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话语分析的广义“去安全化”理论建构

狭义的“去安全化”是指将安全议题移出安全领域而置于常态政治领域的过程，而广义的“去安全化”则包括防止尚未被“安全化”的问题被“安全化”或“过度安全化”，以及防止已经被“安全化”了的议题被“超安全化”。广义的“去安全化”不仅是安全化的逆向过程，也是国家行为体通过创设以“和合共生”为核心的共同语境来建构适合双方的价值认同与合作机制的过程。把话语分析中的施事话语、价值认同和交往生态三个要素引入广义“去安全化”理论十分重要，而外交对接合法化和互文性则是分析广义“去安全化”理论在外交实践中的作用的重要维度。在美国等国越来越趋向于对中国实施全面安全化战略的语境下，中国需要重视广义“去安全化”的理论及其应用，打造以“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体系，建构具有中国特色并被国际社会认可的规范性力量。     

“后供给”管理：走出农村公共产品“公地悲剧”宿命的关键

农村公共产品不仅存在供给不足和结构失衡的问题,还存在“后供给”管理混乱与缺失的问题。农村公共产品的“后供给”管理的混乱与缺失造成了各种形式的“公地悲剧”,加剧了供需之间的矛盾。为避免“公地悲剧”的历史重复发生,农村公共产品不仅要注重供给体制的改革与创新,同时也应该注重“后供给”的管理。乡镇基层政府应该大胆进行改革创新,依托村民、非营利民间团体组织、经济合作组织等各方主体,形成共同管理农村公共产品与服务的“多中心治理”模式,走出“公地悲剧”的宿命怪圈。     

民族地区高校课程资源的开发——基于“俱乐部产品”视角的分析

开发民族地区特有资源,形成民族地区高等院校特色专业及课程是当前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的战略。民族地区拥有丰富而特殊的社会资源,加上高等教育具有“俱乐部产品”的外部性,课程资源开发有很高的可行性。但是,目前民族地区高等院校存在办学定位不正确、经费及人才短缺等问题,制约了课程资源的开发。吉首大学“研究基地（中心）+社会（单位或公司）+科研项目”的“三维一体”的课程资源开发模式有效地解决了上述问题,为民族地区高等院校课程资源开发探索了一条现实途径。     

政府财政竞争对企业投资的影响——基于对地方政府效率的考虑

财政竞争与企业投资间的关系取决于地方政府的效率水平.基于我国31个省和直辖市1994-2008年的相关面板数据进行的经验检验,结果表明:由于地方政府效率的不同,在我国东部地区,税收竞争对企业投资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财政支出竞争对企业投资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在中部地区,情况则截然相反;在西部地区,财政竞争和企业投资的关系是统计不显著的.可见,我国地方政府财政竞争对企业投资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性.     

地方政府竞争提高了经济效率么？——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沿用地方政府竞争的视角,对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效率进行解读。通过对政府支出效率、投入产出弹性、全要素生产率等多维度的度量和测算,发现伴随着中国经济增长,经济的效率在逐步提升。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政府支出效率与政府支出结构相关,行政管理费的过高支出不利于政府支出效率的提升;外商直接投资竞争并没有提高资本-产出弹性系数和ICOR;同样,制度和基础设施竞争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应不明显。总体而言,地方政府竞争对经济效率的提升贡献要弱于市场化、金融发展等因素。     

中国电力行业环境技术效率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1995-2012年省级面板数据

基于电力系统生产供应的内在机制和NSBM(Network SBM)模型,将能源、环境因素纳入投入产出体系,打开系统内部的“黑箱”,考察1995-2012年中国30个省区电力行业总体、发电环节和电网环节的环境技术效率。结果表明:中国电力行业环境技术效率特别是环境纯技术效率偏低。1998年“政企分开”的体制改革对电力行业环境技术效率有正向促进作用,而2002年“厂网分开”的体制改革则未起到积极作用;国有资产控制水平与发电环境技术效率呈倒“U”形关系,临界值为69.6%,2002年以后有越来越多的地区位于临界点的左侧;集中输入和集中输出的跨区电力贸易促进了发电环境技术效率的提高,但不利于电网环境技术效率的提升;煤炭资源聚集的地区环境技术效率偏低,表明这些地区存在资源滥用和环境治理不到位的情况,同时也体现了地区层面的“资源诅咒”“污染天堂”现象。     

地方政府预算支付透明度及支付效率对财政风险的影响研究 ——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为了厘清预算支付透明度、预算支付效率与财政风险之间的关系,基于混合模型选取2005—2018年2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并借助SPSS与Eviews进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预算支付透明度的提升及支付效率的增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升财政自给率,抑制财政风险,增强经济内生发展活力。因此,应健全预算法体系及相关程序,进一步加大执法力度;扩大政府预算支付信息公开涉及的内容和范围,从各方面激发各级政府预算支付公开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加强政府内部管理以实现规范公共支出行为、矫正政府失灵的基本目标;提高预算支付信息的通俗性和提升人民群众经济素养并举,从而进一步提升地方政府预算支付公开效果,增强政府预算支付的规范化效果。     

地方政府债务、金融稳定与政府支出效率的互动效应——基于2009-2018年省面板数据的联立方程分析

使用2009～2018年中国30个省份(数据不包括西藏自治区和港澳台地区)的面板数据,探究地方政府债务、金融稳定与政府支出效率3者之间的互动效应。运用DEA测度省级政府支出效率,构建联立方程模型将3者纳入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研究发现：3者之间存在显著的交互效应,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扩张会显著降低金融稳定性水平,而金融稳定性的下降会使政府支出效率下降,进而导致政府债务规模的进一步扩张。进一步划分不同区域探究3者间的关系,东部地区金融稳定对政府支出效率存在非线性影响,中西部地区地方政府债务对金融稳定存在非线性影响,但3者间的交互关系依旧成立。     

企业数字化转型、政府支持与创新效率——基于中国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

以2015—2020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Hansen门槛回归模型,研究政府支持力度不同阶段下,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新效率的作用机制,并基于创新效率的视角寻找政府支持的合理区间。相关数据的实证结果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和创新效率之间存在着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关系,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创新效率受到政府支持的影响,存在非线性的门槛效应。政府支持力度低于0.84%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新效率成正向关系。政府支持高于0.84%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新效率成负向关系。根据企业规模不同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大规模企业门槛效应依然显著,小规模企业则不再存在门槛效应,为企业和政府推动创新效率提供了相关启示。     

房地产投资影响经济增长的区域性差异——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省际面板数据,利用固定效应变系数模型,实证分析了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地区差异。研究发现,房地产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并且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起到正向的促进作用;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东、中部地区经济增长对房地产投资依赖程度明显高于西部地区,而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拉动能力则主要依赖于非房地产投资。     

区域异质性对FDI效应的影响——基于上海和深圳的比较研究

外资对区域经济增长有着积极的影响,随着各地引进外资力度的不断加大,能否借助外资实现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区域异质性对于外资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外资进入前的本地经济发育状况、现有的产业政策锁定和外资的投资结构。这三个方面的差异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外资效应的长期和短期显著性。对上海和深圳的统计分析发现,外资效应存在显著的不同:对上海具有短期的正效应,而对深圳是长期的正效应;国内投资和劳动力增长对两个城市经济长期增长的作用不尽相同。因此,区域异质性是地方政府在制定外资政策时必须重视的因素。     

中国省际R&D强度差异的决定与比较——基于1998-2004年的实证分析

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北京除外)1998-2004年面板数据的回归结果表明,各地区R&D强度存在相当大的差距,且其决定因素也不尽相同。基本结论是:决定各省R&D强度的因素与初始R&D强度有着密切的关系,不同的初始R&D强度水平下,R&D强度决定因素也不同。R&D强度较高的地区,其决定因素主要是政府补贴和人力资本存量;R&D强度中等地区,产业结构和人力资本存量对提高R&D强度有着非常显著的影响;R&D强度较低地区,GDP增长、产业结构升级和人力资本存量增加都能提高R&D强度。人力资本存量的增加可以提高R&D强度,但在不同区域其弹性略有差别。由此得出的建议是,在建设创新型国家中,中国各省份应制定差别化的科技政策目标及实施手段。     

商品流通结构、效率与制造业增长——基于2000—2006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2000—2006年省际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商品流通的结构和效率对制造业产出的定量影响。研究发现:流通结构(包括城乡结构和批零系数)、流通效率(以库存率和资产负债率衡量)、零售企业规模和商品交易市场规模与制造业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中,城乡结构、库存率和零售企业规模与制造业产出负相关,批零系数、商品交易市场规模与制造业产出正相关。进一步地,结合相关文献的研究对回归结果进行了相应的解释,并且给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我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基于2003—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2003—2018年我国30个省份的统计数据,探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发现：首先,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能够显著促进我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并且这种促进效应在分行业分地区层面都成立;其次,高技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促进效果高于低技术生产性服务业,中西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促进效果大于东部地区和全国;最后,金融危机和税收冲击都不会改变集聚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效果,但国内的经济下行压力会抑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正向效应。此外,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1—5阶滞后项都可以显著促进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应积极引导生产性服务业适当集聚,特别是在中西部地区集聚,同时推动鼓励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交流与合作,使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更好地发挥促进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