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准扶贫中农村社区治理能力提升研究

精准扶贫是30年来扶贫治理的经验总结,通过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精准考核4个环节,从“漫灌式”转向“滴管式”,注重“靶向治疗”,使贫困资源聚焦贫困人口,保障扶贫政策精准落地。开展精准扶贫工作,落实精准脱贫需要在社区治理结构与治理基础上,依靠社区治理主体的配合进行。因此,精准扶贫政策实施过程中提升社区治理能力不仅有利于贫困社区整体转型,更影响着精准扶贫的实施及其效果。基于陕南F村的实地调研,以精准扶贫为背景,分析政策实施过程中社区治理能力的重要性以及在贫困社区治理中遭遇的实践困境,进而探讨通过提升社区治理能力保障精准扶贫有效落地的可行性。通过倡导参与式贫困治理、构建弹性治理结构、完善动态治理机制、强化社区治理技术以提升社区治理能力,最终落实精准扶贫的4个环节,实现“六个精准”。     

从参与式扶贫到协同式扶贫：中国扶贫的演进逻辑——兼论协同式精准扶贫的实现机制

参与式扶贫和协同式扶贫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扶贫模式。参与式扶贫源于西方发展理论,强调扶贫对象的参与。由于其存在着理论上的瑕疵和实践上的"久扶不脱贫"的贫困治理困境,发展进程极为缓慢,逐渐被协同式扶贫所取代。协同式扶贫是一种理想的扶贫模式,强调扶贫主体的多元化、扶贫目标的一致性、扶贫系统的开放性、扶贫过程的动态性和扶贫行动的合作性。无论从扶贫主体、扶贫内容还是扶贫方式来看,协同式扶贫与参与式扶贫相比,均有其自身的优势。协同式扶贫在扶贫过程中有利于精准识别、精准帮扶和精准管理,现行的精准扶贫将逐渐走向协同式精准扶贫。实现协同式精准扶贫,需要扶贫信息的协同、扶贫制度的协同、扶贫文化的协同和良好社会资本的培育。唯其如此,才能更好地发挥精准扶贫的协同效应,实现贫困治理绩效的最大化。     

新型贫困的主要类型、成因及治理对策

实施精准扶贫,新型贫困不容小觑。知识贫困、精神贫困、隐形贫困、代际贫困是全面小康社会进程中的4种新型贫困。贫困治理的四重属性、社会资源的分配不均、扶贫制度体系不畅是其三个层面的原因。亟需以精准扶贫成效为目标,不断强化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与实践;以优化扶贫资源为关键,构建具有多元主体参与的扶贫格局;以完善扶贫制度为保障,构建中国特色的扶贫制度体系来寻求新型贫困问题的治理之道。     

农村贫困治理的范式转型与未来路径——兼议产业精准扶贫的推进路径

农村贫困治理内嵌于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随着国家治理范式的演进,农村贫困治理将实现政府主导范式经由市场主导范式向公共治理范式转型。当前,主流的政府主导范式和市场主导范式在理论上遭遇到解释力不足问题,在实践中产生了精准扶贫不精准、久扶不脱贫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原因在形式上表现为过度依赖市场主导范式所产生的“开发”与“扶贫”之间的张力,在实质上表现为贫困治理过程中基于市场逻辑的效率、基于扶贫逻辑的公平、基于公共治理的参与等多元价值冲突。因此,推动农村贫困治理范式转型和产业精准扶贫目标实现,有效整合多元逻辑和多元价值是关键。具体路径应以公共价值为目标,实现对多元价值的整合;以平台构建为支持,促进多元主体协同;以公共能力建设为条件,支撑多元行为逻辑整合。     

精准扶贫长效机制的法治路径研究

中国精准扶贫事业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长效不足的问题。扶贫权力的"双刃性"、扶贫活动的"正外部性"和贫困主体的"弱势属性"是精准扶贫长效不足的重要原因。作为一种现代化、规范化的贫困治理机制，依法治贫有助于扬弃扶贫权力的"双刃性"，缓解扶贫活动的"正外部效应"，改善贫困主体的弱势属性，因而能有效保障精准扶贫的长效发展。但同时，当前依法治贫也面临着精准扶贫的法律供给不足、扶贫权力运行的实施体制滞后、社会参与扶贫的激励机制低效、贫困主体的民生权利虚置等问题。因此，研究建议：完善精准扶贫的法律规范体系、优化扶贫权力运行的法治实施体系、健全多元主体参与的法律激励机制、构建贫困主体的民生权利体系，使扶贫活动在法治框架内规范运行。     

乡村旅游精准帮扶中内源式发展机理与路径

乡村旅游扶贫是偏远贫困地区的重要脱贫措施,如何通过精准帮扶消融贫困户的参与障碍,培育贫困人口内生能力,是实现乡村旅游扶贫脱贫的关键。这一机理与内源式发展理念以人为本、全面参与、主客观统一的核心要义相契合。基于内源式发展理念与乡村旅游扶贫运行逻辑的契合性,应通过扶“志”激发贫困户内生动力,扶“智”培育贫困户现代理性,扶“技”提升贫困人口可持续生计能力,扶“行”实现贫困户在参与式帮扶中自我成长等帮扶措施,实现贫困户脱贫目标。     

喷动床最小喷动速度的计算颗粒流体力学数值模拟

基于第二期“全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指数调查”中的706个合作社样本,采用OLS和Tobit方法分析了合作社经营绩效对其精准扶贫参与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合作社经营绩效与精准扶贫参与之间存在显著的“U”型关系,在对模型进行改进和选择代理变量检验后结果依旧稳健。作用机制分析表明,合作社经营绩效与获取政府补贴和承担社会责任之间同样存在“U”型关系,后者正是合作社参与精准扶贫的动机所在。鉴于此,政府应加强对精准扶贫参与主体的核查,同时须支持合作社发展,以壮大其帮扶带动能力。     

县域贫困治理的“精准度”困境及其反思

县域贫困治理是国家脱贫攻坚行动在基层传递的“最后一公里”,按照“精准扶贫”的总体要求,县乡扶贫开发工作需要在“精准识别”“精准帮扶”和“精准退出”3个阶段里全程参与国家各项减贫政策在基层社会的传递。借助在L县的田野观察可以发现,在实践层面,县域贫困治理运行于自上而下高度动员的科层体系末梢,同时面对着乡土情境的异质性特点和复杂的地方文化网络。“行政体系理性化”的制度安排与“治理实务在地性”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张力,遂导致在“精准识别”“精准帮扶”和“精准退出”3个环节中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精准度”困境。     

新时代精准扶贫的实践困境及治理路径

新时代扶贫开发方式创新转变是精准扶贫的重要实现路径。当前，我国精准扶贫实践困境主要表现在精准识别偏离、精准帮扶错位、精准管理缺位和与之相关的精准考核不完善等4个方面，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经济和文化深度性贫困以及政策执行主体面临双重压力、公共品供给错位、市场失灵的政府缺位等国家治理不足等。为此，在脱贫攻坚的最关键阶段，需要重点聚焦深度性贫困问题，从完善精准管理机制，提升帮扶政策精准度；强化力量集成，提升基层扶贫治理能力和水平；激发扶贫对象内生动力，提高其自我发展能力和积极性等方面增强精准扶贫力度，有效实现精准扶贫的常态化，确保2020年全面脱贫目标的顺利实现。     

改革开放40年中国扶贫政策的演化与前瞻——立足国家层面政策文本的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扶贫"始终是中国政府工作的重要议题。本文以改革开放40年来国家层面颁布的312份扶贫政策文本为研究样本,以扶贫主体、目标、方式、内容、绩效考核与激励为分析框架,对改革开放40年来的扶贫政策进行具体分析。研究发现,扶贫的主体始终是党和政府,缺乏社会力量参与;扶贫目标总体上发生了一次变化,即从解决温饱提升为"两不愁、三保障",但解决温饱的标准却在不断上升。扶贫方式经历了从体制性变革扶贫向政策性扶贫的转变;扶贫内容从救济式扶贫发展为开发式扶贫,但都属于物质性扶贫,尚不能解决贫困的根源问题;扶贫绩效考核机制不健全,尚不能发挥绩效考核对扶贫的激励作用。为使扶贫成效具有长期稳定性,使扶贫机制具有公平科学性,在扶贫主体上应充分吸纳社会力量,形成政府与社会合作扶贫模式。扶贫目标的不断变化提升表明扶贫具有长期性,这要求摒弃当前扶贫工作中的运动式治理方式,将扶贫工作常态化。法律与政策相比所具有的稳定性与规范性特征要求扶贫方式法治化;物质性扶贫的不足要求扶贫内容应注重物质扶贫与权利扶贫并举;扶贫绩效考核的不全面性与激励方式的单一性要求构建完善的扶贫绩效考核与激励机制。     

整体性治理视域下的精准扶贫研究:基于福建省下党乡的调查

精准扶贫是中国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的系统工程。整体性治理理论强调依托信息技术手段,构建政府、市场、社会的协同机制,向公民提供无缝隙服务。从理论层面看,精准扶贫目标的靶向性、过程的整体性、主体的多元性以及执行的技术性契合了整体性治理的目标导向机制、信息技术机制、协调整合机制。从实际操作上看,整体性治理理论在福建省下党乡的精准扶贫中得到了有效检验:通过意识整合、主体合作、技术支持构建了精准扶贫的目标体系、协同机制、服务平台。然而,在反贫困治理情景中依然存在着行政内卷化与主体性认同偏差问题。这决定了今后的反贫困治理既要立足制度层面,建构多维度的贫困治理机制;又要考虑价值层面,重塑反贫困治理的主体性认同。     

驻村帮扶下村庄治理主体结构和行动逻辑——基于T县两村的实证研究

精准扶贫要求精准帮扶，驻村帮扶有利于贫困村的脱贫致富。“结构-行动”理论框架下的驻村干部和村干部作为贫困村不同治理主体，其利益诉求并不一致，各自遵循不同的行动逻辑。驻村干部“目标差异”的行动逻辑和村干部“工具理性”的行动逻辑，建构起两种不同理想类型的贫困村治理主体结构，分别是合作型治理主体结构和冲突型治理主体结构。合作型治理主体结构使得驻村干部和村干部有效发挥扶贫作用，冲突型治理主体结构则不利于贫困村的脱贫攻坚。贫困村治理主体结构的优化，需要发挥村干部的主体性作用，完善驻村干部考核机制，平衡扶贫资源禀赋差异性，发挥驻村帮扶对于精准扶贫的最大功效。     

经济新常态下“精准扶贫”的推进策略及实现路径

精准扶贫是国家在社会转型期实行“大扶贫”政策的重要举措.与“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相比,新一轮扶贫政策呈现出高起点的有利条件,但在经济新常态下,也面临着诸多复杂难题.对此,“精准扶贫”的推进实施中应突出精准识别,建立一套向贫困群众定位的合理方案,建立符合地方实际的动态退出机制.同时应集中提高扶贫的实际效益,健全全社会积极参与的一套合理机制,创新扶贫开发模式,充分发挥引智在扶贫开发攻坚战中的巨大作用,以“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源”为支撑,完善工作机制,形成帮扶合力,真正从“精准扶贫”方面推动贫困地区治理体系的建构.     

技术能否实现治理——精准扶贫视域下技术治理热的冷思考

近年来,精准扶贫实践中技术治理的价值不断被强调,对其在精准扶贫的治理实践中所产生的影响也应加以考察。 文章从当前国家大力推行精准扶贫的实践背景出发,研究技术治理在精准扶贫中的实现条件、治理限度以及完善对策。 结果发现,尽管精准扶贫的技术治理带来了扶贫生产力、发挥了明确真扶贫目的、充分挖掘扶贫信息资源、推动整体系统化扶贫以及助推了政府治理理念的变革等效用,但是精准扶贫的技术治理依然面临着许多问题与挑战。 未来需要通过完善政策层面的制度建设和资金供给,技术层面的技术平台打造和人才培养机制健全以及社会层面的弘扬人本主义和助推多元参与来实现精准扶贫的可持续发展。     

社会工作参与农村精准扶贫的比较优势探索

精准扶贫就是要有针对性地对贫困人口进行帮扶。现有的精准扶贫政策面临政策能否“落地”、村庄能否重构以及农户能否自助等方面的挑战。社会工作在专业性、职业性、与国家行政力量合作提供社会服务方面均具有优势。社会工作参与农村贫困治理有三种途径：一是对贫困人口所在村庄的民情进行精准把握;二是重建贫困人口的社会支持网络;三是对贫困群体的可持续生计能力进行提升。     

精准扶贫中农民主体性缺失研究——以山西省Y村为例

"精准扶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战略部署,是新时代贫困治理的新模式。目前,精准扶贫这场攻坚战进入"冲刺期",通过山西省贫困县L县Y村的深入调研,从农民主体的视角出发,在分析精准扶贫中不同主体的行为逻辑的基础上,发现精准扶贫中农民主体性缺失的突出问题,试图通过政府政策引导、帮扶力量嵌入,村民自治组织、农民内生动力的"外导内生"式协同治理模式,尊重农民主体地位,发挥农民主体作用,推动精准扶贫提质增效。     

多元协同精准扶贫：理论分析、现实比照与路径探寻—一种社会资本理论分析视角

多元协同精准扶贫是一种理想的贫困治理模式,它强调扶贫主体的多元化、身份的平等性和行动的协同性。多元协同精准扶贫与社会资本二者之间存在学理上的契合,良好的社会资本是实现多元协同精准扶贫的前提和基础,多元协同精准扶贫是改良社会资本的动力。但是,当前中国的社会资本存在着传统与现代的对立,结构与功能的矛盾,这些问题的存在不利于多元协同精准扶贫的顺利实施。因此,需要改造传统社会资本和投资现代社会资本,以此推动多元协同精准扶贫的实现,从根本上治理贫困问题。     

企业参与精准扶贫的实践探索及发展建议——以衡阳市为例

企业参与精准扶贫已成为我国扶贫攻坚的重要环节,组织企业参与扶贫开发工作,有利于建立贫困地区整体脱贫的长效机制。文章结合湖南省衡阳市市情及贫困现状,以该市企业参与精准扶贫实践作为切入点,从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角度阐述了企业作为精准扶贫主体来优化扶贫治理结构的必要性,并针对衡阳市现有的一些扶贫开发模式,提出了企业带动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启示和建议,旨在为企业参与精准扶贫提供经验参考。     

绿色发展理念下乡村生态扶贫的法治保障

精准扶贫是改善贫困乡村经济发展状况的有效途径,生态环境保护是实现乡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生态扶贫是乡村精准扶贫与生态环境保护的有机融合.应在贯彻落实绿色发展理念的基础上,通过开展发展宣传教育的基础上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完善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参与主体的协同机制,调节多方利益关系确保农村生态补偿与生态扶贫有序进行,优化...     

目标群体参与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现实困境与治理策略

精准扶贫政策执行是将脱贫政策目标转化为现实的过程,要求从公共政策视角审视目标群体参与对于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意义。研究表明目标群体参与精准扶贫政策执行有利于其认同、配合及监督政策执行,促使精准扶贫政策目标“零偏差”的实现。但受传统政治文化束缚、目标群体政策参与意识和能力不足、政策信息公开度较低以及制度化参与渠道或方式阙如等因素制约,当前精准扶贫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贫困识别阶段形式化参与、帮扶贫困户阶段被动式参与以及脱贫考核阶段参与失灵等问题。为此,可以考虑采取塑造参与型政治文化、提高目标群体参与意识和能力、加大政策执行信息公开力度以及拓宽目标群体制度化参与渠道和方式等治理策略,走出政策执行过程中贫困户参与不足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