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国家、礼制与佛教的互动考论

宋代国家、礼制与佛教的互动关系表现在:国家礼制吸纳佛教,如将佛寺声钟、开启道场等纳入国家礼制;国家多方扶植佛教,如临幸佛寺、政治上支持、经济上赏赐和兴修佛寺;佛教参与国家礼制,这在吉、嘉、宾、军、凶五礼上均有所体现;佛教发挥积极作用,主要体现在经济、军事和文化娱乐上。此外,佛教与国家及国家礼制之间也存在一定的矛盾,其突出表现是佛教火葬习俗对儒家礼制与封建秩序的强力冲击。     

葛洪儒家伦理观与道教理论的建构

葛洪是中国道教史上以儒家学说构道教理论的知名高道.他有着丰富的儒家伦理思想,如维护君尊臣卑等儒家礼制,提倡用儒家道德教育士族子弟、官僚贵族;主张德主刑辅、知止乐道等.葛洪在建构道教理论时,积极援儒入道,提出了道教秩序、道本儒末、忠孝成仙、戒律护道等道教思想,对中古道教理论的创新与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祭礼空间:祠庙与戏台——大理本主庙与戏台景观构形研究

本文把大理本主庙纳入国家祠庙系统,因祠庙与礼制有着深厚渊源,以此角度观之,不难发现本主庙的发展实则是国家礼制与民间信仰共同作用的结果。本主庙与戏台构成的祭礼空间,确保了礼制在地方社会中的传播及接受,从而使国家对地方信仰的控制得以强化。本主庙及戏台的构形亦受到礼制的影响,并呈现出相应的特征。     

皇帝“私”礼与国家公制:“开元后礼”的分期及流变

唐代"开元后礼"的建设可以分为不同时期,开元后期与天宝时代以皇帝为首对《开元礼》所建制度大兴改革,并建立国家祭祀中的道教崇拜体系。安史乱后面临对《开元礼》和天宝改制的选择,从建中贞元初以《开元礼》的继承和回归为主,到贞元后期和元和中更多地纳入新制而进行调整,变化的因素不断增加。而对《开元礼》的"删定施行"则通过对制敕的删修得以实现,体现了礼制以皇权为中心的意义和时代对变革的需求。与此同时,道教祭祀与代表皇帝私人和家族性质、表达皇帝个人意旨的"私"礼(或云"家礼")进一步结合,与作为国家公制的礼仪同存共融,形成了中古时代礼仪的新概念和新特色。     

书仪——中古时代简便实用的“礼经”

在中国古代,中华礼制是国家大法,又是道德准则。追求礼义是中华礼制实施中的重要原则之一,"礼法合一"是中华礼制的重要特点。中华礼制在漫长的形成、衍化过程中,对提升民众道德、提倡仁义政治、维持人际关系、维护社会安宁、缓和民族矛盾、调整国际关系以及和谐人与自然关系等等方面均起到过极其重要作用,深刻影响了中华文化发展趋向与演变形态,从而形成有别于西方文化的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可以说,中华礼制浸润着中国先民的生存智慧与治国经验。研究中华礼制,发掘其精华,有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是实现中华民族重新崛起与伟大复兴的重要动力之一,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都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本专栏包括三篇论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社会变迁及其现代价值》的阶段性成果,涵及先秦、中古、近代三个时段,均从一个侧面对中国传统礼制作了较深入研究。     

从礼制到礼学——先秦儒家对礼义的探寻

在中国古代,中华礼制是国家大法,又是道德准则。追求礼义是中华礼制实施中的重要原则之一,"礼法合一"是中华礼制的重要特点。中华礼制在漫长的形成、衍化过程中,对提升民众道德、提倡仁义政治、维持人际关系、维护社会安宁、缓和民族矛盾、调整国际关系以及和谐人与自然关系等等方面均起到过极其重要作用,深刻影响了中华文化发展趋向与演变形态,从而形成有别于西方文化的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可以说,中华礼制浸润着中国先民的生存智慧与治国经验。研究中华礼制,发掘其精华,有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是实现中华民族重新崛起与伟大复兴的重要动力之一,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都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本专栏包括三篇论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社会变迁及其现代价值》的阶段性成果,涵及先秦、中古、近代三个时段,均从一个侧面对中国传统礼制作了较深入研究。     

绍续明礼:清顺治朝国家礼制的"汉化"转向

入关后,已有的满洲礼制不能满足现实政治扩张的需要,顺治朝开始全面继承明朝礼制,在祭礼方面最为彻底,基本上移植了明朝祭礼格局与祭仪模式,在嘉礼方面立足已有之制,吸收明制进行改进、补充与新创,军、宾、凶礼相对改动较少,但也呈现出明显的"汉化"趋势.顺治朝继承明朝礼制的根本动力是大一统政治的需要,通过继承明朝的"五礼"体系,重塑清政权的礼制合法性,完成了向大一统帝国礼制的转交.顺治朝随着汉礼的全面加入,满洲礼制逐渐呈现收缩之势,汉礼开始超过满礼,成为主流,清朝国家礼制发生了"汉化"的重大转向,成为清代礼制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转变.     

高丽礼制研究

高丽礼制建设是适应朝鲜半岛统一国家中央集权政治要求、加强君主权威的重要举措,是朝鲜半岛政治文化转型的开端与标志。高丽礼制建设主要借鉴了中国唐宋制度,其架构了五礼体系,同时又纳入了佛道"二氏礼",形成了特殊的礼制格局。高丽礼制的实施产生了一定的政治、社会功效,在朝鲜半岛礼制建设史上具有特殊意义,在朝鲜半岛儒家化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试论近代国家制礼机构及其现代价值

在中国古代,中华礼制是国家大法,又是道德准则。追求礼义是中华礼制实施中的重要原则之一,"礼法合一"是中华礼制的重要特点。中华礼制在漫长的形成、衍化过程中,对提升民众道德、提倡仁义政治、维持人际关系、维护社会安宁、缓和民族矛盾、调整国际关系以及和谐人与自然关系等等方面均起到过极其重要作用,深刻影响了中华文化发展趋向与演变形态,从而形成有别于西方文化的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可以说,中华礼制浸润着中国先民的生存智慧与治国经验。研究中华礼制,发掘其精华,有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是实现中华民族重新崛起与伟大复兴的重要动力之一,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都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本专栏包括三篇论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社会变迁及其现代价值》的阶段性成果,涵及先秦、中古、近代三个时段,均从一个侧面对中国传统礼制作了较深入研究。     

论宋朝道教斋醮科仪的时代特点

宋代是封建国家重神祀、兴礼仪的时代.宋代道教在继续履行国家宗教祭祀职能的同时,开始对民间信仰进行理论化的改造吸收.宋代民间信仰的活跃与道教复兴的时代背景,促成道教斋醮的兴盛和科仪经典的编撰.道教斋醮科仪与民间信仰的结合,民间俗神道教化的演进趋势,说明宋代是道教斋醮科仪的历史转换期.     

宗炳绘画理论来源小议

宗炳绘画理论是道佛相融的思想。自魏晋以来,统一政权瓦解,战争不断,佛教被迅速传播并与 道教互相影响、互相吸收,成为宗炳绘画理论产生的思想根源和社会根源。他的思想在其著作《画山水序》中 得以充分的体现。他的道佛相融思想对后世绘画反理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南宋词人群的怀古情愫

南宋文人穿越千古时空的界限,将人世沧桑、兴衰成败之感,谱成或悲凉慷慨、或缠绵凄清的怀古词篇。时代背景的不同,咏怀古迹的差异,词人主体的不一,形成同中有异的抒情格调,汇成南宋浩荡激越的怀古情愫。南宋文人诉诸怀古词作的书写,在突出浓厚的主体价值的同时,还渗透着强烈的文人情愫,既有拯救家国的儒家精神,又有隐逸江湖的道家情怀。     

南宋诗人曹彦约行年考

曹彦约历官孝宗、光宗、宁宗、理宗四朝,大凡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均有涉猎,为南宋名臣。著述颇丰,文学创作成就主要在诗歌,为南宋著名诗人。然其生平事迹未见有专文论述,今勾稽史乘、方志、宗谱等史料,详细考出曹氏家世、事迹、著述等方面的情况,并予以编年,希望为进一步研究曹氏诗文创作成就者提供资料。     

宋代道教与劝善习俗

为了实现得道的终极目标,道教为想成仙之人的宗教实践内置了一个道德原则,即在修道过程中必须去恶为善。两宋时期,道教对社会成员的道德教化主要借助了两种渠道：一是通过那些关于具有监察善恶及惩恶扬善功能的道教神灵的道教经文劝善;二是造作专门的劝善书并使之行于世。在宋代的劝善之风中,道教成为一些善行的思想基础和动力源泉;同时使得一些善念、善行被赋予了强烈的功利化色彩。     

试论北宋文人游仙诗

北宋文人创作了三百首左右游仙诗。北宋文人少数仍相信游仙之事并作诗纪之,大多文人创作游仙诗的动机与道教信仰没有必然联系,甚至对神仙道教产生质疑。他们或者在游仙诗中直接点明其疑心,或者在梦仙诗中间接表达怀疑态度,有些文人在游仙诗中甚至对神话故事、道教神仙进行戏嘲、调侃。而这些恰恰反映了北宋文人创作思想的变化。     

韩琦与《安阳集》

韩琦是北宋时期重要大臣，他曾拥立英宗、神宗两代君主，为北宋政局稳定起到了关键作用。     

明周太后与文华门哭谏事件

明代历史上,大臣为捍卫祖制伏阙争礼三次,最早始于成化年间的文华门哭谏。这次争礼因宪宗生母周太后在柑葬问题上与大臣的分歧引起,周太后的跋扈独断激起文武百官大规模请愿。文华门哭谏不仅引起皇室丰忖葬制度的重大变革,也是谏诤皇权不当行为而抗争请愿之开端。     

宋真宗与北宋兴衰

宋真宗作为北宋的承平之君,面对可有为的时代,也曾力图有所作为,但最终却无所作为,使北宋失去了除旧布新的大好时机,宋真宗也因此备受非议.深入探讨其深层的原因,可以全面评价宋真宗,准确把握北宋的兴衰的原因之所在.     

宋代文人"谪仙"称谓及其内涵论析

"谪仙"称谓缘自道教神仙观念,这一称谓因用于李白而具有了诗人意义.宋代文人广泛借用"谪仙"称谓,这与他们的道教信仰、诗才学识以及对李白的崇拜有关.狂傲、贬谪和诗才是宋代文人对"谪仙"概念基本内涵的确认."谪仙"因此也成为宋代诗学批评的术语之一.     

宋前儒佛道三教关系述论

佛教自传入中国,就在与儒、道不断的冲突、论争与交流中发生并实现着三教的融会。佛教初传时期的经籍翻译中就融会、吸收了中国传统的哲学、伦理和宗教观念,特别是其中的儒化、道化倾向非常明显。两晋时期的玄佛合流,实际上已初具三教融会的意义。南北朝时期,三教融会的趋势又有所发展。当时的很多名士、佛徒和道士,都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三教一致、三教融合的观点。但该时期三教之间特别是佛、道之间的矛盾、冲突也日趋激烈。隋唐时期,统治者为了加强思想文化上的钳制与制衡,一方面确立了儒学的正统地位,同时又以佛、道为官方意识形态的重要补充,推行三教并用的文化政策,形成了三教鼎立的局面。三教真正的融会、合一是在宋元明时期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