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汤“还亳”考辨

传统的商汤胜夏后“还亳”之亳为“南亳”或“北亳”的观点，考之文献和当时的实际情况，难以立脚。“南亳”和“北亳”说在考古上得不到佐证。汤“还亳”之亳应该是郑州商城，这种说法，对应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研究成果，也与成汤灭夏的历史状况符合。     

论“汤始居亳，从先王居”之亳都即偃师商城——兼与《论“郑亳”之失名与“西亳”之得名》一文商讨

“郑亳”说所依据的文献《左传·襄公十一年》中的“亳城”乃“京城”之误,陶文上的“亳”为“亳社”之亳,故其并无坚实之基础;郑州商城并非“最有资格”作为早商都城。偃师商城从建城时间要比郑州商城早,文献资料和考古实物资料也说明成汤的“亳都”是在“下洛之阳”的偃师商城,“桐宫”只是汤墓旁守陵和祭祀的建筑。     

亳文化略论

亳地处涡淮流域,成为南北地域文化的过渡地带。周边文化在这里碰撞,融会贯通,形成独具地域特色的亳文化。亳文化积淀厚重,内容丰富,具有包融性。亳文化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自然和谐、奋发向上、勇于创新的精神。这种精神在当今构建和谐社会中具有积极意义。亳文化资源遗存丰富,为发展当地旅游经济提供了很好的条件。深入开展亳文化研究,整合亳文化旅游资源,对发展区域经济具有重要价值。     

关于探讨南亳与北亳的途径

探讨历史上的南亳与北亳，必须采取文献考证与考古实际相印证的方法。而现在两亳所在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主要是代表夏代东夷民族文化遗存的岳石文化。要使南、北亳问题得以证实，必须从成汤灭夏之初的早商文化考察入手，即应该在文献所载南亳和北亳所在的鲁西南菏泽地区和豫东商丘地区，寻找略早于或者相当于偃师商城和郑州商城始建年代的、文化性质与之相同的古文化遗址，这样的遗址应具有与两亳地位大体相应的规模和内涵。因此，加强对菏泽地区和商丘地区漳河型先商文化的考古学探索是解决南、北亳问题的关键和有效途径。     

《尚书·立政》“三亳阪尹”解

《尚书·立政》篇中的“三亳阪尹”古来歧说纷呈。实际上，指的是周初在商旧都“三亳”和阪地所设立的尹长，即“三亳尹”和“阪尹”。三亳尹乃周人为了统治和管理原来商都的民众所设立的官职；阪尹是周初历史条件下出现的特殊官职，是周公迁殷民于洛邑附近的阪泽之地后，为了便于管理而特设的政长。     

谈齐“左掌客亭”陶玺———从构形上解释战国文字中旧释为“亳”的字应是“亭”字

文章对文雅堂所藏一枚陶质齐系官玺作了考察,从构形上解释战国文字中旧释为"亳"的字应是"亭"字,这枚齐系官玺之印文也应该是"左掌客亭"。     

“景亳之会”的考古学观察

“景亳之会”是商汤灭夏前与东方叛夏之国所进行的一次军事盟会，参加者有有施氏、有仍、有缗、有莘等，地点当在今山东曹县西北的梁圮固堆遗址。考古学上的下七垣文化曾在二里头文化三期南下，说明商族在夏代晚期曾有南下扩张活动。岳石文化在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三期之末的时候向西推进，则反映了夏王朝在夏末对东方部族战争的失利。“景亳之会”形成了以商汤为首的灭夏联军，他们的行动路线，反映在考古学上，就是“南关外期”一类在郑州的遗存。二里头三、四期之间的剧烈变化，尸乡沟商城在二里头四期的出现，应是夏、商两个王朝政权更迭的直接表现。     

商代后期都城研究综述

都城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政权的政治、军事、宗教、经济、文化中心,是整个社会文化的典型集中所在,是历史横断面文明的缩影。因此,古都研究对于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商代也是如此,商代都城的屡迁、发展,构成了商代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商代都城的特点直接反映了商代社会的许多实质性问题。     

先商济亳考略

商代高祖成汤,在夏末时都居于亳邑,是古今史学家所有口皆碑的。但关于此先商亳邑的地望,却众说纷纭。目前,在夏文化和先商文化的讨论中,先商亳邑之地望等问题的探索,已成为从考古学上划分夏、商文化界限的重要途径之一,故正受到史学界的日益关注。本文拟就先秦以来文献所见,谈点对于先商亳邑有关问题的初步认识。     

商族起源诸说辩析

商族起源是殷商史研究中的一个老大难问题。自司马迁以来大约有过西方说(分商洛说与杜亳说)、晋南说、东方说(南亳说与北亳说)、河北说(含漳河说)、辽西说(幽燕说)5种大相径庭的观点。本文对每一观点进行辩析。 商族源于西方是最古老的观点。司马迁在《史记·六国表序》中说:“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不过司马迁只说汤来自西方而没有说清西方何处。东汉郑玄注曰:“商国在太华之阳。”西晋皇甫谧曰:“今上洛、商是也。”但是许慎《说文解字》却认为亳在“京兆杜陵”,徐广也持同样见解,清代学者俞正燮更力主此说。因此,在西方说中实质包含了商洛说与杜亳说两种观点。     

汤都郑亳地望的判定

商王朝第一位王成汤所居“亳都”地望为历代学者关注,尤其是20世纪下半叶学界展开的“夏商分界界标”讨论,使这一学术问题更为显要。     

“商丘古城”的概念界定及其科学意义

＂商丘古城＂概念的界定是商丘社会历史研究中不可回避的核心问题之一。4000余年历史长河中的商丘大地上,＂宋国都城＂、＂秦汉睢阳城＂、＂隋唐宋城＂、＂宋南京城＂、＂明归德府城＂等都是中华历史上的重要城市和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其所内蕴的＂始祖文化＂、＂商文化＂、＂火文化＂等也是中华民族的源头文化,更是商丘的特色文化。由于种种原因,＂商丘古城＂的能指与所指经常游离,影响了研究者思想的的表达与交流。所以,＂商丘古城＂概念的提出,有利于把商丘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古城形态统一起来,挖掘、提升其内涵,促进传统文化的整合。     

中国国际责任建构过程研究

中国的国际责任问题是继＂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之后由西方国家最先建构出来的,是西方舆论和西方学者在面对中国崛起时的一种应激式反应和外交对策。自此之后,中西方学者对中国国际责任问题的建构和研究都各有侧重。全面梳理和回顾中国国际责任概念的提出与界定、国内外学者对中国国际责任的认知与态度,对今后研究中国国际责任问题的文献背景和线索有着重要意义。     

杨侃《皇畿赋》中对宋都京郊的描写

北宋著名学者杨侃的《皇畿赋》,是文学史上描写北宋都城东京开封府的第一篇赋作。文章抛开了京都赋的传统写法,独标新格,以对北宋都城开封四郊的描写,来展示当时东京开封的富裕繁华,为研究古都开封,留下了可贵的参考资料。     

稷下诸子论“因”

＂因＂作为哲学范畴引起了稷下诸子的广泛关注和探讨。稷下学宫创立以后延续久远,帛书《黄帝四经》是稷下学宫早期学者的著作,《管子》是稷下学宫中心时代的学者的著作,帛书《黄帝四经》和《管子》都对＂因＂进行了讨论。稷下学者慎到、田骈、尹文也对＂因＂有所思考。稷下诸子对＂因＂的探讨,丰富完善了中国古代哲学的方法论,具有重要的意义。     

北魏平城的水环境研究

平城作为北魏的都城长达百年之久.对于处于干旱与半干旱过渡带地区水资源紧缺地区的都城,水是其命脉所在.应用历史地理学的视角来分析北魏平城的水环境问题,对于今天严重缺水的大同,在合理利用水资源,保障城市供水等方面,应该会有一些历史的借鉴作用.     

民国学人论朱熹“心学”

民国时期,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提出朱熹讲＂性即理＂而为＂理学＂与陆王讲＂心即理＂而为＂心学＂相互对立的观点,对朱子学研究产生重大影响。然而事实上,民国时期一直有学者持与此不同的观点：既有学者把朱熹的＂心与理一＂诠释为＂心即理＂,又有学者把朱熹的＂性即理＂与＂心即理＂调和起来,还有学者从＂心学＂的角度阐释朱熹的学术思想。这一状况反映出这一时期朱子学研究的进步与深入。     

论周代都城在中国都城史上的地位与影响

周代都城发展在中国都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具有多方面开创意义,对后世都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它所创立的都城营建制度成为后世都城发展的蓝本;它所确立的择中立都原则成为后世建都的主要原则,并直接影响了后世都城的分布格局;它所开创的两极都城发展格局标志着黄河流域政治轴心区的确立.     

国家兴衰与贫富的相关理论评述——兼论中国的经济地位

世界经济发展史就是一部＂丰裕中的贫困史＂,富裕与贫穷国家同在。与此同时,世界经济霸权不断更迭,是什么决定了世界的＂赢家＂和＂输家＂？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探讨：基于资源基础的国民财富论观、基于企业和产业的竞争力强弱观、基于文化和历史视角的国家贫富观、基于生命周期理论的国家盛衰观、基于利益集团的兴衰观。这些观点对于走在＂复兴＂之路上的中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也值得我们深思中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     

权利客体的民法解构

客体是法律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曾是我国民法学界最有争议的一个问题。＂权利客体形式说＂的民法通说存在对权利客体一古脑儿的＂平面化＂扭曲。按照德国学者拉伦茨的理论,权利客体是一种双重构造体系,我国在承袭拉氏学说的基础上应对客体构造体系进行整合并加以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