虔虔在位 追迹文武——《逸周书》中的周穆王形象

周穆王在先秦的一些典籍中基本上是一个被批判的对象,《逸周书》中的周穆王却是一个虔虔在位,追迹文武先王而励精图治的圣王形象,这一形象可与《尚书》中等典籍的相关记载彼此印证,构成穆王形象的另一个侧面,使穆王成为一个立体而非单面的人物形象。先秦典籍在刻划周穆王形象过程中呈现的不同走向,是由各种典籍的写作目的所统辖的。     

孔子“出妻”说及相关问题

历代学者多认为孔子"出妻",儒家不重视婚姻家庭,这严重影响了人们对孔子生活实际的认识,甚至导致人们对孔子的学说产生怀疑。实际上,《礼记》、《仪礼》、《孔子家语》等典籍的相关记载,并没有所谓孔子"出妻"之事说,所谓"孔氏三世出妻说"、"四世出妻说"也不符合历史事实。儒家十分重视婚姻家庭的和睦对治理社会的重要作用。     

我国古代类书的起源及其作用

我国古代的类书被人们称为古代的百科全书,据记载,编辑类书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我国古代的大小类书多达四百多种,这些类书分门别类的收集、整理和保存了我国历代科学文化典籍中的重要资料,是我国文化遗产的宝库,受到中国和世界学者的珍视。但是,较早的类书大部分散佚,我国的类书起源于何时,类书对中国文化起到了什么作用,本文就此谈谈自己的粗浅认识。     

中国典籍英译事业：机遇与挑战

本文总结了中国典籍英译史发展的四个特点,指出关于典籍英译认识的五个误区,认为当前的中国典籍英译事业迎来了良好的发展机遇,并探讨了当代典籍译者应注意的翻译策略,希望有助于发展中国典籍英译事业。     

论“周礼在鲁”的二元界定

考察《左传》,韩宣子说＂周礼尽在鲁矣＂,是在＂观书于太史氏＂之后,有感于鲁国较好地保存了记载周礼的前朝典籍,而并非看到了鲁国守礼的事实。事实上,春秋时期鲁国周礼的崩坏情况比大多数国家都严重,周礼亦不在鲁。是以,＂周礼在鲁＂之论成立的条件应予以二元界定：一指春秋之时鲁国对记载周礼的前朝典籍的妥善保存情况,其实质是＂礼书在鲁;＂或指春秋之后礼学在鲁国的兴起情况,其实质是＂礼学在鲁＂。     

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史家对传统史学的新书写——以钱穆前期的传统中国史学研究为例

20世纪上半叶,如何认识和书写中国传统史学成为中国现代史学史的重要学术课题。在三、四十年代,钱穆对中国传统史学作了多角度的研究,从先秦典籍的类别《诗》、《书》、《春秋》和"礼"探讨中国史学的起源与早期发展,认为中国史学具有自由、人本和理性的精神;传统史学多样化的体裁扩大了历史记载的范围和内容,通史体裁的创立和完善则确立了中国史学发展的道路,也为中国现代新史学变革指明了路向。钱穆对传统史学的内涵、特质和价值深入发掘,与反传统史家的主张相对立,是对中国传统史学的新认识和新书写,在中国现代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伏羲被尊为“三皇之首”应为信史

中华民族是一个富于创造性的民族。大量的典籍资料记载,早在7000年前左右的伏羲时代,中华民族就开创了一系列的创造发明。伏羲被尊为"三皇之首"、"百王之先"。伏羲对人类的贡献可谓是功盖百王、德配天地。     

晚清来华德国人的中医典籍译介及其学术影响

晚清时期,来华德国人不仅把西方现代医学引入了中国,也向德国传播了中国医学。他们在写作有关中医作品的过程中,还对中医典籍进行了译介。这其中既有对中医典籍的直接翻译,也包含对中医典籍的介绍与解读。通过这些中医典籍译介,中医基础理论、专科疗法以及文化传统被引入德国,不仅促进了中医的西传,还对德国的中医研究、热带医学以及汉学研究的发展产生了影响。     

先秦儒家“中和”思想对古典乐论的影响

中国古典音乐美学在先秦时期就确立了谐和的艺术观,先秦典籍对其多有记载.先秦儒家在吸收百家众长的基础上提出“中和”的审美观,确立了中和之美的美学原则,在中国古典乐论史上影响深远.     

隋代户口的几个问题

研究我国人口史,探讨我国各个历史时代人口发展的规律,必须掌握较为准确的数据。我国古代史籍留下了大量人口数据的珍贵记载,但是,有些朝代的户口统计不实,各种典籍记载分歧;或因传抄而产生讹误,这些都需要考订、辨证。许多同志对隋代户口作过不少有益的探讨,但分歧仍然很大。本文拟就隋代户口的几个问题,谈点看法。     

从先秦方位词看汉民族方位概念的发展

我国先秦时期已经有了一套方位词系统,但这个系统还不完善,比如实体概念和方位概念还没有完全分离。随着语言的发展及人类思维的日益缜密,对空间方位关系的表达也不断发生变化,先秦典籍中空间词词义的发展变化显示了先民对空间概念的认识由含混到精细的过程。     

唐景龙修文馆学士及文学活动考论

唐中宗景龙年间设置修文馆学士一事,见载于多种典籍,但矛盾之处颇多,似乎没有绝对准确的记载。通过对相关典籍的比勘考证,可知景龙二年、三年、四年皆有选任修文馆学士之事,在这三年中任过学士的共有二十九人,与《玉海》叙录《景龙文馆记》所云学士数吻合。但《绀珠集》、《类说》、《唐会要》、《新唐书》等典籍中所说的"大学士四人,学士八人,直学士十二人",只是景龙二年设置修文馆时计划员数,在随后的实际操作过程中,三类学士的确切员数都与原计划不符。景龙修文馆学士重形式尚技巧的宫廷文学创作活动,虽然在当时影响甚大,在唐代文学中占有一定地位,但总体上价值不高,某种程度上阻碍了初盛唐文学的良性发展。     

18世纪俄国汉学家的中国历史文化观

18世纪是俄国汉学诞生和俄国中国观演变的重要时期。俄国早期汉学家以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为基地,长期在中国生活,学习汉满语言,翻译中国典籍,研究中国历史文化。他们对中国文献中关于上古史的记载深信不疑,对儒家思想和伦理道德充满敬意,对贤明帝王的统御之术和历代名臣的治国思想表现出浓厚兴趣。在早期俄国的中国知识建构和中国历史文化观的形成过程中,俄国汉学家发挥了独特作用。     

目前生态环境史研究中的陷阱和误区

特定民族文化所处自然生态环境之间的互动制衡关系具有高度的复杂性,而历史文献对生态环境变迁的记载又难以具有准确性,因此,借助历史典籍记载从事生态史研究,客观上存在着四大陷阱和五大误区.若不借助民族文化的整体观、结构功能观和价值相对观来规避这些陷阱,揭示这些难以发现的误区,可信可凭的生态史研究就难以做好.     

从物理学发现看主体认识能力的演进

物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实实在在的物质世界,这是认识论各派别公认的“客体”。物理学的研究过程,是认识的主体一人去探讨客体、认识客体、发现客体秘密的过程。物理学的发现,是人类认识物质世界的成果,这些成果记载的是人类在每一时期所达到的认识界限,而这些界限又是主体认识能力发展状况的标记。所以,把物理学发现的历史贯通起来考察,可以清晰地看出人类认识能力演变过程留下的轨迹。在有文字记载的短暂历史中,这条轨迹表现为四个阶段,在这四个阶段上,主体认识能力表现出四种不同的特征。     

达龙寺历任法座事略

达龙寺是达龙派主寺;达龙派是噶举派的一个重要支派。本文依据藏文典籍《达龙教史》的记载,并参照藏文版《雪域历史人物简介》对有关人物的记述,就达龙寺建寺以来的十七任法座的生平及事迹进行了简略的译述。     

敦煌变文与元白平易诗风

敦煌变文盛行于唐代,它的流行对中唐元白平易诗风的生成有着重要的影响,这可从一些典籍的记载得到印证.敦煌变文与元白平易诗风在句式、风格、语言、运用的手法等方面都有内在的一致性,元白平易诗风的兴起体现了从传统到世俗的思想的转变.     

梁武帝舍道事佛考辨

梁武帝舍道事佛的时间,佛教典籍中有四种记载。虽然这些文献记载多有矛盾之处,但武帝舍道事佛之疏、敕文不为伪作。据法琳《辩正论》辑录相关文献中数人身份的考察,武帝舍道事佛当在大同后期(539～545),与自己欲出任白衣僧正有关。舍道事佛对道教的影响非常有限。在唐初佛道论争日渐激烈的情形下,僧人依托此事攻击道教、弘扬佛法。     

达龙寺历任法座事略（续）

达龙寺是达龙派主寺;达龙派是噶举派的一个重要支派。本文依据藏文典籍《达龙教史》的记载,并参照藏文版《雪域历史人物简介》对有关人物的记述,就达龙寺建寺以来的十七任法座的生平及事迹进行了简略的译述。     

儒道两家对相人术的超越及其文学表现

相人术作为一种预测方术在中国古代典籍中留下许多记载。通过对人的外貌神情、举止言谈的观察 ,从而推断出人物的内心世界 ,儒道两家在文学作品中都有所表现。儒家遵照其“有诸内则发诸外”的原则 ,认为人物的美与善具有内在的联系 ,二者经历了由分离到重合的演变过程。道家则以美与善的巨大反差诠释了其独特的生命意识。虽然儒道都对人的外貌很关注 ,但儒家在伦理道德的层面品评人物 ,道家则上升到了道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