约相权、倒阁、弹劾大臣成为监官的传统,许多人表现出奋不顾身的直谏精神。这成为明王朝长期存在的重要原因。     

汉晋间宣诏呈奏机枢制度的嬗变──游移发展、设无定制时期

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社会中,国家政权以君主为最高首脑,中枢机构以君主旨令为运作依据。因此。在中央政府的全部政务活动中,宣诏呈奏是其最机要的和最核心的活动。汉唐间,宣诏呈奏机枢权力经历了由外朝宰相府向内朝尚书或中书,再向朝署中书、门下省衍变的这样三个环节。这一变化的过程。是封建时期政府中枢机构上的一个最重大的变化时期。宣诏呈奏机枢之权作为封建政治权力结构中的核质,自丞相手中移至中朝侍中尚书,再从尚书转归中书、侍中。权力的交替、转换,正是皇权与相权争斗的结果。反映出在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下,皇帝为加…     

浅谈唐代翰林学士的形成及其发展过程

翰林学士在唐代政治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它是封建皇权与相权斗争的必然产物。从玄宗朝设立到晚唐,它对当时的政治制度有很大的影响,它是在不断取代中书舍人权力的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     

权力配置与权力监督——兼评《政治文明建设与权力监督机制研究》

在政治权力体系中,权力配置关注结构,权力监督关注功能;结构制约功能,功能过程牵动结构体系。《政治文明建设与权力监督机制研究》一书在这个框架下,对中国特色权力配置和监督制约的内在机理做了富有成效的探索。其不照搬西方政制,不因循传统体制,而是借鉴其中有益的文明成果,立足当代中国国情,探讨优化权力结构、构建中国特色权力监督机制的有效路径。     

胡惟庸党案与明初的皇权相权之争

胡惟庸党案与明初的皇权相权之争王建华中国封建社会的专制政体，到明初达到了最完备的形态。明初皇帝权力的强化，是以丞相胡惟庸一案为开端的。胡惟庸党案是明初主权与相权之争的必然产物。自此之后，“遂结千余年中书柄政之局”（孟森语），中国历史上再无丞相之名。元...     

从丞相、太尉、大司马大将军看西汉君权与臣权关系

西汉王朝建立初期,继承了秦代建立的三公九卿制度,以丞相、太尉为代表的臣权相对较大,掌握相当程度的中枢权力,不时与君权发生冲突,因而丞相与太尉经常受到皇帝的猜疑与限制。汉武帝即位后,采取各种措施加强君主集权,削弱相权,并设置大司马大将军与丞相分权,但这一举措适得其反,在汉武帝之后逐渐发展形成大司马大将军大权独揽、皇权旁落的局面。     

宋代台谏系统的破坏与君权相权之关系

宋代中央监察系统的台谏,与君权、相权并举,在君主官僚政治体系中具有举足轻重之地位,并颇似近代西方的三权分立。但它不可能成长为近代意义上的三权制衡的权力结构。这是相权寻机干预、舞弊破坏、君权常常失误的必然结果,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应归结予君主专制制度。所以不能指望在君主专制制度下,出现真正的三权制衡结构和权力系统。     

制约与监督协同视角下的村级权力自控机制研究

制约与监督是两种紧密联系而又明显区别的控权方式,两者在内容上相互包含,功能上相互补充,作用方式上相互依赖,需有机结合才能保证权力的正常运行。村官权力的失控源于"行政干预自治"体制下,村民自治内外监督与制约机制的双重失效。外力推动的村务监督制度创新力图通过重建内部监督机制实现对村官权力的约束,但因缺乏内部制约机制的配合而未能达到预期控权目标。在自治体实现真正的自治之前,需结合村官权力特点,依赖自治体现有的监督制约机制,建立"制约—监督"均衡与协同的控权机制,激活村庄潜在的监督制约力量,规范村官权力的运行。     

中国古代社会“省”之演变略考

“省”,本是对宫禁之地的称呼.皇权要限制、控制相权,先用内朝架空丞相,再用近臣架空宰相,从而催生了三省制这个宰相体制,使“省”成了对宰相机构的称呼.分层级治理地方并派员监察本来是一种合理的机制,但由于皇帝过度利用监察官,从而使监察区膨胀为一级地方政权机构.元朝立国,既继承了魏晋以来的行台制度和金朝的行省制度,又继续在唐、宋监察区权力膨胀的链条上行走,使“省”这个中央机构变成宰相在地方上的派驻机构,称“行省”.明初皇权与相权斗争的结果,使当时的宰相机构———中书省撤消,“行省”于是变成了“省”,成为一个地方行政机构的称呼.这个变化是宰相制度与地方行政机关演变中的一个副产品,也是封建专制的一个畸形成果     

论中国封建监察制度中的合理性因素

监察是治吏的利器,是以权力制约权力的激浊扬清行为。中国封建监察制度,尽管其实质是维护君主专制的御用工具,但其中也蕴涵着许多启人心智的合理性因素。诸如独立监察,强化监察机构的地位和权威;重视选任,保证监察队伍的良好素质;严格管理,防止失监虚监;反监互察,制约监察权力的滥用等等,对于我国当前的监察制度和廉政制度建设仍有借鉴和启迪意义。     

论中国封建专制君权的发展趋势

对中国政制史研究来说,封建专制君权的发展是一个几乎关系着全部重大问题的课题。本文愿在祝总斌先生《试论我国封建君主专制权力发展的总趋势》一文之后,来继续讨论这一问题。     

从嘉靖朝大礼议等事看阁权对皇权的制约

从嘉靖朝大礼议等事看阁权对皇权的制约孟广军极端君主专制状态下的君臣关系，历来是史学界的热门话题，其中阁权与皇权的关系更是突出的方面。本文拟通过对正嘉交替之际明世宗人继大统及大礼议等重大事件的剖析，就明代内阁对皇权的制约问题试作探讨。一正嘉交替之际，内...     

论地主阶级的阶段发展及其历史功能

一、中国封建地主阶级 发展的三个阶段 在封建社会,地主阶级对农民的统治,是通过代表其总体利益的皇权进行的,因此,地主、农民和皇权构成为封建社会内部矛盾的三个基本要素。地主阶级就处于两类基本矛盾的运动中发展:作为统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作为封建社会的统治基础,其各阶层向皇权展开分享政治权力的斗争。主要是由于这一矛盾的历史演变,使地主阶级由其产生到成熟,经历了三个阶段:     

明清绅士制度初探

从绅士阶层的产生原因、制度来源以及绅权的制度性保障和约束等方面分析,可见中国封建社会存在着一种自隋唐开始、到明清时代趋于成熟的地方政治制度——绅士制度。它是封建社会地方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封建政治制度的一大特色,并成为封建皇权统治的基础和重要保障。     

“五四”的功德与缺憾

风雨苍黄，90载白驹过隙。 回望百年中国近代史的发展演化轨迹，希望与绝望曾经相伴，屈辱与自豪仿佛如昨。多舛的命运，一刻也不曾告别我们这个民族，几千年封建专制主义的阴魂至今依然驻留生活在伪现代化时代国民们的意识深处，皇权崇拜，权力至上，     

公共权力制约与宪政制度改革

公共权力是社会主体为了防止自己的正当权利受到他人的非法侵犯而设立的,公共性是其本质属性。为防止公共权力异化,必须对公共权力制约进行一系列制度设计,这需要做到以下几点:建立权力之间的监督制约制度,实现以权力制约权力;建立完善的宪法诉讼制度,实现以权利制约权力;建立违宪审查制度,对公共权力进行有效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