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内侍官加官对象的扩展及其原因

在魏晋南北朝庞杂的加官体系中,侍中、散骑六官与给事中构成一个系列,我们称之为“内侍官”。它们与西汉时期的加官侍中、中常侍、给事中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魏晋南北朝时期,内侍官的加官对象由原先的中央朝官迅速向纵、横、外三个方向发展,其功能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除了在汉代即具有的出入禁中、参与机密、佩带珥珰貂蝉的功能之外,还具有争取更多拥护者的政治功能、避免王公服衮的礼制功能与作为官资组成部分的官阶功能,这些功能同时也是促使内侍官加官对象迅速发展的动因。内侍官作为加官的整个生命历程,显示了制度的连续性与历史的强大惯性。     

东晋加官散骑常侍略论

加官为中国古代职官体系的常见现象,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散骑常侍为主要加官之一。在东晋,重要职官如中央尚书省长官、地方重号将军一般会获得散骑常侍的加官。总体来看,对高级官员加官,有对其以示朝廷优宠的意味,对低级官员则还有提高品级的意义。     

皇室后裔村落——严田

位于婺源县西北部的严田村。是李姓最早由外迁入婺源的居住地，始迁者为李德鸾。光绪《婺源县志·寓贤》中“李德鸾”条记载：“李德鸾，字匡禄。才气过人。其先世京。本大唐裔，因黄巢乱避地歙之黄墩，由黄墩迁于浮梁之界田。至德鸾始寓婺源严田。时婺隶南唐，异元二年戊戌（公元938年），诏举卓异，有司以鸾应制，历扬中外，所至有声。累官为散骑常侍，赠金紫光禄大夫。厥后子孙蕃衍，英贤辈出。”     

刘向及其《新序》——《中外文学名家名作学习提要》书稿选登

刘向(约前77—前6),西汉著名的经学家,文学家和目录学家。他本名更生,字子政,沛(今江苏省沛县)人,为汉高祖同父少弟楚元王刘交四世孙,刘歆父。其人年少多才,善属文辞,既冠,便任谏大夫。宣帝时招选名儒俊材,他同王褒、张子侨等一起进见对诏,献赋数十篇。刘向历经宣帝、元帝、成帝三朝,做官三十余年。宣帝时他任散骑谏大夫给事中;元帝时擢为散骑宗正给事中,成帝时任光禄大夫,官终中垒校尉。刘向为人积思于学,廉靖乐道,简易无威,但因用阴阳灾异附会时政,又屡次上书弹劾外戚     

《梁书》纪年校勘二则

一 <梁书>卷四三<韦粲传>:"右卫朱异尝于酒席厉色谓粲日:'卿何得已作领军面向人!'中大同十一年,迁通直散骑常侍,未拜,出为持节、督衡州诸军事、安远将军、衡州刺史."(中华1973年点校本,下同,第605页)     

《南齐书》考疑(十二)

《卷四·郁林王纪》隆昌元年春正月……右卫将军薛渊为司州刺史。(中华书局1972年1月点校本,第71页,下同)议:据本书《薛渊传》,薛渊于永明七年“为给事中、右卫将军”,八年“为右将军、大司马(福林按:薛渊时应为大司马参佐,此有夺文)”,十年“为散骑常侍,将军如故”,隆昌元年“     

北魏都督诸州军事制度试探

北魏时期，都督诸州军事是当时国家实施的重要制度。这一制度在北魏国家对地方的控制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因此，考察都督诸州军事制度实行的状况，对认识北魏在地方的统治和军事防卫特点都是必要的。本文拟对北魏都督诸州军事的设置特点、都督诸州军事的职掌及其与将军、侍中、散骑常侍、行台的关系诸问题作一些探讨，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一、都督诸州军事设置的时间及特点 （一）都督诸州军事始设的时间北魏王朝是道武帝拓拔NＢ０６Ｅ于塞北创建的。在北魏王朝建立后，不断向塞南用兵，其国家控制的范围不断扩大。随着北…     

政事·身份·家道：唐代李复治理容州的历史书写

皇族李复治容的事迹本末，详载于同僚李牢草拟、史官于邵撰定的石刻碑文《唐检校右散骑常侍容州刺史李公去思颂》。然而，《旧唐书》本传既隐没其治事，十者存一，令其治疆政绩不彰，又与后来的《新唐书》《资治通鉴》一起贬抑武将身份及武将世家的政治作为，共寓“债帅”之讥。五代北宋“义理化”的正史叙事整体偏离“节帅”治边之“信史”,它是唐宋以降新兴参政士人建构“崇文”合法性的书写实践。     

北宋前期宰相本官与兼官制度考论

北宋元丰改制前,宋朝施行官、职、差遣分离制度。在官僚集团中作为最高级别的宰相,其列衔仍然有官、职、差遣的区分,官员会以不同的本官拜任宰相,拜相前本官品级的高低、拜相次数都是影响拜相时所带本官高低的重要因素。宋太祖朝以后,初次拜相时官员所带本官通常偏低,这与宋朝帝王的权术、时局变化有关。任相期间,宰相本官会发生相应的迁转,迁转速度不固定,但迁官顺序则有相应的规定,迁官原因多与国家政局、皇帝态度息息相关。罢相降官的情况不多,且罢相时所除本官都不低于六部侍郎。宰相兼官实质上是本官(寄禄官)之一种,"兼"字仅作系衔之用。"侍中"虽为宰相称谓,但侍中衔宰相仍带"平章事",这与"平章事"成为任相的主流以及宋人认知观念密切相关。     

目录板本学原始

目录板本之学。盖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其为学最古。权舆于汉代刘向刘歆父子。自古书篇籍。遭秦燔灭。汉兴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武帝始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自经传下及诸子传说。充集秘府。成帝时复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医药。每一书成。向辄倏其篇目。提其旨意。录而秦之。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成父业。歆乃综编羣籍。定其甲乙。分为七略。首辑略为诸书之总要。意在包括七略而一之。故以冠首。次六艺略。为六经之属。次诸子略。次诗赋略。次兵书略。次数术略。次方技略。是谓七略。向所校书。末署官爵臣刘向校上天     

资源委员会的事业认知

每一种组织,由于自身特殊的环境条件,都会形成由自我意识所构成的精神文化体系。对资源委员会来讲,这一文化体系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在对国营事业的理解方面,他们坚信发达国家资本,发展国营事业是中国工业化的必由之路。其次,通过多种形式的宣传灌输,塑造“公、诚、拼”的国营事业精神,不断强化组织成员对自己事业的认同和对事业应有精神和文化的体认,从而彰显出这一组织价值观念的独特个性。再次,资委会的技术官僚,不同于其它政府官员,他们的目标在于借行政舞台,圆富国强国的梦想。他们虽跻身官僚之列,但却不是以“官”的职能在那里活动,而是以企业者、专家或技术人员的身份在那里活动。因此,他们忠诚于民族国家而不是政府长官或某一阶级政党。正是这些精神文化因素使资委会与国民政府其它行政机构区别开来,并成为国民政府执政时期的一个亮点。     

明代官员致仕情况初探

明代致仕官员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他们的致仕形式主要是按例致仕,但也有因病致仕、养亲致仕、勒令致仕等若干特例。他们致仕后享有一定的政治特权和经济待遇,但仍受明政府的管理。此外,他们致仕还乡后,在参与地方事务中,发挥了正反两方面的作用。     

明清时期社会管理中官民的“自域”与“共域”

明清时期,基层社会管理相对呈现出有序状态,一方面官方和民间各自积极致力于自我领域(“自域”)内的社会管理,另一方面,二者又都积极谋求在共同参与管理的社会领域(“共域”)中发挥自己的作用。尽管官民之间因为种种原因会出现矛盾和冲突,但因为“自域”和“共域”内都存在克服这些矛盾和冲突的机制,如民助官治,或民纠官弊,或官易民俗,导民向善,故在一定时期以及一些地区能够形成官民协调共治的景象。     

读律与哀矜:清代中国听审的核心概念

读律与哀矜,既是清代中国听审经验之总结,又是听审实践之指南,因此成为清代听审折狱的核心概念。司法官员是否具备法律知识与能否依法听审,乃是清代法律的关键问题。清代法律有"讲读律令"的专门规定,司法官员是否"讲读律令",是否"通晓律意",是他们在听审断狱时能否"具引律例"的一个前提条件。另一方面,儒家倡导的"仁政",是"爱"或"爱民"的政治,也是以情感为基础的政治。"哀矜"是司法官员的同情之心和怜悯之情,也是"仁爱"的一层意思。哀矜与读律、慎刑、中罚、心服等司法的核心理念之间,都存在着关联。清代中国"情法两尽"的司法模式,与要求司法官员以"读律与哀矜"来听审,实际上是一种互为因果的关系。     

论秦汉的学吏教材——睡虎地秦简为训吏教材说

秦汉时期,为适应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官僚政治体制之需,迅速而大量地培养出办理官、民事庶务的吏员,便成为政府急切之要务。因之,此时学吏、训吏之风亦随之大盛。学吏、训吏必有教材,而且政府还统编过训吏教材。秦汉学吏教材的内容分为识字、学书教本,吏德教本,法律典章教本,民间庶务应酬知识等4种。睡虎地出土简书10种,除文字极简略而量少的《编年记》之外,其他9种全部切关吏事,乃是研习吏事比较完备的教材。     

论孔子中庸思想的内在逻辑

孔子的中庸思想有其内在的逻辑:"尚中"是中庸的逻辑起点,"时中"是中庸的内在本质,"中正"是中庸的规范准则,"中和"是中庸的理想目标。"尚中"的基本内涵是"无过无不及","时中"的基本内涵是"无可无不可","中正"的基本内涵是"礼义","中和"的基本内涵是天人和谐之美。其中,"尚中"观念为传统所固有,为孔子所继承。"时中"、"中正"及"中和"的观念是孔子对传统"尚中"观念的丰富和发展,也是孔子中庸思想的核心之所在。     

元代江南蒙古、色目侨寓人户的仕宦研究

元代江南寓居着因各种原因前来定居的蒙古、色目人。他们中的一些人通过承袭上辈的官职入仕。元朝开科以后,相比继承爵位,生长或生活在江南的蒙古、色目人更加积极地走科举入仕的道路。由于受到江南地区深厚儒家文化传统的影响,这部分蒙古、色目官僚具有较高的儒学素养,在政治实践中能够本着爱民之心。推行儒家的仁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蒙古、色目中的学者型官僚,在元末农民大起义的动荡时期,几乎都选择与元朝共存亡,一时“殉国”者层出不穷,完成了理学意义上的政治实践。     

清代内务府官制的复杂性及其特点

内务府是清代职掌独特的衙门,负责宫廷、皇室的各种事务和上三旗包衣之政令。其机构庞杂,官制异常复杂。在设官上,不仅文武官俱设,而且有互兼及混乱现象;其品级的划分,不仅与外朝职官的九品十八级制有一定的区别,而且同一名称之职官,在不同档次、不同性质的机构中,品级不同。在选任上,又根据官员身份的差异、选官主体的不同和任官方式的差别,把职官划分各种不同性质的官缺,予以区别对待。     

论唐代贬官的迁转途径

唐代官员因犯有过错被降职或远遣后,经过一定期限或遇赦仍有迁改官职的机会。但由于贬官身份、官资的特殊性,政府对他们的迁转途径进行了限制。唐前期,朝廷主要通过征召与考满改官的方式来恢复贬官的官资;唐中后期,征召、量移改官是贬官迁转的主要途径。在迁转贬官的过程中,体现了政府对人事权力的控制日益加强的特点。     

义和团时期的清流派

徐桐、载漪等人深受儒家经典影响,忧国忧民,廉洁奉公,堪称良吏。但是,对已经发生巨变的国际局势并不了解,认为学习外国先进技术、先进思想,就是离经叛道,将导致亡国灭种。他们的思想,落后于不断前进的时代潮流,终于被时代所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