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式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新结构和新秩序

中国式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核心问题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主要是政府如何治理资本逻辑与劳动者价值创造规律的关系问题。现代社会治理体系的实质性内涵就是协调和处理好国家公共事务治理能力、劳动创造价值伟力与资本激活市场活力三者之间的关系，确保“三力组合”充分激活，构成新结构，形成新秩序。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贯穿中国式治理体系现代化全过程、全要素和全方位的根本遵循和基本原则，也是建构中国式治理体系现代化新结构和新秩序的根本遵循和基本原则。为了确保中国式治理体系现代化拥有新秩序、取得新进展，必须有科学的制度设计与政治基础、合理的结构安排与力量输出、优质的资源配置与要素激活、科学的精神智慧与文化支撑、强劲的动力源泉与动能供给、有利的外在条件与善治环境，这样才能确保高效的治理组织与社会运行始终处于善治态势。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政党微观逻辑

当前,市场化、全球化与网络化成为推动基层党建发展的社会逻辑力量,而国家治理现代化成为推动基层党建发展的政治逻辑力量.基于社会结构的转型与群众生存方式的多元化,作为政治建设与国家治理的基础环节,基层党建发展必须以巩固党的群众基础与提高党的领导的有效性作为根本政治诉求.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必须构建复合型党群关系,打造党组织主导的多元合作社会治理模式.而无论是构建复合型党群关系还是打造党组织主导的多元合作社会治理模式,都要求基层党组织建构枢纽型组织形态来予以承载.信息技术革命的到来为枢纽型党组织形态的构建提供了技术条件,探索运用信息技术来推进基层党建发展的尝试实际上是为全面推动党组织适应网络社会的组织形态转型与升级提供经验.     

再组织化：社会治理与国家治理的联结与互动——基于对浙江省社区社会组织调研的思考

再组织化是在推进社会治理过程中,基层社会重新组织的过程,体现社会自治的发展方向和趋势。城市社区居民的再组织化,即在社区引导下居民自主、自愿形成各种组织的过程。浙江省社区社会组织参与治理揭示了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城市社区治理呈现出新特征,即社区社会组织蓬勃发展,丰富了居民社会生活,创新了社区互助服务模式,在参与公共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再组织化有利于促进基层社会的结构转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协调。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良性互动是通过自上而下的赋权机制、自下而上创新驱动机制和基层社会整合的社会资本机制来实现的,并具有协调可持续性。     

乡土社会变迁与乡村治理——基于城乡一体化的视角

城市化进程加速了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分化,导致了农村社会类型的多样化。乡土社会结构的变化必然带来中国乡村治理模式的转型。单一的政府管理模式无法与变化中的乡土社会结构相匹配,纯粹的社会组织自治又因农民的组织化程度较低而无法实现,乡土社会由此出现了治理的衰微。城乡一体化的推进不仅是乡村社会的建设,而且是政府主导与社会协同式乡村治理模式的试运行。     

民国时期乡村治理的变革模式及启示

民国时期乡村治理变革是近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发展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主要的变革模式有国家政权主导的全国性乡村治理变革,社会力量发动的乡村治理变革,知识精英与地方权力相结合推动的乡村治理变革,地方政权推行的区域性乡村治理变革,革命政党主导的乡村治理变革。乡村治理变革的首要目标应是在乡村社会建立一套基本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同时乡村治理与国家治理的关联互动、对农民基本逻辑的尊重、对乡村外部规则与内部规则关系的处理等也至关重要。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动力学分析

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动力学分析来看,执政党推动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主导性力量。其中,执政党精英是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力量,执政党权威是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本保障,执政党政策是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主要方式。而社会成长是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性力量,市场经济的发育、社会组织的崛起、公民意识的觉醒和网络技术的勃兴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基础。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还需要在党内力量与党外力量、官方力量与民间力量、顶层力量与基层力量、网上力量与网下力量的良性互动中实现。     

政治调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看得见的手”

本文认为政治调控是阶级社会中,推动和维护某一特定政治体系朝向既定的政治理想前进的基本政治保障。政治调控对于政治理想的实现和政治运行起着路径矫正、资源优配和政治平衡的功能。本文探讨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战略中,进行政治调控的最终目标,实施政治调控的理论支撑、制度依托、基本原则等一系列问题,构筑了较为完善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政治调控体系     

中国区域协同发展的机制转型——基于国家三大区域发展战略的分析

从西方区域理论的演进和区域发展的实践经验看,西方国家的区域协同发展经历了从政治调控到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治理的机制转型。中国目前主要以政治调控推进京津冀一体化、长江经济带、"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体现出早期西方区域主义思想的特征。区域协同发展具有阶段性、层次性、多领域性的特点。当区域协同发展日益深化时,仅靠政治调控已不足以应对不同层次和领域的问题,因此需要促进企业、民间组织等社会力量对区域事务的参与,形成区域主体间新的协作治理结构,构建区域协同发展的社会机制。     

政府治理下我国非政府组织的价值、困境及出路

治理理论要求国家、社会和公民之间的互动、协调治理,政府治理代表着国家层面对政治结构、政治模式、政治功能的态度,非政府组织（NGO）建设是完善公民社会的内容之一,因而代表着社会及全体公民利益。本文通过分析政府治理前提下非政府组织（NGO）的价值、困境以及出路,以期完善非政府组织（NGO）建设,弥补政府有效治理不足,实现政府主导角色下非政府组织（NGO）平稳有序发展,使其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     

稳定与发展双重视阈下的中国社会建设

社会建设是近年来中国执政党力推的主体性改革,民生和民主问题同为社会建设的关键议题,而"以民生促民主"有利于化解社会危机和实现优质民主,是优化中国社会建设路径的理性抉择。社会建设作为政治发展的基石,民生政治与民主政治的良性互动支撑着中国维稳模式的现代转型与战略重构。现代政治的运作逻辑决定,具有民主品格的现代公民和高度组织化与制度化的现代公民社会构成政治发展的内源动力。中国社会建设的根本目的是培育社会的内生力量和构建社会的内生秩序,通过社会体制改革释放深层次的现代政治力量,社会建设是实现中国政治内源性发展的基础性条件。     

“转型社会”框架下的国家治理能力建构

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重启的现代化进程中,在世界历史的坐标中呈现出“转型社会”的双向运动.其内在逻辑是:社会秩序的革命性变迁要求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的整体性创新.本文在“转型社会”的分析框架下,分析了当下中国面临的市场化转型风险和民主化转型风险,探讨了基于风险应对的现代化国家治理能力建构的基本理念、价值目标和治理路径.     

乡村治理成长与农民组织化再调适

＂三农＂问题在政治层面上的反映就是乡村治理问题。要实现良好的乡村治理,必须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从中国农村政治体制历史变迁视角看,＂国家—社会＂分析范式提供了探究农村社会与国家权力互动的分析理路与方法论导向,是研究我国乡村治理的方法论指导。当前,我国农民组织化程度较低,要逐步形成＂强政府一强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应根据我国农村社会现有的发展水平,探索治理视野中政府主导的农民组织化参与的长效机制。     

理解中国奇迹的制度密码:国家治理经验与未来探索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塑造与引领下,中国形成了一种发展导向型国家治理模式,将各种资源禀赋、经济结构条件和外部发展环境汇聚成促进发展的强大合力,从而成为支撑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的制度基础。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进一步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推动发展导向型政府转型升级;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形成权利密集型高标准市场经济体制;深化社会体制改革与加强社会建设,构建共建共治共享型有序社会治理体系,从而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实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夯实制度基础。     

作为一种政治形态的政党-国家及其对中国国家建设的意义

低组织化状态下的超大国家治理与人均资源相对贫乏的矛盾,是中国国家建设面临的基本约束,而中国现代国家建设采取政党-国家的特殊方式,则是试图克服低组织化状态以应对内外超强压力的历史选择。改革开放前30年的历史表明,政党-国家的最大的优点是强大的组织和动员能力,藉由集权的方式迅速缩短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它的最大的问题是在发挥这种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的同时,如何有效防止权力的滥用,如何保障公民的权利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今后我们仍然需要利用政党-国家政治的强大效能,同时也需要依靠民主法治的力量,继续推动经济和综合国力的发展,逐步健全和完善国家的政体形式,构建和发展公民授权体系,完成中国现代国家建设和中华民族的复兴。     

社会治理现代化:内涵、问题与出路

社会治理现代化是社会管理理念和方式的重要升级,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支撑,是维护社会稳定的有效途径,是增强社会活力的必然选择。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内涵应该包括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方式科学化、治理过程法治化和治理机制规范化四个方面。社会转型期我国面临社会力量相对弱小、治理成本居高不下、社会失范行为剧增、社会认同和共识较为缺乏、社会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不足等问题。鉴于此,必须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壮大社会力量,改进社会治理方式,促进社会治理法治化,健全公共安全体系,规制社会行为,重构社会认同,凝聚社会共识,加快社会事业改革创新步伐,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民生利益问题。只有不断提高社会治理的科学化水平,才能确保完成"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的全面深化社会改革任务,从而以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助推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实现。     

当代中国乡村社会治理的制度化转型

当代中国乡村社会治理的制度化转型是中国乡村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当代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根本手段和重要标志。当代中国社会治理制度化转型的实质是立足于中国乡村传统的现代治理制度的建立,是传统规则向现代规则的转化,是由带有浓厚血缘关系、宗法关系、政治关系、群体自发关系的制度形式向使社会成员具有独立意识、参与意识、发展意识和群体自觉意识的刚性规则的转型。中国乡村社会治理制度化转型的根本路径是培育社会公民的自觉意识和各种形式的互助组织,强化议事和决策程序,建立合法畅通的利益表达渠道。     

理解中国区域发展和治理模式的变迁:社会发展的视角

中国的经济转型带来社会结构的变化,商会、行业协会、公益组织等各种民间团体大量涌现.通过社会动员、汲取政治资源、与政府合作等参与方式和策略,民间力量逐渐成为区域发展和治理中的重要一极,它改变了政府主导的传统发展模式,同时也促进了地方合作和区域一体化进程.民间力量的兴起对我们理解中国区域治理模式的变迁和未来中国的区域发展均具有重要意义.     

治理转型视角下中国城市社区自治的成长

随着中国城市社会发展的新变化以及由此引发的新问题,中国开始以社区自治为导向进行社会治理转型。中国城市社区自治取得了一定的制度绩效,不过其行政主导的路径却制约着社区自治的进一步成长。为推动社区自治进一步成长,需要在尊重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实现社区治理转型。社区治理转型要求立足于社区,构建现代社区治理结构。现代社区治理结构包括:完整的社区治理组织体系、合作共治的社区治理机制、制度化与多样性的社区参与渠道、需求导向的社区公共服务体系。     

社会转型时期单位体制的政治功能与生存空间

传统的单位体制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履行政治职能和完成社会调控的基本组织制度,在这种制度下组织起来的各级各类单位组织成为社会结构的基本单元。在当前社会转型时期,单位体制自身的政治功能以及由其所塑造的社会结构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单位体制作为一种传统组织制度已经难以全面满足社会整合与调控的需要。为了保证社会的稳定和发展,需要对单位体制的政治功能演变及其在当前社会中的生存空间进行动态把握,以此促进新型社会调控体系的再造。在简政放权的政治改革背景下,培育介于政府和社会之间的第三领域成为现实的选择。     

金融调控的法律问题分析

金融调控是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其调控职能、方式和效力直接影响到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质量和水平。目前,我国金融组织体系已基本建立,但金融调控的法律机制尚不完善,从而导致金融规范缺乏连贯性、协调性和前瞻性,影响调控的效能。要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有效的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必须坚持运用法律手段,完善法律对金融调控职能内涵及实现途径的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