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的结构特点

《史记》共一百三十篇,由“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等五部分组成。研究《史记》的学者已经用大量的材料证明,《史记》的“本纪”与“世家”是有所本的,“列传”则是司马迁所独创;而用“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形式组成一个有机的统一的整体(即“纪传体”)来表现历史的面貌,则是司马迁一大创造。《史记》这五部分;既各有各的作用,又互相制约,互相补充,关系极为密切。“本纪”记载了各个朝代的兴衰和帝王的     

纪传体产生的原因问题

在我国古代史书的体例上有编年、纪传之分,前者以《春秋》、《左传》为代表,后者以《史记》为代表。《史记》包括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通常所谓的纪传体,主要指本纪、世家、列传,特别是纪、传。整个二十四史都有本纪和列传,体例上都属纪传体。司马迁创立的纪传体,在历史编篡学上可以说划出了两个不同的时代,其文学价值也历     

论我国古代历史编纂学

我国古代史籍,浩如烟海。究其编纂体例,大体可分三种,即编年体,纪传体和纪事本末体。编年和纪传二体,是我国古代撰史的最其本方法,至西汉时,业已具备。适如刘知几所论:“丘明传《春秋》,子长著《史记》,载笔之体,于斯备矣。”(《史通·二体》)历代史家据此,把《左传》和《史记》分别称为编年体和纪传体的初祖。南宋时,袁枢将《资治通鉴》中重要史事归纳成二百三十九目,每目记录一个完整的历史事件,撰成《资治通鉴纪事本末》一书,遂被史学界公认为历史编纂的新体例——纪事本末体。     

《史记》五体的关联

司马迁撰《史记》,正式创立了纪传体.他本纪、表、书、世家、列传等五体各有规格,又相互关联配合.其中,本纪只叙大要,提供统一的空间与纵贯的时间;世家、列传、书以本纪为纲要,拓展其记载范围,细化其记载内容;表体则囊括本纪、世家和列传所载重要史事,整齐其年差,补充其遗漏.由此,综合性的纪传体才得以确立.     

《汉纪》与《史记》、《汉书》比勘举要

东汉末年,荀悦受命以《左传》体即编年史体,重新整理纪传体《汉书》。建安三年,荀悦开始撰写《汉纪》,至建安五年完成。由于《汉纪》据《汉书》而成,乃中国第一部断代编年体史著,故历来不乏探讨两书关系的论著。《汉纪》在史体方面开创先河,但论者鲜有全面探讨《汉纪》与《史记》、《汉书》关系者。其实三书皆记西汉一代历史,而其中所记内容又多有重复,故本文拟通过比勘《史记》、《汉书》与《汉纪》,以补校今本《汉纪》,并据以订正《史记》与《汉书》之讹误。     

《史记》在传记文学史上的地位－兼论其对韩国的影响

《史记》是中国古代和线部以人物为中心的伟大文学著作。它不仅对中国的传记文学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在韩国史书里也显示着深远的力量。如对高丽王朝金富轼所著韩国民族第一部纪传体正史《三国史记》便是一个突出例证。《三国史记》在写作体例,表现手法,创作态度,评价人物方式等多方面都全面吸收了《史记》的特点和长处,另外,《史记》做为第一部传记文学在世界上同样具有巨大影响和先驱地位。     

谈《汉书》的体例

班固的《汉书》继《史记》而起,它对于《史记》体例上的粗疏之处作了技术改进,也出于记述汉代大一统皇朝史的需要,对《史记》体侧作了调整,形成以“体方用智”为特色的纪传体断代史新格局。《汉书》对纪、表、志、传诸部分都作了改造,进一步明确了它们各自的功能,确立了整齐划一的纪传体规模,在记述形式与内容的统一方面为后世树立了榜样。在体侧上,章学诚所论史、汉的“圆而神”与“方以智”,实际上是讲它们在对内容与     

中国古代纪传体研究综述

纪传体是中国古代史书的重要体裁,从古至今研究者众多。本文从其起源、《史记》纪传体、《汉书》纪传体等方面进行了总结,并对进一步研究提出了建议。     

关于我国古代史体的两点浅见——读《史通·二体》札记

我国古代历史书籍不但种类、数量浩繁,而且编纂的体例也是多种多样的。我国唐代的著名史学刘家知几所撰《史通》,对总结我国的史籍和史体作出了巨大贡献。《史通》中的《六家》、《二体》篇把唐以前的史籍分为六类,即“六家”;把史籍体裁归结为二体,即编年体、纪传体。根据记载历史的特点,六家中的“春秋家”和“左传家”是以记事为中心,属于编年体;“史记家”和“汉书家”是以记人为中心,属于纪传体。很明显二体包括不了六家中的“尚书家”和“国语家”。那么,这两家的编纂体例又是怎样的呢?     

《史记》结构新探

近年来,学术界对司马迁与《史记》的研究,成果引人瞩目,但就总体而言,似仍未能尽脱前人窠臼。本文拟选取一个新的视角进行观照,以期收到抛砖引玉之功效。一《史记》的结构,大致说来可分为三层:第一层为本纪、表、书、世家、列传,即五大体例;第二层为各体例内部之篇章顺序;第三层为各人物传纪之选材构造。《史记》的第一层结构,即五大体例的创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诚如郑樵《通志叙》所说:“(史记)分为五体,本纪纪年,世家传代,表以正历,书以类事,传以著     

试论荀悦撰写《汉纪》的政治目的

荀悦(公元148年——209年),字仲豫,颍川颍阴(河南许昌)人,东汉末年重要的史学家和思想家。汉献帝建安元——二年,他任黄门侍郎,著成《申鉴》五篇。建安三——五年,他任秘书监、给事中,又著《汉纪》三十篇,这是一部影响深远的编年史名著。刘知几曾将其与《汉书》一起,作为断代编年史和纪传史的开山,将我国古代最主要的两大史体——纪传体和编年体,称之为“班、荀二体”。梁启超也把《汉纪》称为:“此现存新编     

史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新地位

司马迁著《史记》,班团著《汉书》,从而确立了纪传体,这对魏晋以后的史学起了极大的推进作用.就这两部巨著的影响而言,《汉书》的作用尤为巨大.西汉时,东平王向朝廷请求太史公书,大将军王凤认为“太史公书有纵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厄塞,皆不宜在诸侯王,不可予.”①王侯尚不易得到《史记》,可见此书在当时流传不广.汉末王允称《史记》为“谤书”,其书讥刺汉武,以致魏明帝为之切齿;又班彪之评《史记》,不满于其某些非正统思想,凡此都足以说明     

史记散论二题

一、论褚少孙续补太史公书 《太史公书》又简作《太史公》,即《史记》。研究《史记》续补问题,不仅对《史记》一书性质的了解有帮助,而且也对《史记》残缺问题的研究提供间接的旁证,值得探讨,本文试作条理如下。 (一)褚少孙为西汉时代唯一续补《史记》的人。 据典籍记载,西汉后期续补《太史公》的人有十七家。其中十六人虽以续《太史公》为名,实际是续作武帝以后纪传,也就是接《史记》之后续,写西汉史。只有褚少孙最早而且真正地续补《史记》之未备,不另立事目,故褚补附骥《史记》而行。凡褚补皆述其续补之意,自称“褚先生曰”,详载《史记》各补篇中,不具引。其他十六家皆单独别行。     

《吕氏春秋》评介——兼为管敏义先生《吕氏春秋译注》序

《吕氏春秋》是秦相吕不韦使其宾客人著所闻,集论而成(见《史记·吕不韦列传》)就是说,这部书是吕不韦使他的门客,这个写一篇,那个写一篇汇集而成,共十余万字。 此书分为三大部分,即《十二纪》《八览》《六论》。排列很整齐。《十二纪》,每纪五篇,附《序意》一篇,共六十一篇。《八览》,每览应该是八篇,今《有始览》亡佚一篇,所以《八览》只存六十三篇。《六论》,每论六篇,共三十六篇。今全书共一百六十篇。     

关于《史记》的两个断限

《史记》一书,司马谈已开始创作(详见拙作《司马谈作史考》,载《南京师院学报》一九八二年第二期。)了解到这一点,对我们进一步从事《史记》的研究工作,很有帮助。从这一观点出发去分析《史记》的创作情况,可以解决一些疑难问题,有些历来争论不休的难题也可以得到一个较为圆满的答案。本文试用这一观点对《史记》中存在两个记事断限的问题作初步的探讨。不当之处,敬请专家热情指教。《史记·太史公自序》一则曰:“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又曰:“余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百三十篇。”一篇之中,言《史记》起讫时间竟是如此不同,确实令人诧异。也正由于《自序》中关于《史记》的记事断限前后不一,所以历来对这个问题争论很大,特别是对《史记》的记事下限,分歧尤甚。     

在历史学视角及体例的转折点上——一张舜徽先生《中华人民通史》研究

九曲黄河,源远流长,象征着中华民族曲折而悠长的历史,记载这个历史过程的史著汗牛充栋,但能够立范未来的却没有几部,而张舜徽先生的《中华人民通史》却是一部继往开来的历史巨著。从简单汇编言论文诰成册的《尚书》,到按年月顺序排比史实的《左传》,再到司马迁创制纪传体、独领史学风骚两千年的《史记》,史学的编纂体例处在不断地创新之中。但自从《史记》体例确立之后,史学编纂便一直未发生大的变化。至于袁枢的纪事本末体,不过是编年体或纪传体本纪部分的变化形态,班固的断代史不过是《史记》“具体而微”的一个     

谁为《史记》定书名

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从其成书之日起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史记”二字已深深印在中国人的脑海中。然而,《史记》书名,却并非司马迁本人所定。这一是因为司马迁未及为自己的书定名就撒手人寰;二是在先秦两汉时期,许多书并非像后世出书推敲书名,而常以作者名加篇数即成书名,如“屈原赋二十五篇”“贾谊赋七篇”“桓宽盐铁论六十篇”等等。那么,《史记》一名从何而     

冲破旧格局的第一部中国近代史巨著——评徐泰来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记》

由徐泰来主编、国内几十名专家学者参加撰写的《中国近代史记》(以下简称《史记》)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同行中引起较大的反响与好评,它是建国40余年来在中国近代史领域里冲破旧格局的第一部巨著,从体例、体系到内容,无不以崭新的面貌展示在读者面前。 第一、体例上的创新。《史记》吸收古今中外史学体裁的优点,采用纪传体与章节体相结合的方式,把全书分为:史8章、志15章、44表、209传。4个部分相辅相成,构成一个较为完整的中国近代史体系,既能具体把握历史的脉络、规律,又不显得臃肿、重复。在“史”部,作者对史料采取大胆剪裁的办     

《史记》残缺与补窜考辨

《史记》卷一三○《太史公自序》云:“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又云:“余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百三十篇。”班氏父子云,《太史公书》十篇缺,有录无书,其字数理应少于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但是今中华书局标点本《史记》,不仅一百三十篇粲然具在,而且却有五十五万五千六百六十字,反比原著多近三万字,而记事涉及太初以后事,乃至昭宣元成之际。显然今本《史记》已非《太史公书》原貌。梁启超说:“现     

《孟子》历代研究考述

《孟子》是孟子与其弟子万章、公孙丑等为“述仲尼之意”而作的一部语录体著作。其书保存孔门大义甚多,重民轻君、道性善、明仁义等皆赖其继承和发扬。清朝康熙皇帝有赞云:“哲人既萎,扬墨昌炽。子舆辟之,曰仁曰义。性善独阐,知言养气。道称尧舜,学屏功利。煌煌七篇,并重六艺。孔学攸传,禹功作配。”高度概括、评价了其人其书。 《孟子》篇卷,各家著录不尽一致。《史记》称“七篇”(即《内篇》);《汉书.艺文志》作“十一篇”(包括《外书》四篇);《隋书·经籍志》有赵岐《注》十四卷(将七篇各分上下卷),另有郑玄、刘熙《注》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