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景营造与城市近郊特色小镇建设

场景营造对创造人地共生所需的文化空间具有形塑作用,是统合文化生产与消费、激活多方主体参与、实现乡村振兴的内在动力机制。特色小镇是当代中国城镇化的一种发展模式,既是打通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两大战略的空间支撑节点,也是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同时还是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战略的承接地。场景理论的应用,推动着特色小镇的建设从以空间扩张为特征的第一阶段向以文化内涵建设为特征的第二阶段演进。城市近郊特色小镇作为一种特色鲜明、要素集聚、宜居宜业、富有活力的文化空间,与城市的经济文化社会发展存在诸多协同。在推动“城市群——都市圈——中心城市——大中小城市协同发展——特色小镇——乡村振兴”统筹发展的新型城镇化总体战略高质量落地的过程中,以场景营造推动城市近郊特色小镇建设中主体价值的重点突出,避免特色小镇的价值分散与符号游离,重视与城市主体文化生态的协同,强化空间规划和错位发展,围绕特色符号构建产业价值链,是调整城乡产业空间布局、探索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乡村振兴的新的理论解释和实践路径。     

新苏南模式：乡村振兴的一个解释框架

新苏南模式作为一个“主动式”与“内源式”的乡村建设实践范式,为理解中国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一个解释框架。研究发现,在乡村振兴与区域协调发展的话语下,苏南乡村城镇化在经济增长动力、产权结构形式、经济增长方式、乡村发展目标上均产生了质的转向,主要以制度创新为实践驱动,从而消解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在振兴理念上,通过户籍制度、就业机制、社会保障机制的变革,以促进城乡融合;在振兴手段上,通过“三集中”的实践策略,以落实乡村有效治理;在振兴指向上,通过多元合作与网络化发展的路径,以建立一个“村庄空间—中心社区—城镇地域”多中心的城乡融合共生系统。     

乡村振兴: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逻辑起点

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经济已进入新时代并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振兴战略是对新中国立国之初优先发展工业化的战略回应;乡村振兴是解决现阶段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重要手段,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农村的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能更好地传承乡村文化和保护农耕文明,为实现城乡文化融合发展创造条件。乡村振兴在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推动基础设施的城乡对接和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分享,为农民现代化和农业现代化协同发展创造条件,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实现人的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和谐统一。     

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的时空观察

[提要]“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社会转型背景下,城市与乡村作为社会的“发展极”与“稳定极”,共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协同推进面临着与以往不同的时空背景,溯源我国城镇化与乡村建设的历史变迁,是预测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时间节点的依据;分析我国城镇化与乡村建设战略的实践进路,有助于优化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的空间格局。推动我国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时间维度上应以社会主义现代化为目标,确定协同发展的时间节点;空间维度上可将特色小镇建设作为载体,把以城市群为主体、大城市为中心、周边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为支点的城镇化空间形态,与乡村连接,优化协同发展的空间格局。     

数字化推动乡村振兴的机制、路径与对策

数字化通过乡村整体价值提升和乡村数字生态系统构建内外机制,释放多重功能效应。数字化有助于提升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优化乡村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推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了实施路径。在加快数字化赋能乡村振兴的进程中,要浸润数字化转型与创新发展观念、培育多主体协同发展模式、完善配套基础设施、营造数字包容氛围、制定科学建设规划、强化多样化人才支撑。     

长三角城乡融合发展推动共同富裕的协同治理与范式创新

长三角城乡融合发展是城市与乡村内部结构、组织功能与相互关系发生质的变化,是推动共同富裕的客观要求,需要多主体、跨区域的协同治理。基于SFIC协同治理模型对长三角城乡融合发展的协同治理基础与过程展开研究后发现,现阶段长三角城乡融合发展推动共同富裕的协同治理需要从分级领导协商、社会力量动员、信息融合共享、快速响应协作与成本责任共担方面做好机制构建。未来,长三角城乡融合发展推动共同富裕的协同治理范式创新要迈向“统合型包容”,但统合型包容协同治理作为一种持续性过程,仍要立足于长三角城乡融合协同治理全过程与共同富裕发展新需要,从主体统合、任务统合、资源统合与技术统合等四个层面以应对不确定性风险发生。     

“三治融合”下农民获得感提升的困境、动因及路径选择

农民是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参与者、受益者、评判者。充分发挥农民在乡村治理体系中的主体性作用、不断提升农民获得感是建设乡村治理体系中的一项重要任务。实施“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既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途径,也是实现乡村地区善治的最终目标。当前,在提升农民获得感过程中存在乡村自治主体缺失、组织涣散、文化衰落以及合作迟缓等难题,直接阻碍了“三治融合”的推进以及农民获得感的提升。究其动因,在于城乡差距拉大、基层组织权力过于集中、文化产业支撑力缺乏及农民内生动力不足等。对此,需要通过培养治理主体内心认同感、提供强有力法治保障、传承优秀传统乡土文化及促进多元主体协同合作等政策来提升农民获得感。     

文旅融合推动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与实现路径

乡村文旅产业作为乡村特色产业的重要类型,也是产业振兴的重要环节,其发展对乡村文化的保护与传播、乡村产业兴旺发展、乡村居民增收、生态宜居乡村环境建设等都具有重要影响。文章聚焦文旅融合推动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探讨,在此基础上,结合演化博弈模型了解利益相关者行为互动,并探索文旅融合推动乡村政策的实现路径。通过分析发现,文旅融合可以作用于经济增长、乡村文化建设以及生态环境建设,进而影响到乡村振兴发展。政府在推动乡村文旅融合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政府需要适时地调整奖惩机制,在融合过程中协调各方关系,以实现参与主体利益的最大化为目标,形成新的乡村产业发展优势和增长点,助力乡村振兴。     

数字乡村赋能乡村振兴：基本维度、现实困境与路径优化

数字乡村建设是新时代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也是数字中国建设的有机组成,利用技术赋能释放出均等化的市场机会,重新统筹城乡关系,并使得多元化、大众化的主体共同参与乡村振兴,可有效提升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发挥信息惠农的作用。要实现数字乡村有效赋能乡村振兴,应从数字乡村对“乡村经济、乡村生态、乡村文化、乡村政治、乡村主体”五个维度的赋能机理出发,明晰数字乡村赋能乡村振兴的理论逻辑,直面影响数字乡村建设的“内源性阻碍、要素支撑不足、发展机制有待完善”等方面的现实困境,构建“产业优先机制、协同联动机制、要素支持机制”等机制并进行优化,构建与数字技术相匹配的高效平台与能有效激发农民主体内生动力的体制机制,高质量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实现数字技术对于乡村振兴的精准赋能。     

民族杂居地区乡村文化振兴与共同体重建的耦合——基于文化共生视角的分析

文化振兴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题中应有之义,乡村共同体是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乡村文化振兴的推动机制与乡村共同体的重建机制是同构的耦合。在民族杂居地区的两个村落案例中,从文化共生理论视角来看,是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构成融合共生的内在动力贯穿于乡村共同体之中,从而激活了村民的内生发展动力,使乡村共同体得到复兴。目前在人口规模化常态化流动背景下,诸多因素给乡村共同体带来挑战,应利用乡村文化振兴和乡村共同体重建的耦合实践向度,以互惠共生文化传承乡村伦理,以组织引领多元主体协同参与,以公共文化激活公众集体意识,以利益共生助力乡村文化振兴,从而实现乡村的全面振兴和发展。     

乡村振兴战略:历史脉络、理论逻辑、推进路径

乡村振兴战略是我国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追溯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历史脉络、理论渊源,研究其主要推进路径,有利于更好地开展我国新时代农业农村工作。从历史脉络看,乡村振兴战略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然历史逻辑;从理论逻辑看,乡村振兴战略依循了马克思主义乡村发展和城乡关系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乡村发展、城乡融合思想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的伟大实践;从推进路径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坚持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全面深化农村改革,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健全“三治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加快新型职业农民队伍建设。     

变革的村庄：农耕文明裂变下的乡村书写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城市化、市场化、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古老的乡村挟裹在时代漩涡中,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被肢解得支离破碎。世纪之交的乡土小说以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续写着乡土世界的变迁,形象地展现乡土情感日渐式微、乡村政治走向瓦解、乡村伦理不断颓败的现实图景。这些小说文本准确地把握住了当下乡土世界含混而复杂的时代脉搏,透露出作者面对农耕文明裂变下乡村现实的迷惘与无奈,同时在深层次上触及到乡土中国现代性构建的价值困惑。     

新乡贤是传统乡贤的现代回归吗？——基于新乡贤与传统乡贤治村的比较分析

乡贤治村,既可以看作是中国传统时期乡村治理历史演进的缩影,又在现代乡村治理中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现阶段党和国家也高度重视和支持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通过对新乡贤与传统乡贤在乡村治理中的多维比较分析发现,两者在治村的诸多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在治村背景方面,传统乡贤以“双轨政治”为时代背景,而“协同共治”是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突出特点;在择取条件方面,传统乡贤功名与贤德共重,现代社会的新乡贤则弱化功名,更加注重贤德以及治村能力;在组织基础方面,传统乡贤主要依靠传统乡村社会中自发形成的自治组织进行乡村治理,新乡贤则主要通过乡贤理事会、乡贤参事会等参事议事机构参与乡村治理;在角色定位方面,传统乡贤是封建社会乡村治理的“主导者”,新乡贤则是现代社会乡村治理的“协同者”;在治村功能方面,传统乡贤衔接国家与乡村社会,并争取乡村社会处于无讼状态,新乡贤则以引领乡风文明作为首要功能;在治村方式方面,传统乡贤以礼治为本,形成“礼治秩序”,新乡贤坚持德治为先,并积极嵌入村民自治和乡村法治。因此,新乡贤对比传统乡贤在多个结构要素上发生了质的变化,绝不是传统乡贤的现代回归。在国家政策大力支持下,新乡贤在乡村振兴战略中促进治理有效大有可为。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贤文化的时代价值与建设路径

乡村振兴是破解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战略部署。从分析乡贤文化和乡村治理关系变迁入手,阐述了乡贤文化的时代价值,即有助于重塑乡村治理主体、营造文明乡风、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引导资金技术回流。在分析新时代乡贤文化建设的实践样态和误区的基础上,提出了乡贤文化的建设路径,即明确乡贤群体的身份界定归类、构建多元协作的乡村治理主体、建立人本亲善的配套保障机制。     

论我国农村金融服务及其完善

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发展滞后且存在诸多问题,严重制约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步伐。如何重塑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优化农村金融经营环境,有效增加农村金融服务的供给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农村人力资源开发中的农村高等教育

本文从解决农村贫困的核心战略是开发农村人力资源;农村人力资源的开发呼唤农村教育改革;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呼唤农村高等教育发展;发展农村高等教育不是梦;发展农村高等教育的对策五个方面,论述了发展农村高等教育是开发农村人力资源的必由之路的新观点。     

论成都农村经济发展与乡镇财政建设

成都乡镇财政中存在着赤字、预算支出结构单一、管理不规范等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问题。因此 ,要培植和扩大财源 ;增加乡镇收入 ;适度扩大乡镇规模 ,提高资源利用率和政府运行效率 ;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加强预算外资金的管理 ,以优化乡镇财政管理     

新时代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逻辑理路及文化向度

乡贤治村在中国国家治理中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基础,其浓厚的乡土情怀和丰富的文化资源为新乡贤入场乡村治理提供了内生性依据。在经历传统乡贤与乡土文化的深度互嵌以及近代乡贤与乡村社会的多维脱嵌后,新乡贤现已发展成为贯彻落实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力量。新乡贤在乡村治理实践中汲取了传统乡贤治村的丰富经验和卓越智慧,并结合新时代乡村的发展现实,深入挖掘乡土新文化、嵌入治理新因子的逻辑理路,为乡村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提供了振兴范式。在乡村文化振兴视域下,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耦合逻辑不仅能够拓展乡村文化发展空间,淬炼乡村文化特色品牌,而且可以通过文化治理的“软”手段,激发乡村主体的内生发展动力,助力乡村文化的全面振兴。     

关于农村市场开拓问题的若干思考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给我国的企业构成了巨大的挑战。农村市场空间广阔 ,开拓农村市场 ,是我国企业的新生之路。但由于农村消费基础环境差 ,农民增收难等多项历史性因素的制约 ,农村市场的开拓任重而道远。当前 ,以政府投入为主体 ,引导、带动民间资本的加入 ,是开拓农村市场的现实选择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调查的意义与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标志着我国“三农”工作迈入新的历史机遇期。十九大以来,振兴乡村的框架已经建立,具体规划趋于完善,乡村振兴工作迅速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并开展,农村的前途一片光明。但乡村振兴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农村调查作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传家宝,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中具有做好群众工作、提升乡村干部领导能力、破解振兴乡村难题等特殊意义。通过探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难点问题,找准乡村振兴的突破点,为农村调查工作提供目标指引,将有利于充分发挥农村调查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