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质询中走向皈依——试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精神自渎”现象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有一类精神现象颇引人注目,那就是精神自渎。精神自渎本身就是悖谬的结合体,即是在精神的自我亵渎中体验到一种难以言传的快感。精神自渎者们孤注一掷的“任性”包含着深刻的“罪”与“罚”,他们正是在低贱与高尚的辩证法中实现了“人身上的人”,在质询中走向皈依。这一过程对现代人的自由追求和信仰确立不无启示。     

拉什科尔尼科夫的问题心理解读——重读陀斯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罪与罚》

陀斯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处于复杂矛盾和冲突中的＂问题人物＂存在的＂问题心理＂表现在拉什科尔尼科夫身上,突出为两个方面,即,＂惟我意识＂和＂犯罪心理＂。＂惟我意识＂源自俄罗斯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其浓重的宗教因素。《罪与罚》从一开始就一直暗示我们主人公存在着＂杀人抢劫＂的犯罪意识,这是陀斯妥耶夫斯基对人性中恶的原始存在的肯定。作者把人心中最深层、最隐秘、最复杂的活动全都揭示出来,使作品及人物形象呈现出一种非凡的艺术魅力。     

从尼采的“生命哲学”看裘德的成长轨迹

《无名的裘德》中主人公裘德身上的"权力意志"推动他在追求知识的过程中克服艰难困苦。潜在的"酒神精神"助他挣开束缚身心发展的枷锁,追求自由的婚姻。他的生命短暂却丰盈。他执着的求知精神和追求自由的思想超越了时代50年,必将"永恒轮回"。从尼采的"生命哲学"出发,运用"权力意志","酒神精神"以及"永恒轮回"这三个哲学命题来探析裘德的成长轨迹,旨在探讨小说的"成长"主题及其普遍的哲学意味。     

萨特论自由与处境的吊诡性

在讨论“人如何必须为他自己的行为负责”这一问题时,传统有关决定论和自由意志的讨论都忽略了行动者与处境的关系,本文试图从萨特的思想出发对这一问题提供一种解答。萨特认为,人的行动虽受“现实性”的制约,但人仍是绝对自由的,因他能通过赋予现实性以意义而把它塑造为具体的处境,并在这一处境中作出他的选择,承担他的责任。因此,自由与处境虽存在着矛盾,但自由仍有着优先的地位。     

析约翰·福尔斯《法国中尉的女人》中男主人公查尔斯的精神蜕变

英国著名作家约翰·福尔斯的长篇小说《法国中尉的女人》表现了人在一个荒谬、丑恶、冷酷的现实世界中为获取存在和自由所经受的焦虑、仿徨和苦闷。其男主人公查尔斯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一名贵族青年,他既是最能适应生存环境的人,又天生有着自由的意志,背负着时代所赋予的枷锁而内心却充满了对维多利亚时代虚伪和做作的愤恨与不满,处于历史性的困境。查尔斯和自由的崇尚者莎拉相识之后,他们二人在寻求自由的道路上的不谋而合使他心中压抑的天生对自由的渴望之情一步步地被莎拉触动、点燃并燃烧,最终追寻莎拉而去。查尔斯在此过程中经历了维多利亚时代束缚下的自我觉醒、自我反思到战胜自我的精神蜕变,最终突破了那个时代的束缚。     

称量一切:界定人性--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思想综论之一

陀氏认为人的本质是一种非理性的自由意志,而自由又分"恶的自由"和"善的自由"两种,这样自由就成了人性与兽性的矛盾统一体.其笔下所有的人物都不过是对人性钟摆的最初、最低、最高的区间轨迹的勾勒,象征性地表现了人性终极性的本质维度:自由、罪恶、梦想的相互撕裂和相互充实、相互矛盾和相互统一.由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成了一个称量一切的伟大作家.     

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宗教大法官”的象征意义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最后一部作品《卡拉马佐夫兄弟》被认为是“迄今为止最壮丽的长篇小说”，而其中的“宗教大法官”一章涵盖了作家最主要的创作思想和宗教意识，是他所有作品的内涵升华。因此，弄清“宗教大法官”的象征意义所在，就成为解读作家本人宗教思想矛盾的捷径。通过分析主人公伊万的精神信仰或许能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部封笔之作中留给我们的问题与答案。     

“白痴”的形态，基督的化身

长篇小说“白痴”被视为陀思妥耶夫斯基表现“理想”—基督的杰作。同时对小说中的主人公梅什金—“公爵—基督”形象的理解已经成为俄国文学批评的“永恒问题” ,这是个极其重要的艺术形象 ,恰当地阐释这一形象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其他作品中“基督”这一文化符号的理解。     

弗洛伊德人格理论在伦理学上的意义

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包含着两个基本思想：①一个人的行为方式是由他的人格特征所决定的，而人格又是由其童年时期的各种复杂经历决定的，因而一个人在道德情景中的行为选择，并没有多少“自由意志”可言。②在人格的各种因素中，理性的力量十分微弱，起支配作用的力量是非理性的本我和超我。上述思想，对伦理学中崇尚自由意志和理性的传统观念提出了挑战，伦理学必须接受这一挑战。     

《画皮Ⅱ》:皮相与心相症候分析——兼论当代爱情伦理

电影《画皮Ⅱ》是关于皮相与心相(身体与精神)如何权重的爱情伦理叙事,通过对男主人公霍心弃有心相而无皮相的公主、迷上了有皮相而无心相的狐妖的剖析,揭示现实婚姻与爱情抉择中存在的伦理危机——“身体优先”与“意志逊位”,并指出其根源在于当下中国身体主体性已经沦为无条件的“感官至上”、“声色至上”,人作为主体必需的理性、自由意志与道德维度被搁置或摒弃,指出唯有建立于意志、灵魂、心灵的爱情才能扭转爱情“空心化”所导致的幸福匮乏.     

马克思“真正批判的世界观”论析——以马克思对布·鲍威尔的批判为中心

马克思针对布·鲍威尔等青年黑格尔派创立了“真正批判的世界观”。1843年年底,为了回应普鲁士政府的保守政治,布·鲍威尔以“自我意识哲学”为基础,把宗教批判进一步拓展为“纯粹批判”,寄希望通过对群众的“有限的自我意识”的批判实现人的自由。马克思在批判鲍威尔的过程中指出,其“纯粹批判”把人抽象为“自我意识”或“精神”,在一切领域贯彻“自我意识”同“实体”的对立,实质是在黑格尔哲学的基础上向康德费希特主义立场的后退。鲍威尔通过精神批判提升人的“自我意识”而实现的“自我意识的自由”是一种缺少现实内容的主观主义自由。马克思从“现实的个体的人”出发,指出人是社会历史的产物,在实质的意义上增进人的自由,不能寄希望于个体的“善良意志”和“普遍的自我意识”,而是必须改造现代市民社会,建立“真正的共同体”。马克思“真正批判的世界观”同鲍威尔“纯粹批判”哲学的争论,反映了黑格尔的弟子们是向后退回到康德费希特主义还是向前发展黑格尔主义来实现个体自由的差别。     

通向涅磐之境的自由——读叔本华自由观

自由问题历来是哲学家们关心的重大问题,也是伦理学中关乎人的道德的核心话题。叔本华对"自由"的诠释建立在他的"意志本体论"基础之上,并带有明显的非理性主义和悲观主义倾向。他的"自由"只是意志的自由,只有在"自由"的境地里才能把握意志本体。他的"自由意志"也已超出纯粹伦理学的意域,而贯穿于整个体系。其哲学的悲剧性在此凸现为他提出的"自由意志",其真正意义上是消极悲观的。叔本华最终为人生指明了一条取消意志,实现所谓"自由"的涅磐之路。本文将试图沿着叔本华自己的思路,围绕这一核心概念"自由意志",来把握其哲学的真正内涵,及其影响和时代精神。     

马丁·路德与近代启蒙哲学

马丁·路德的神学思想不仅主导了其宗教改革运动,而且影响了后来的启蒙哲学。他的神学思想通过否定以罗马教廷为代表的神职阶层对属灵阶层的垄断,在确立了每个个人在属灵方面的平等地位的同时,把人从“单位”与“类存在”中解放出来,使人在神一人关系中成为能够且必须独自面对神,因而是不可被替代、被代表的个体;通过区分属灵的自由与属世的自由,在否定了属灵的自由意志的同时,承认并确立了属世的自由意志;而在构成其神学思想要义的“因信称义”学说里,通过确立“信”的绝对优先性,在把人从过去与一切传统中解放出来的同时,把一切传统置于重估与成全的境地,从而确立了个体在实现一切转向与革新中的本位地位。无论是属灵上的平等,还是个体的自由与本位地位,以及把一切传统都置于重估地位的思想,都是整个启蒙哲学以自觉的方式所要确立的要义。     

黑格尔法哲学要义简析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创立了法哲学学科体系.“理念”是通过人的思维对客观规律长期认识而积累起来的“精神实休”.现实的人对“理念”的认识决定了人的自由意志.围绕“自由意志”这个中心,探讨人的主观意志与客观“理念”的关系,认定法律就是“自由意志的定在”,法律就是特殊意志与普遍意志的统一.理念法是客观存在的法则.按逻辑顺序,理念法首先外化为“抽象”的形式的法律,当主观的特殊意志与客观的普遍意志实现统一时,法律就达到了伦理性的高度.     

《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寻父主题

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主人公对精神之父的寻找同时也印证了整个社会对“父亲”的需要。而“父亲”在更广泛意义上是指一种精神信仰,一种外在社会关系和传统道德标准的约束。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小家庭这个窗口窥视了整个俄罗斯大社会的风景,从德米特里最终的被救赎到伊凡的道德皈依再到阿廖沙对宗教的笃信,我们看到了几兄弟在“寻父”的道上走着不同的路程,却都达到了同一终点。     

“意志自由”及其归无、入禅的终结——一种对叔本华的解读

叔本华哲学中的“意志”是存在世界及人的本质所在,“意志”是在根据律之外的、高于人的理性的东西。它决定世界的表象,是世界的推动力量。而这个意志又是自由的、万能的。意志自由不在人的个别行动中,它只存在于存在本身,它要经由人的“自我意识”、“看透个体化原理”之后,归“无”、入“禅”,才能达到那个超验的、绝对的存在本身。而这正是与作为东方智慧的佛教禅宗的自在独立的精神本体相沟通的。     

人性:自由意志的追求——陶渊明三篇奇文的再讨论

文学作品要能经得住历史的选择与淘汰 ,要能赢得今天乃至未来读者的认同 ,必须以文学特有的审美手法去表现人的本性。而人的本性中最本质的属性 ,就是主体“自由意志”的体现。在这一点上 ,陶渊明堪称我国古代最杰出的文学家。陶渊明的作品之所以在今天受到愈来愈多中外读者的重视和喜爱 ,是因为在他的诗文中 ,执著而真诚地表现了这种主体的“选择”和实现“自由意志”之后的愉悦体验。     

寻找-幻灭-超越——纳博科夫小说主题探微

纳博科夫小说表达的内容经常与其流亡异域的生活经历和生存形态相关.在创作中,他总是为其主人公设计一条乐观向上的路.他们在寻找回归故国之途中即使遭受重重阻碍,精神几近幻灭,但最终,主人公仍然能够从当下的生存劣境中超脱出来,在精神的国度里得以重生.     

斯宾塞的国家政治观、伦理道德观和自由观

斯宾塞的国家政治观、伦理道德观和自由观是在其社会有机体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他认为国家应该扮演分配者和保护者的角色,尽可能少地干预社会生活,保证人的“同等自由”和自由的社会生活;在伦理道德问题上,他认为“同等自由”是它的原则并在这一原则下实现人的“同等自由”即最大幸福才是符合道德的;他的自由观是指实现“同等自由”,实现人的个体化和完全自由,这必然伴随着人的完全道德和生命的实现。     

“人的文学”和“自由的文学”——论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的传统

二战后,面对左翼文学的强势扩张,中国大陆文学曾出现立足于“人本位或生命本位”、“文学本位或艺术本位”的“人的文学”、“自由的文学”的思潮,而这一流脉在海外华文文学中始终强劲地保存、发展着.华人身处各种社会制度、文化传统的国度中,其生存的根本性处境往往是多重的边缘,“人的文学”和“自由的文学”互为支撑,成为海外华文文学抗衡种种压力,包括“理性过度”的压力,保存发展自身的根本性力量.百年海外华文文学以数千万华人在世界各国的“边缘”经历、体验,在看重人的价值和心灵自由上不断提出新的课题,并以“人的自觉”不断推动着“文的自觉”,“文的自觉”又在捍卫文学性中深化了“人的自觉”,其“边缘性”的存在极大地丰富了“人的文学”和“自由的文学”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