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变迁、学术衍化与中国传统文献学的演进之路

中国传统文献学的发展和演变受社会变迁和学术衍化影响至深。先秦的文献整理和研究脱胎于社会变革和百家争鸣,有着明确的政治目的;两汉经学发达,文献学领域弥漫着崇经的思想;魏晋南北朝社会动荡,玄学兴起,文献学呈现多途发展的趋向;隋唐王朝一统,文献学表现为反思和总结的特点;宋元学术文化繁荣,理学发达,文献整理和研究多有拓新,文献辨伪、考订、校勘等均打上了理学印痕;明代文献整理研究与阳明心学纠缠在一起,出现诸多矛盾现象;清代征实学风盛行,文献整理重视证据,其理论和方法开了近代以来文献整理的先河;近代西学东渐,传统文献学与西方学术接轨,逐步完成向近代的转变。无论时代如何变化,古代文献整理与研究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继承和创新并重,整理文献与经世致用并举。     

《船山遗书》与《沅湘耆旧集》——邓显鹤及其湖南文献整理

邓显鹤是清嘉庆道光年间湖南著名的文献学家,他整理和刊刻了大量的湖南文献,最著名的有《船山遗书》一百五十卷和《沅湘耆旧集》二百卷。前者使湮灭百余年的王夫之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后者集古代湖南文艺之大成,至今仍是我们研究湖南古代文艺的重要资料。他的文献学思想主要表现在：整理文献必须实事求是;整理文献必须求得善本且精审精校;整理文献当由近及远;整理文献当随刊随补。     

近百年来汉文西夏文献整理与研究成果述评

近百年来,学者对汉文西夏文献整理和研究取得的成果主要包括六类,即文献综述、专书或专题考证、专书整理、文献辑录、史料考辨、海外访书与书目编修。对汉文西夏文献进行整理和研究有重大学术价值,主要表现在:丰富中国古典文献学的研究内容;有助于西夏学研究的深入进行,有助于西夏学研究水平的提高,使相关研究成果更加科学、合理;有利于西夏文献学学科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我国文献学的分级分类表解》评议

中国文献学学科体系改革势在必行。文献学学科体系的改革应与相关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发展水平相适应。冯浩菲先生的《表解》颇有新意,但也有值得商榷之处。以整理和研究古代文献为对象的学科称“古典文献学”不能完全涵盖其研究对象,叫“历史文献学”又容易产生歧义,叫“古代古献学”比较好。古代文献学应该设置古代文献学的理论与方法、传世文献整理与研究、出土文献整理与研究和古代文献学史4个下位学科。作者在此基础上设计了中国文献学学科体系表。     

《仪礼》文献学研究若干领域的回顾与展望

作为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问,《仪礼》文献学研究近年来开始受到学界重视,但其研究无论是在广度或是深度上都还远远不够。文章在立足于现有文献整理与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仪礼》文献学研究的发展状况,从基础整理层面和比较综合层面两方面,对《仪礼》文献学研究进行一次回顾与展望,探寻近期内该学科的发展理路。     

专题文献的拓展与国学研究的深入——兼论中国茶文化文献

当前,国学的喧嚣与文献的冷寂成为鲜明的对照。其实,国学的普及需要加强国学的研究,而国学的研究依赖于文献的整理,专题文献的拓展又影响着国学研究的深入。文献整理是国学的组成部分,又是国学的重要基础,两者的关系环环相扣。在文献学的体系中,专题文献值得进一步认识和拓展,其学科的特殊性、资料的广泛性、整理的复合性,构成专题文献的总体特征。而新世纪的专题文献整理,又面临着新的问题,例如:文献的采信资料,是文字典籍还是出土文物;文献的采用地点,是国内还是海外;文献整理的依凭,是电脑还是人脑。这些新的情况,都需要辨析和思考。     

《仪礼》 文献学研究方法论浅议

在华夏最古老的重要典籍中, <仪礼>是比较难读的一部书,这主要是由于它语言古奥,文辞简略:名物茫昧,无从考订;仪节烦琐,无从通贯.今天我们整理和研究历代<仪礼>文献,考察分析整个<仪礼>文献学史,除了要研究具体的个案学术问题,还要从理论层面把握文献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这其中既要考察传统<仪礼>文献学研究中的诠释方法论情况,也要讨论当代<仪礼>文献学学科研究方法论的有关情况.只有兼顾古今各自所需遵循的原则性的研究方法论问题,才能促进当代<仪礼>文献学研究的全面开展与深入探索.     

司马迁文献学实践及其理论探索

文献学是指对文献的收集、整理、利用进行研究,探索其规律,从而加以理论说明的一门学问。司马迁是继孔子之后系统整理文献的第一人,司马迁编纂《史记》的过程是他对文献资料进行搜集、整理和编纂的过程,也是其文献学思想形成的过程。因此,司马迁不仅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历史学家也是杰出的文献学家。他在文献学实践中所体现出来的理论思想为历代许多史家所称颂,对今天的文献学工作者仍有一定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五世达赖的文献学贡献

五世达赖是西藏历史上成就卓著的文献学家,在他丰富的著述中包含着其深刻的文献编纂思想,同时,五世达赖还非常注重图书整理与刊刻,推动了藏族文献学的发展.     

中国古文献学需要与时俱进

我们中华民族的内在精神蕴涵在古典文献典籍中,中国古文献学要与时俱进,既要探讨历代学者研究古典文献的内在精神实质,又要在继承中有所发扬,发掘我们民族发展的源泉,以其作为今天文化建设的一个支撑,进而创建具有现代特色的中国古典文献学理论体系,充分发挥中国古典文献学在当前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作用。     

中国书法文献学及其学科建设刍议

目前的书法学,除了其自身发展的内部要求外,它从学术发展的整体态势中接受了学术研究的科学化和整合化要求。从研究的角度看,书法学拥有比其他社会科学学科更有利的条件,书法学应建立自己的文献传统,形成自己的特色。在书法日益＂美术化＂的时代,必须重提中国学术的文献学传统。根据历代学者的理论和实践以及书法文献工作的需要,我们可以继承中国文献学强调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这些学科分支在实际中的结合,重视目录学的史学功能及其在学术上的指导性,使后人＂即类求书,因书究学＂。同时重视史源,即在进行文献整理时,注意追寻史料的来源,以求得客观的记述。结合书法自身的特征,书法文献学的分类可包括书法古籍整理、书法史料汇集、中国书法学工具书以及中国书法史料学的建设。     

中国古文献学科建设与国学研究

大陆古文献学科的管理和划分较为混乱。人文社会学科应依据研究对象、研究者情况、研究目的与需求来划分。依此,古文献学与现当代文献应该划清界限,古典文学文献学与历史文献学应合并研究。那么,古文献学研究应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古典文献理论研究、古典文献整理和研究、古典文献保存和利用。而古典文献理论研究又包括狭义的古典文献学研究、古籍整理与研究之研究、古籍刊刻聚散研究三个侧面,古典文献整理和研究又包括传统文献整理、传统文献研究、特种文献整理和研究、少数民族文献整理和研究、古籍整理理论研究五个侧面,古典文献保存和利用又包括古文献保存和复制、古文献检索和利用、古文献学工具编制三个侧面。从另一方面讲,古典文献理论研究即传统文献学研究,古典文献整理和研究即传统的文史整理和研究,古典文献保存和利用即传统的古籍保存和利用研究,它们都属于传统的国学研究。国学研究方法应创新,应建立文献考辨、求因明变、历史批评的三位一体的学术研究方法体系。     

21世纪中国道教文献学研究展望

近年来,我国道教研究长足发展,道教文献与日俱增,客观上要求我们建立一种能够指导开发和利用道教文献的科学———道教文献学;文章从道教文献学学科体系建设和发展、道教文献学今后的主要工作内容两方面提出了具体设想。     

孔子与泰山文化

泰山的精髓在人文,孔子是泰山文化最主要的奠基人之一。孔子对夏商周文化典籍的系统整理和传授推广为中国古代文化的传承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大量文献留存表明泰山独尊地位的形成与孔子及孔门弟子关系密切。研究泰山文化应从孔子编著的历史文化典籍中溯其源,并从孔子之后的儒家思想文化发展中理其流。     

现代文献学体系论

文献学按其所研究的文献的产生年代不同,可分为古典文献学和现代文献学。元代马端临是公认的我国历史上卓越的文献学家,1928年我国第一部古典文献学专著——《中国文献学概要》(郑鹤声、郑鹤春编,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诞生,标志着我国古典文献学已进入理论研究阶段,它是我国古典文献学的典型代表作,它是我国两千多年来古典文献研究之集大成者,它的体系非常完善,全书共分为七章:导言、结集、审订、讲习、翻译、编纂、刻印。作者在例言中认为:“结集、翻译、编纂诸端,谓之文;审订、讲习、刻印诸端,谓之献。叙而述之,故曰文献学”。此书的出版,为我国现代文献学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对我国现代文献学体系的形成具有深刻的影响。八十年代初期,由于文献数量的激增、文献载体、内容、记录方式的变化,越来越多的     

谢国桢文献学成就三论

谢国桢把目录学、版本学与学术发展、治史实践联系起来考察,见解独到。他采用辑录体体例,对明清野史笔记资料做了较为全面的搜集整理,编纂了《增订晚明史籍考》等多部目录学著作,引导和帮助了众多研究明末清初史的学者;他把版本学提高到科学的高度来认识,在版本鉴定方面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他寓文献学思想于文献研究的实践当中,强调研究文献学要实事求是,努力扩大历史文献研究的范围,重视古籍的现实实用性,主张加强对古代文献的保存和利用。     

中国高等院校学科建设概览(之二) 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

古籍研究所是1983年经国家教育部直接批准成立的古籍整理研究机构,是教育部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直接联系的研究机构之一。其前身是成立于20世纪70年代初的二十四史标点组,承担了“廿四史”中《新唐书》、《新五代史》等典籍的校勘和标点工作。建所以来,在徐震垮、程俊英等前辈学者的言传身教影响下,治学向以学风严谨著称,研究成果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较高的声誉。2001年在学校院系结构调整中,古籍研究所归属人文学院,并被定位为独立的实体研究所。古籍研究所现有专职教职人员十八人,其中教授七名,含博士生导师六名;副教授九名,含硕士研究生导师八名;讲师两名。另聘有校外兼职教授四名。设有古代文学、史学典籍、古代教育、古代科技史和版本目录学等五个研究室。根据学校整体规划,结合古籍研究所的历史和现状,古籍研究所的学科建设发展以朱予学暨儒学文献整理研究为主要方向和特色,兼及唐宋文史类古代文献、版本目录学、教育史、古代科技史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古籍研究所是我校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点所在单位,并参与我校中国古代文学博士点建设。承担高层次古典文献学和古代文学专门人才的培养任务,为国家机关事业单位、高校、科研和新闻出版等单位培养了大批专业人才。[科研工作]古籍研究所充分利用自身学科门类比较齐全的优势,承接了国家古籍整理规划领导小组和全国高校古委会的重点项目《朱子全书》的整理工作,历经十个春秋,已于2003年顺利出版。该书为有史以来最为完整地将朱熹的所有著作,包括各种轶文,精校精勘,精心标点,呈现在读者面前。朱熹是中国学术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人物,《朱子全书》的正式出版,得到了海内外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和广泛好评。《朱子全书》出版以来,已获得国家图书奖提名奖、国家新闻出版署古籍整理类图书一等奖、上海暂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第七届华东地区古籍优秀图书奖荣誉奖等奖项。《朱子全书》的出版,成为古籍研究所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学术品牌”,为古籍研究所学科建设发展赢得了重要学术资源,也为学校赢得了一定的声誉。历年来,古籍研究所教师和科研人员的其他科研成果还分别获得了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三等奖等多种奖项。2005年,古籍研究所科研人员共计出版专著及古籍整理著作十二部、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     

船山学与新文化建设

<正> 船山学作为一个自觉的科学概念是1982年湖南纪念王船山逝世二百九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由方克立先生提出来的。十年于兹,随着对船山著作整理和研究工作的深入,人们逐渐形成新的共识:船山学是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大成,是对中国古代文化,尤其是宋明理学的批判总结。人们提出这一论断的根据有三:(1)船山兼采汉学、宋学之长,对中国古代文化典籍,尤其是儒家典籍,进行了系统的整理与研究,其论列之广,著述之丰,实为中国古代思想史上首届一指者。     

简牍帛书与文献的传播

许多起简牍、帛书的重大考古发现 ,足以影响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 ,修正过去人们对古文献传播方式的观点。《周易》、《诗经》、《孙武兵法》等典籍的出土 ,结合某种文本自身存在的内证 ,以及其他文献的记载 ,我们可以认识到古文献流传的两种根本方式 :一是静态的 ,被埋入地下的文献出土了 ;二是动态的 ,在人间流传的文献 ,后来出现了差异。现在是建立科学文献学的时候了。     

文本与历史:近代以来文献学与历史学的分合

在中国古典学术的门类体系中,文献学与历史学一直处于混沌不分的状态."五四"以后,以胡适、顾颉刚等为代表的史料学派承袭乾嘉汉学之余绪,专心于古籍文献的考辨整理,成就一种文籍考订之学.这种文献学范式蔚为民国时期史学研究的主流.但文献学并未完全吞噬和覆盖历史学.20世纪以来梁启超等尝试以进化论和文明史观重构中国历史,关注焦点在历史客体、历史进程本身,这就塑造了一种新历史、新史学.然而,文献学与历史学的胶合不分,产生了严重的流弊.直至1980年代,二者才真正实现分流自治.在新的格局之下,古籍整理空前活跃,自立门户的文献学一度鼎盛;历史学则由社会史占主导,回归以人为中心、以社会生活为中心的正途.文献学与历史学开始缔结起一种分途发展、相辅相成、和谐共存的良性互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