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同治理：环境群体性事件治理创新模式

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工业污染向其他一些地区转移,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引发环境群体性事件。利益多元化的今天,发生环境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原因是政府、企业和民众三个主体产生利益冲突,在博弈过程中没有达到利益均衡。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治理是政府的一大难题,亟需寻求利益相关主体参与协同治理。因此,建立一套协调治理模式是必要的：需要构建政府与民众从博弈到合作的模式;需要构建政府与媒体的合作模式;需要建立政府与环保NGO合作模式。把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利益相关者,政府、企业、民众、媒体和环保NGO协同起来,形成一种合作联动关系,共同参与治理,使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协同起来。     

我国群体性事件法律化解机制之反思

对近十年来我国发生的若干起典型群体性事件的经验性分析表明,我国当下群体性事件的化解机制仍以传统的压制型模式为主。同时,疏导型化解机制在不断生长,回应型化解机制则初露端倪。为了寻求社会矛盾纠纷的实质性化解,引导全社会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处理矛盾纠纷,应当促进群体性事件向回应型化解模式的转变。为此,应当从建构矛盾排查、快速反应、信息发布、协商对话、多元主体参与及善后回应机制等六个方面进行积极努力,实现我国群体性事件的良性根治。     

我国的非政府组织与群体性事件治理

转型期的中国,由人民内部引发的各类群体性事件增多。在治理群体性事件过程中,政府肩负着治理群体性事件的直接责任。但是政府自身在资源分配、人员结构、组织体系等方面存在局限性,仅仅依靠政府的力量确实很难做到群体性事件应对的高效、快速、协调、灵活。因此,应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参与治理群体性事件的作用。但非政府组织在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中还存在一些现实困境,对此,应在促进协调、健全法制、增进互动、强化预警、加强自律、完善监管、扩大宣传、科学评估等方面不断完善非政府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的治理,努力推进非政府组织的发展。     

多元联动视角下的群体性事件治理

随着我国社会转型的深入,受社会民主化进程加快和新媒体快速发展的影响,社会矛盾也进入多发期,群体性事件成为影响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为克服政府治理群体性事件失灵的弊病,本文意构建以政府为核心,政府与媒体、政府与第三部门、政府与公民、第三部门与媒体、媒体与公民、第三部门与公民多元联动的新型治理机制,破解群体性事件治理难题。     

我国群体性事件的基层政府行为探讨

近年来,随着我国改革进程的不断深化,社会利益关系的深刻调整,发展过程中由于体制性问题造成的利益分配不均衡、底层突出的各种矛盾越来越严重,与此同时民众维护自身利益的意识逐步提高,两方面的不相协调,导致了我国群体性事件的频繁发生,民众试图采取非正常渠道、非理性行为维护自身利益,近年来有不断扩大化的倾向,不仅不符合我国政府打...     

我国农村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法治研究——以行政法视野下的农民参与为视角

近年来,社会管理创新背景下的农村群体性事件呈现出诸多新的特点,农村环境群体事件已经成为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之一。我国农村环境群体性事件发生主要是由于官民价值之间存在冲突、农民表达意愿的渠道不畅、官民沟通机制不健全等原因造成的。针对农村环境群体性事件的产生原因,提出转变政府现行的"压制型"行政模式成"回应型"行政模式,吸收农民参与到农村环境群体性事件的预防治理中势在必行。     

责任政府视阈下的土地征用群体性事件治理研究

责任政府是现代政府不断追求的价值目标。现阶段,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的上升阶段,城市的扩展、道路的修建等导致对土地的需求量不断增加,农村土地征用房屋的拆迁成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在此过程中由此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不断发生,并成为社会的热点和难点问题,作为责任政府,如何有效治理土地征用群体性事件是当代政府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     

群体性事件的治理：能力建设视角

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多元的社会利益格局已经形成,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诉求失衡,导致当前群体性事件的频发。意识形态僵化、组织建设集权化以及资源投入的“异化”严重制约了群体性事件治理的效率。因此,从制度能力、组织能力以及资源能力3个方面来强化群体性事件的治理能力建设,应成为各级政府的优先议程。     

非政府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初探

单一依靠政府治理群体性事件存在信息失灵、举措失当、缺乏长效机制等缺陷,而非政府组织的参与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政府治理的不足,有助于促成政府、非政府组织以及民众之间的良性互动与合作,对实现群体性事件的善治及政治稳定、社会和谐意义深远。具体而言,非政府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可发挥信息收集与传递、沟通与协商、社会服务与监督、宣传教育等功能;同时,其在参与过程中应坚持沟通合作、独立自主、依法和有序参与等原则,勇于担当责任,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努力提升社会公信力,并树立长远目标。     

群体性事件处置中的政府决策风险

在处置群体性事件中,政府决策条件的不确定性是造成决策风险的主要原因,同是政府决策方案本身的抗风险能力也是造成决策风险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处置群体性事件决策方案的抗风险能力和政府决策风险成反比。决策方案本身的抗风险能力是决定处置方案在实施过程中面临风险程度的重要因素。所以说,如何增强决策方案的抗风险能力,是政府职能部门控制群体性事件决策风险的基本途径。     

社会资本与群体性事件的有效治理

社会资本与群体性事件的产生之间存在一定的内在逻辑关联,社会资本的存量是有效预防和治理群体性事件的重要资源.然而,当前我国社会资本发育不成熟,在预防和治理群体性事件的过程中,必须壮大社会资本,加强对各基层党政干部和普通民众的法治理念和公共精神的培育,转变政府治理模式,完善防治群体性事件的工作机制并大力培育民间组织,实现民众合法权益的有效维护和保障.     

城镇化背景下农村群体性事件的防范与治理

研究指出,当前我国正积极稳妥推进新型城镇化,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然而在城镇化过程中由于多元利益矛盾的交集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疏解,从而导致农村群体性事件爆发的规模和数量呈现出上升趋势,使新型城镇化的任务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因此剖析新时期农村群体性事件的现状与产生原因,建立有效的防范与治理机制,是顺利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有力保障与重要内容。     

环境群体性事件的衰变及其治理模式变革：从“粗放式摆平”到“精细化治理”

环境群体性事件是转型期环境利益矛盾激化的综合反映,也是基层治理面临的关键问题。在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处置上,地方政府长期运用的是“粗放式摆平”行为模式,主要样态包括权宜之计、刚性维稳、工具单一、政府包揽等维度。党的十八大之后,在党中央“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总目标指引下,我国环境群体性事件由此迈向了精细化治理的变革之路。较之于“粗放式摆平”,“精细化治理”具有关口前移、制度建设、公平正义、柔性治理、社会协同等特点。从“粗糙式摆平”迈向“精细化治理”,是多重社会因素复合作用的结果,包括事件风险性与不确定性的倒逼、政府应急处置能力的提升、学习与培训机制的跟进以及社会认知的深化等。     

转型时期群体性事件中政府形象的塑造

社会转型时期我国群体性事件数量迅速上升,正在考验着各级政府的施政和治理能力。为此,要将群体性事件纳入转型时期社会发展战略,要借助社会组织的力量拓宽群体性事件处置的主体力量,要建立健全社会管理机制和程序建设,要掌握科学的舆论引导策略,在妥善有效处置群体性事件中打造现代政府新形象。     

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归因与治理路径

社会转型期利益格局重新分配和结构失衡所引发的矛盾和冲突,农民利益表达渠道不畅通或制度性政治参与的制度供给不足,农村基层政府合法性危机所导致的基层党政权威的弱化及民间权威的膨胀,农民的法制观念淡薄且易于产生从众行为等,是农村群体性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因此,大力发展农村经济,重视农民的合法权益,畅通利益表达渠道,实现农民制度参与的有效供给,基层政府转变职能,重塑政府与公民间的信任和合作关系,提高广大农民群众的法制意识和政治参与能力,是治理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有效路径。     

试论回应型政府的运行模式

回应型政府是一种使回应制度化、体制化的治理模式。与传统的政府运行模式不同,回应型政府服务社会的价值取向,政府与社会平等合作、共同参与的治理结构,电子化与扁平化的政府组织结构,透明、快捷的治理过程,有多元主体参与的、体现责任约束与对结果负责的政府绩效评估,共同构成了其特定的运行模式。     

我国政府应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对策探究——以抵制家乐福事件为例

网络群体性事件,简称网群事件,指在互联网上发生的有较多网民参与讨论的事件。针对网络群体事件我国政府应坚持和完善信息的公开化、透明化,切实保障民意表达畅通,积极呼应舆论,引导舆论,抢占舆论的主动权,由消极地“防范舆论”向积极地“引导舆论”转变,快速应对焦点问题,做好事件处置工作,建立健全法律法规,重点解决好网络虚拟社会建设管理问题。     

地方政府形象:影响因素与塑造途径——以群体性事件为视角

群体性事件暴露了地方政府在运作过程中积累的一些矛盾和问题,塑造良好的地方政府形象,增强政府对于公众的魅力指数,可以缓和甚至是化解政府与公众间的摩擦,有效避免事件的发生和遏制事态恶性发展。这成为地方政府在当前群体性事件多发的压力与困境之下,为实现社会的稳定有序,推进社会和谐发展的必然选择。     

善治视阈下群体性事件的治理机制构建研究

随着我国改革的持续深入和伴随而来的利益关系深刻调整,群体性事件频发严重影响到和谐稳定的社会政治局面。但长期以来,群体性事件的治理却始终不尽如人意,文章尝试从善治视阈深刻剖析群体性事件频发的现实和深层次原因,并试图从善治视阈探讨并提出群体性事件的治理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