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报告文学创作看延安文艺转型

延安整风运动及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作为延安文艺的分水岭,使得延安作家的文学创作、理论话语阐释发生巨大转折。从整风前后延安文艺状况的比较着手,以报告文学为视角进行研究,认为报告文学在《讲话》发表后异军突起,不但成为实践《讲话》“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精神的重要文学样式,而且成为延安文艺由多元向一体化转型的重要标志。     

艾青与延安文艺的新融合

艾青初来延安与延安文艺形成＂艰难融合＂,杂文运动中又与延安文艺发生＂偏离＂,但随着毛泽东＂三请诸葛＂的举动和他对延安生活和时代的进一步认识,促使他对延安文艺进行了新的思考、反省和转向,从而与延安文艺出现了新融合。     

秦邦宪与延安文艺——纪念秦邦宪牺牲六十周年

秦邦宪作为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在延安时期他统帅党的新闻、广播、出版大军为延安文艺的发展壮大做出了重要贡献。尤其是他在主持延安《解放日报》工作时重视文艺宣传,调配著名文艺家负责副刊编辑,团结作家,培养新人,对延安文艺创作的繁荣与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同时,积极参与延安文艺座谈会,为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及座谈会方向的实现做了大量工作。     

论延安文艺代表作品的经典化历程——以《王贵与李香香》为例

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作为延安文艺的代表作品,参与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建构和当代文学秩序的建构过程,对当代诗歌创作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通过对《王贵与李香香》的生产和传播过程的梳理,可以看到其经典化的过程实质是作家与主流意识形态、文化权威、编辑出版、批评家以及文学史家等多种因素合谋的结果,也正是这种合力共同推动了延安文艺代表作品的经典化历程。     

论延安文艺的开放精神

对于延安文艺,人们大多首肯其政治性、人民性、民族化,而较少注意战争年代所具有的开放性。有人甚至认为,延安文艺相对封闭,与世界文学特别是西方文学隔绝。实际若放开视野,对延安文艺之指导思想、理论批评及创作实践作历时性考察,就会进一步认识《讲话》建构起的高层次理论体系及其对延安文艺发生的直接指导作用。延安文艺对于艺术生产力解放所达到的深度和广度,其间蕴含与当今时代相通的开放精神,对促进中华文化发展、繁荣具有深远的意义。     

情感实践与革命文艺生产的双向反哺——以草明《延安人》为中心的考察

主要聚焦草明的情感实践与创作转型,以1947年创作的短篇小说《延安人》为切入口分析情感实践与革命文艺生产的交互影响。《讲话》发表后,一系列情感实践促进了知识分子主体的情感转向,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的转变也影响了革命文艺的生产与建构。草明延安时期的创作及其转型具有典范性。在宏观层面,作家的情感实践促进革命文艺生产的同时,革命文艺创作活动也在滋润着创作者的情感认同。创作者投身革命文艺生产的场域之中,本身就是一种情感实践。知识分子的情感实践与革命文艺生产的双向反哺、相互成就是中国共产党进行社会变革的一条有效的内在路径。     

《讲话》与刘白羽的小说创作

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我国无产阶级文艺史上的重要文献。它哺育着一大批作家的创作生命,使他们的作品充满着新的血液与高昂的音调,从而在现代文学史上开拓了一个崭新的思想与艺术的天地。在坚定地沿着《讲话》指引的方向前进的作家中间,刘白羽是突出的一位作家。刘白羽参加了延安文艺界整风的全过程。在文艺座谈会之前,毛主席在日理万机中抽空找刘白羽谈过三次话,亲切地关怀着一位年仅二十六岁的青年作家的成长。针对当时延安文艺界确实存在的一些问题,毛主     

探究1942年前后延安文学主题流变背后的实质

传统意义上,1942年的延安整风运动将延安文学划分为前后两期,《讲话》作为延安整风运动的产物,《讲话》之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开始异常地凸显出来,文学新规范的确立对延安文人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文艺方向、形式及创作主题、文艺理念等均发生了明显的转变。本文试图通过简单梳理延安文学前后期文学主题的流变,来挖掘特殊时代背景下延安知识分子的精神危机及转变背后的实质指向。     

启蒙立场与编辑实践——丁玲在延安《解放日报》文艺栏的编辑活动

丁玲身兼作家和编辑两种身份,在她主编《解放日报》文艺栏时,延安的文艺空气还比较轻松,她的创作活动和编辑活动构成某种程度的互文性,从这个角度考察,可以发现其编辑活动中存在着编辑主体的启蒙立场;另外,这一编辑活动又要基于现实状况,并在与延安主流意识形态、作为受众的读者的交往实践中进行,从而使丁玲表现出对革命话语的认同。因此,丁玲在《解放日报》文艺栏的编辑活动显示出“启蒙”与“革命”两种话语的共同作用,折射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体验和文化选择的复杂性。     

解放区文艺的地方路径：晋察冀文艺实践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地性的生成

关于解放区文艺的一体化表述遮蔽了晋察冀文艺的主体地位,削弱了晋察冀文艺的文学史价值。事实上“延安-晋察冀”之间存在丰富的互动关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前,晋察冀文艺工作者将文艺创作与抗战具体任务结合,使文艺既满足群众审美需求,又起到政治宣传的作用,形成了不同于延安的文艺生态,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的产生提供了实践支撑和路径参考;落实《讲话》的过程中,晋察冀文艺作为对《讲话》的地方回应,起到示范作用,证明了《讲话》的正确性与普适性;而随着《讲话》权威性的确立,《讲话》前晋察冀文艺践行文艺大众化的独特价值被削弱了。因此,为避免对解放区文艺的同质化解读,有必要还原晋察冀文艺的主体性,探究解放区文艺的地方路径。     

《野百合花》与延安文学新潮

王实味的《野百合花》等文在四十年代的延安受到严重的批判 ,本文梳理并辨析了此文在延安文艺思潮中的位置 ,对一些文艺观念进行了分析 ,以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     

聂绀弩的《论申公豹》和《再论申公豹》及其他

《论申公豹》和《再论申公豹》是作家聂绀弩创作于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的两篇著名杂文,由于取譬奇特,含蕴隐晦,世人对其写作背景及讽喻对象存在着误解。从当时的历史文化环境看来,这两篇杂文的写作背景都与1944年延安指派何其芳等人来重庆宣讲《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一重大政治文化事件有关:前一篇杂文侧重于批评胡风对延安"文艺特使"何其芳的态度;后一篇杂文侧重于挖掘胡风之所以如此的深层心理原因。     

毛泽东与延安文学的整合

说起延安文学,人们以为就是1942年毛泽东《讲话》发表以后,以延安为中心的各解放区的文学。其实延安文学还包括1942年以前的文学。1942年以后的延安文学实乃毛泽东在战争时代根据革命政治的需要进行整合的结果。毛泽东对延安文学的整合,是战争时代革命对文学提出的必然要求。这种文学整合必须是围绕文艺的价值这个中心,以“应当怎样”为原则来进行的。毛泽东从文艺的价值主体、文艺的价值观念、文艺的意义三个方面进行了整合。延安文艺确是中国文艺运动和文艺创作史上继“五四”之后的又一次深刻的文学革命,但其缺点和偏差,以及由此带来的负面性也有待认真清理。     

延安报告文学研究

延安时期的报告文学是中国报告文学史上发展的高峰，其内容和写作特色发生了大的变化。《延安文艺丛书——报告文学卷》，集中体现了当时报告文学发展的繁荣，也是对该时期报告文学作品的总结，本书的出现在中国报告文学的发展史具有重要意义。     

“工农兵作者”身份的认同与焦虑

"工农兵作者",既指"工农兵"出身的作者,也涵盖书写"工农兵"的作者,它是延安文艺研究中的重要话题之一。《讲话》从创作主体方面规定了文艺工作者的多重创作身份,尤其赋予"工农兵作者"身份的合理性。以延安本土的农民作家及去延安的知识分子为代表,分析他们在认同"工农兵作者"身份的同时,受意识形态及文艺创作规律影响,自身身份的悖谬性。延安作家总是在政治家与艺术家身份、作品的政治性与艺术性中徘徊,他们选择自我"改造"缓解身份焦虑。这一现象不仅是"工农兵作者"独有,也是作家创作时的普遍现象,并直接影响了当代文学的发展。     

毛泽东与延安文艺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毛泽东文艺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延安生活和战斗的13年,毛泽东在文艺方面的实践活动及理论贡献．对中国文艺发展,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特别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文艺的源泉,文艺的服务对象,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普及与提高的关系,文艺的批评标准等一系列问题,统一了大家的思想,将革命文艺运动推向了一个新高峰,成为中国文艺史上的里程碑。     

文艺政策影响下歌剧《白毛女》的经典化过程

从延安时期到新中国,歌剧《白毛女》的历史地位和内容版本的变化实际上离不开中国共产党文艺政策调整的影响。在《讲话》影响下歌剧《白毛女》作为诠释党的文艺政策的经典之作面世,而后又经历了十七年时期文艺政策变动之下由构建经典到解构经典的戏剧性命运变化,直到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奉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造成了歌剧《白毛女》的彻底失语,新时期以来通过对中国共产党文艺政策的全新调整实现了思想领域内全面的拨乱反正,使得歌剧《白毛女》得以重登舞台再见光明。不同时期党的文艺政策的调整较为集中地反映在《白毛女》具体样式、文本内容、演出情况的变化上,从这些变化中可以厘清延安时期、十七年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以及新时期以来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变化,同时在政治文化的观照下也会对当前的文艺现状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     

红色文艺思想历史回眸:《讲话》研究60年

作为毛泽东文艺思想集中体现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发表至今已60多年了。《讲话》是延安时期战时文艺的精神指导,也是新中国文艺方针政策制定的根本依据。对《讲话》的科学研究经历了许多曲折。延安时期的研究,多从战时需要出发,而较少考虑文艺的特性;新中国成立后基本延续了战时的指导思想,而较多强调文艺的"服务"、"工具"功能;文革时期《讲话》精神被"极左"政治势力歪曲,致使文艺走入畸形;"文革"结束后的1979年,邓小平同志对《讲话》精神作了新的阐释,标志着对《讲话》的研究真正步入科学。一大批具有真知灼见的研究成果的出现,真正体现了毛泽东文艺"双百"方针的本意,同时也是对《讲话》文艺思想的丰富与发展。     

论《讲话》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四十周年

一九四二年五月,毛泽东同志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均简称《讲话》),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文献,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文艺问题的一般原理与中国革命文艺运动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讲话》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论述了“五四”以来我国革命文艺运动所存在的基本问题和当时以延安为代表的解放区文艺界所发生的许多复杂问题,阐明了革命文艺的方向、方针和方法问题,为我国的革命文艺运动指出了正确的发展道路。可以说,《讲话》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代表作。四十年来的文艺实践证明,《讲话》     

从身份认同视角看“陈登科现象”的生成

陈登科有着从文盲成长为作家的传奇经历,被人称为"陈登科现象"。探究其成因,发现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思想的统摄下,各种政治、体制和文艺的力量都介入了陈登科的创作历程,赋予了作家共同的身份建构——无产阶级文艺新人。无产阶级文艺新人的身份建构规约着作家必须首先对党性原则和党的立场进行认同,必须附和主流政治话语的诉求。然而陈登科对农民和知识分子的身份又有着某种倔强的认同,这与无产阶级文艺新人的身份建构构成了一定的张力,迫使陈登科产生了身份认同的焦虑,从而赋予了陈登科现象更丰富的内核。从身份认同视角考量陈登科现象的生成,也许可以更清晰地看出工农兵作家形成发展的历史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