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瑶族的习惯法

明清时期,瑶族的习惯法发展至成熟的阶段,有关记载也较为详细。这一时期瑶族的习惯法,大致表现为内容的完整性与形式的片断性,成文习惯法与不成文习惯法共存,阶级性与社会性的混合。因此体现了瑶族社会存在的家族主义,以及对其他民族不平等等特点。瑶族习惯法主要是准成文习惯法,同时也包含俗成习惯法与约定习惯法方面的内容。     

明清时期广东的自然环境保护

明清广东经济的大开发已向人们敲响警钟，人类不能只向大自然索取，更要保护大自然，否则必定会遭受大自然的报复。当时虽然许多有识之士积极倡导环境保护，但由于缺乏科学的指导思想，缺乏总体的长远规划，更缺乏行之有效的政令法规，广东的自然环境依然恶化。该文试图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探索人类发展与自然和谐的规律。     

明清时期纳贡贸易与《广东新语》

明清时期,全球经济扩张形势的发展把广东推进了世界贸易的大潮中,广东成为纳贡贸易的前沿阵地。被誉为＂广东百科全书＂、广东番禺人屈大均的《广东新语》比较具体地记述了明清时期＂岛夷＂（南洋或东西洋）各国与中国纳贡贸易的盛况,尤其是对当时＂岛夷＂诸国纳贡情况及纳贡贸易物品记载得非常详细。《广东新语》对纳贡贸易的认识和评价独到,与明清时期的主流意识截然不同。     

美国瑶族文献与世界瑶族迁徙地之关系

运用文献分析及跨文化交流理论,结合实地考察,探讨了美国瑶族文献与世界瑶族迁徙地之关系。指出中国、东南亚、美国是世界瑶族迁徙的三大要地,美国瑶族文献中藏有大量瑶族迁徙文化信息,通过对这些文献作文字与书写方式、纪年方式、人名与地名以及内容与类别的考释,证明文献的所有者是明清时期由中国陆续向东南亚一带迁徙的瑶人。对这批瑶族文献进行抢救性发掘与比较研究,便于从更广阔的文化视野探讨世界瑶族文化的特质,找出其间的文化异同,促进世界瑶族文化的发展与繁荣。     

明清时期广东客家农业移民与广西社会经济发展——以珠三角为轴的珠江流域西扇市场农业整合为视角

明清尤其清代,客家人特别是广东省的或者迁徙中经广东省的福建客家人源源西徙,涌入珠江三角洲经济圈西向的主要扇面省区———广西。作为一支巨大的人口力量,他们颇具分量地改变了广西素来"地旷人稀"的局面,与其他移民一道,在清代终于打破了广西保持长达1 400多年(公元140—1578年)的100万上下的人口规模,使广西人口徒然数倍猛增。作为一支有别于广西原居少数民族,饱受中原文明熏陶,而在明清近数百年又经受过广东、福建商品经济高涨发展大潮洗礼的汉族民系,他们的入抵以珠三角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为动力,从农业领域传导了珠三角商品经济的强烈辐射,有力地提高了广西少数民族人民与汉族人民的融合程度,促进了广西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将广西为主的西江流域地区的广大农村和广西农业纳入了珠江三角洲经济圈的市场腹地体系。     

明清时期广东西江走廊聚落地名特征分析

聚落地名反映了人类社会在变迁过程中对自然和人文地理环境的选择和适应。明清时期．西江走廊人口密度进一步增大．从平原、河谷到低山、丘陵等地区都有人口的分布。但受自然和人文地理环境的作用．聚落类型发生相应的变化。在聚落地名方面．除保留原有自然特征和古越语聚落地名外．社会类型聚落地名大量涌现,充分反映明清时期西江走廊地带在社会经济发展等状况,并奠定了以后本地区聚落地名在和自然特征和经济类型等方面的分布空间格局和命名特征。     

明清时期的徽商与福建

徽商在明清时期活动异常活跃 ,地处徽州以南的福建也因丰富的商品资源和广阔的市场吸引徽商往来贸易。徽商在福建所从事的行业众多 ,其中在明代中期 ,徽州海寇商人还积极与福建海寇商人联手发展武装海上贸易 ,可以说徽州海商的成功得益于福建海商的大力支持。徽商在福建的频繁活动有力地促进了福建社会经济的发展     

明清时期广东西江走廊聚落地名特征研究

聚落地名反映了人类社会在变迁过程中对自然和社会人文地理环境的选择和适应。明清时期,西江走廊人口密度进一步增大,从平原、河谷到低山、丘陵等地区都有人口的分布。但受自然和社会地理环境的作用,聚落类型发生相应的变化。在聚落地名方面,除保留原有自然特征和古越语聚落地名外,民族和方言类型地名大量涌现,充分反映出明清时期西江走廊地带民族变迁和方言播衍方面的状况,并且奠定了以后本地区聚落地名在民族和方言等方面的分布空间格局和命名特征。     

明清时期说部书价述略

小说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 ,其流传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书价。自明至清 ,说部书价总体上呈下降趋势 ,使更多不同层次的人有能力消费小说。这与明中叶以来书坊的遍布、活字印刷的发展及石印的推广直接相关。同时 ,由于明清时人对宋元版及抄本日益珍重 ,说部中的这一部分价格反而急剧上升。     

明清时期雷州半岛的自然灾害初探

从历史的角度 ,对雷州半岛的自然灾害进行了较全面地探讨 ,得出了雷州半岛的自然灾害具有多灾种、灾情较重的结论 ,从而对我们今天雷州半岛的防灾抗灾 ,防止天灾人祸具有一定的警醒作用。     

略论明清时期江南的城市化

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形成了以杭州—苏州—南京为一级城市,松江—嘉兴—湖州—常州—镇江等二级城市,周边无数市镇为三级城市的国内最大都市群,由此奠定了今天长三角都市群的基础.杭州与苏州、南京等超级大都市,既共同形成了国内最庞大的都市丝织业商品市场,也构建了国内著名大都市—区域中心城市—地方重要城镇的三级市场网络体系.     

明清小说中的占候

文章论述了古代占候术在明清小说中的种种表现。认为占候术对明清小说的结构艺术-诸如气氛渲染、伏线设置、情景描写等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同时也体现了明清人的原始心理和思维方式。     

明清时期泰山神祗地位变迁探究

泰山信仰即以泰山神（民间化后称为东岳大帝）和碧霞元君为主的宗教神灵信仰。泰山神信仰源于远古的山岳崇拜,在明代以前,泰山神不仅因多次得到帝王的敕封、致祭而纳入国家祭祀体系,也因“泰山治鬼”之职而成为民间各香社崇祀的主体,泰山行祠亦已遍布域内各府、州、县,其在泰山乃至域内众神中的独尊地位是其他神灵所无法比拟的;而碧霞元君不仅兴起较晚,其民间杂祠甚至淫祀的属性亦不时成为世人抨击的对象,地位远在泰山神之下。但明代中后期之后,两者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碧霞元君犬有凌驾于泰山神之上之势,究其原因则与泰山神回归官方祀典、封禅活动的终结及碧霞元君神职广大等诸多因素有关。     

明清厅堂的悬壁书法装饰

通过对文献资料和传世实物的考察,考证了悬壁书法的滥殇及其在明清建筑中的装饰作用和方式,指出悬壁书法是在明代永乐迁都之后,随着建筑风格的改变产生的一种新的书法式样,突出了书法的装饰功能,要求书法作品与环境融为一体,达到装饰环境的目的。     

明清族商研究的倡言与思考

关于中国古代商人及商业资本历史的研究,是20世纪中国历史学研究的一个重点领域,成果很多.然而,从商人及其资本的内部构造来探讨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却是以往研究中较为忽视的领域.明清"族商"研究概念的提出,以及对家族、乡族商人及其资本的内部构造与商人群体、资本群体的运作模式进行考察,对其所蕴藏在文化意识之中的多元经济观念进行审视,有助于寻求多视角地认识中国传统商人及其资本的变迁之路,从而对中国传统商人与资本的内在本质及其发展前景,形成一个更为全面和客观的评价.     

明清时期开封的徽商

明清时期,河南水陆交通十分便捷,并且地处中原,人口密集,是个巨大的商品市场。开封更是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吸引着各地商人来此经商,其中不乏徽商。他们在经营方式上有坐贾也有行商,主要经营盐业、棉布和典当业。微商对促进开封商品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明清时期汉口商业文化再探

商业文化是在商品流通领域中表现出来的具有商业特质的文化现象。明清时期汉口城市迅猛崛起,从芦苇丛生的河滩废壤一跃而成为“四大名镇”之首、“天下四聚”之一的商业巨镇,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商业史上的一个奇迹。与其繁荣的商业相适应,汉口也有它独具特色的商业文化。商品文化、营销文化、商业伦理文化、商业环境文化、消费文化等是明清时期汉口商业文化的主要构成。     

明清时期徽州民间择偶观探究

明清时期,徽州地区民间择偶受到朱子《家礼》的影响,男女议婚重视对方的家世门第与人品才学。然而,随着明代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加之徽州商人的影响,徽州地区百姓在议婚时出现了违反《家礼》精神的行为,除了外貌条件这一古往今来男女择偶标准外,财富水平成为了择偶的重要标准。     

明清张秋水患与河道治理

明清两代,黄河水患频繁,不断冲及张秋。政府致力于漕运的畅通,治河的目的是保卫运河。明代借黄济运的措施,给漕河带来严重的后患。清咸丰年间黄河改道后,政府治理水患渐不及时。张秋水患为明清两代治理黄河水患的典型,通过对张秋水患及其治理情况来分析两代治理河患的特点。     

明清时期湖北地区商业发展初探

明清时期是湖北商业发展的重要阶段。文章从物流、商流、本省商人的崛起以及商业发展的动因等方面对此期湖北地区商业发展的情况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