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唐文学文本的“完整性”与“碎片化”——兼论文学文本的“不可靠性”问题

在中国古代特殊的学术环境中,文学文献多数脱胎于经史文献。经史与文学文本都具有“完整性”与“碎片化”特征,这使“原始文本”不断衍生出多层次的“次生文本”,从而造成了文本的“不可靠性”。但是,文本的“可靠”与“不可靠”是相对的。对文学而言,“完整性”与“碎片化”,恰恰是文学文本产生的主要动因。文学文本的研究有其特殊规律,“不可靠性”并不妨碍文学研究的进行。     

“典型”作为“他者形象”

典型”作为“他者形象”,是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互为文本”过程的表现,中国当代文学中,典型人物的非中心化“他者”形象,是后现代主义对中心主义二元对立的解构的表现;典型事件向他者视角的演变,在于后现代主义对“元叙事”的消解;典型环境演变成为“平面化的‘他者’在场”,源于后现代主义对深度的消解。与此同时,典型作为他者的文化形态也出现了“泛精英、大众、反精英”形式,通过对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拆解,能够发现“精英-大众-反精英”的过程也是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互文”的不同层次表现。     

“指事”新说

“指事”定义“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中的“识”历来被理解为“认识”,造成定义语义重复,分野不明确,分类也颇多分歧。“识”当作“分别、分辨”讲,“视而可识”是说可以从形体上将一组关系字分别开来,“察而见意”是说仔细观察就可以看出字的意义指向。这样理解,指事字的范围和分类都比较明确。     

"索卡尔事件":"科玄论战"之续曲——关于"两种文化"的探讨

科学和人文是两种不同又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文化。在欧洲近代史上,两种文化的分离和争论,持续了一个多世纪,以"索卡尔事件"为甚;两种文化的冲突和摩擦因西方近代科学传入中国而引发,但却表现出不同的方式和内容——"科玄论战";可以说"索卡尔事件"正是我国"科玄论战"的续曲。是伴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科学和人文两种文化在东、西方不同历史时段的展现。     

法经济学视野下“公地悲剧”的博弈分析

法经济学认为,制度是影响资源利用的关键因素。在对“公地悲剧”进行博弈分析时,离不开对制度在博弈过程中发挥的作用的分析。传统博弈理论将“公地悲剧”当作“囚徒困境”博弈的观点实为一种误导。“囚徒困境”是特定制度设计的结果,在特定制度安排下,参与人之间的信息交流被严格禁止,博弈报酬结构具有特定的制度偏好,导致博弈各方无法达成合作。而在“公地悲剧”中,参与人可以自由地进行信息交换,进而可以自发达成合作协议对公共资源进行有效自主治理。因此,“保证博弈”,而不是“囚徒困境”博弈才是“公地悲剧”博弈分析的恰当模型。     

文化寓言·结构魔方——现代中国文学“二女+男”模式的“源”与“形”

作为一种原型现象,“二女＋男”模式的发生可以追溯到中国的古代文学,是一个频繁演绎的叙事母题。在现代文学中,“五四”以来作家们对“家”的审视和对妇女解放的关注使这一原型得以不断传承和“瞬间再现”,并赋予了现代人的精神体验,使其在情感心理和叙事结构层面被复现整合。     

沈从文视野中的“人生教育”

沈从文不仅是杰出的文学家,在教育领域也有独特的思考。在沈从文的视野里,教育的主要形态是“人生教育”;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做人”;“大书”、“小书”组成了“人生教育”的主要内容;自我教育是重要的教育方法。沈从文“人生教育”是中国做人教育思想链条上富有特色的一环,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80年代以来台湾“本土化”政策评析

自20世纪80年代末李登辉主政台湾以来,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推行台湾的“本土化”、“台湾化”政策,鼓吹所谓的“台湾意识”和“台湾精神”,标榜“新台湾人主义”,妄图以此在心灵上改造台湾人民,淡化台湾同胞对中国大陆的认同,由此实现所谓的“去中国化”,谋求台湾的独立地位。无疑，这种“去中国化”的台湾“本土化”行径将严重影响海峡两岸关系的发展。     

“左联”时期的文学生产与编辑出版行为

“左联”时期编辑出版文化在文学发生发展过程中扮演何种角色,其意义决不亚于以往从政治因素、时代社会背景、文学文本构成等方面审视文学;“左联”时期编辑出版行为作为在革命、战争的罅隙间生存的新文学发生机制之一,体现在一是“左联”时期的文学生产与编辑出版文化市场关系密切;二是“左联”时期编辑出版行为有意开拓作者群,在其制约下的新文学生产具有鲜明的文化“现代性”。     

世界遗产视野下的“一带一路”时空解读

人类文明遗产“丝绸之路”是世界东西方经济与文化交流的产物,“一带一路”是继承与发扬“丝绸之路”的历史作用、实现中国梦的重要举措。从世界遗产视野探讨“一带一路”具有独特性。“丝绸之路”由李希霍芬在其《中国旅行报告书》中首次命名,而“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自2013年9月7日首次倡议到2015年3月28日正式推出,有一个认识与规划的完善过程。“一带一路”是一个约定俗成的名称,其空间范围必将扩展至全球;其沿线任意两点间的交通类型千变万化,需要提前预备各种交通类型方案;其建设与维护离不开安全保障,沿线交通中转地与集散地的基础设施是建设的关键内容。“一带一路”作为中西方经济、文化、政治、科学技术成果的物质载体,必将成为21世纪初叶人类文明主流的见证。     

科学的精神气质与中国传统世界观的差异——从17世纪英格兰社会的科学精神气质看

新科技革命缩小了时空距离,加速了文化交流。随着科技全球化的推进,科学和技术在其向发展中国家推广的过程中传播着自身的精神气质。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科教兴国”的过程中,传统的世界观不可避免要遭遇这种科学的精神气质。本文通过对17世纪英格兰社会形成的科学精神气质的考察,从三种最重要的文化模式(个人与自然的关系;对科学和技术的态度;物质主义)重点探讨科技全球化传播的科学精神气质与中国传统世界观的差异。     

汉魏之际的清谈浮华新诠

对汉魏之际的清谈浮华,可尝试将其置于“文质世运”这一语境来加以讨论。汉魏之际的社会政治演变,表现为一个“质文代变、文质互救”的模式,即：汉末文弊,曹魏争之以质,曹魏中期以后,治道又由质转文。汉魏之际的清谈浮华与宦官擅权、选举不实等政治问题相伴而生,是汉末文弊的一种表现。曹魏代汉是一个“救文以质”的社会政治过程,清谈浮华在这一时期自然也遭到了一定程度的抑制。不过曹魏中期以后,汉魏之际的政治却又表现出“由质趋文”的中途转向,清谈浮华也得以重新发展。不过,正始清谈更多的是一个思想学术问题,它受玄学的主导。由此,汉魏之际的清谈浮华将到达一个新的阶段--魏晋清谈。     

论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视野下的生态文化建设

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的本质就是实现生态化发展,而实现生态化发展首要条件是加强生态文化建设,包括树立正确的环境价值观念和培育科学的生态道德原则。为此,要从政府决策者宏观层次、企业生产者中观层次以及社会公众微观层次三方面来加强生态文化建设,此外还应发挥学校教育在生态文化建设中的特殊作用。     

科学发展观与人才强国战略之关系

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实施人才强国战略是我们当前的两个重大战略任务,二者之间关系是必须明确的问题。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把握“发展”是根本,而当今时代要发展必须依靠科技与人才这个关键,在当今中国更是如此;科学发展观所要求的“五个统筹”的实现,从根本上说都要走科技与人才之路。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与人才强国战略结合起来。     

东西部科技合作的内涵与模式研究

~~3.慈溪模式慈溪模式的特点可以概括为 :充分利用西部广阔的市场空间建网点销售本地商品 ,利用西部丰富资源建立稳固的农产品生产基地 ,充分发挥个体私营经济参与西部开发的重要作用。从 80年代中期开始 ,慈溪一些个私经营户瞄准中西部广阔市场 ,带着本地生产的服装、鞋帽、小家电等产品闯市场 ,十几年下来 ,已经在新疆、四川、陕西、甘肃等 1 0多个省 (区、市 )建立了稳固的销售网点。仅成都金牛区就集聚有 2 0 0 0多名慈溪经营者 ,每年经营的慈溪产品达 1 0多亿元。新疆乌鲁木齐沙衣巴克、天山等区则活跃着 1 60 0多名慈溪经营者 ,每年在…     

宏观科技传播研究:体制、政策与能力建设

科技传播是知识经济时代必须大力发展的一项社会事业,科技传播研究不能局限于微观的技术性研究,也要特别关注宏观层面的一些重大现实课题,例如国家科技传播体制、科技传播政策、国家科技传播能力等问题。本文在总结笔者前期研究及学术界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对有关国家科技传播体制、科技传播政策、国家科技传播能力等概念及相关内容进行了初步探讨,认为在发展科技传播事业的过程中,应建立“一府(政府)两体(国家科技传播体系和科技传播事业的社会援助体系)”的科技传播新体制,建立包括公益性发展政策、产业化发展政策、技术发展政策在内的科技传播政策体系,建立定位于提高国家科技传播能力的新格局。     

从《诗经》比兴循环解释现象探究“兴”的起源——以《关雎》《汉广》《樛木》三诗为例

对《诗经》的解释存在比兴循环解释的现象. 《关雎》一诗从战国中晚期至西汉出现了对其道德主题的三个不同解释,存在由色到礼的戏剧性叙事以及将自然物与人事并置的两种解释模型.《毛诗》《郑笺》对《汉广》的解释发生了道德主题和婚嫁主题的冲突,道德主题的强化导致了主题先行.《毛诗》解《樛木》反转葛藟攀缘樛木“比”之古义,将诗篇主题倒转为樛木主动荫蔽葛藟,完成“兴”义,成为比兴循环解释的典型. 陈奂举了《毛传》解诗用“若”、“如”、“喻”、“犹”诸字的很多例子,以证“兴而比”的关系,意在通过比兴循环解释重返自然物与人事并置的平衡关系.     

东西文化观与近代中日文化交流——以日本“另类”启蒙思想家中村敬宇为考察中心

作为日本近代启蒙思想家的“另类”代表人物,中村敬宇对儒学和西学均有深厚的造诣。通过自身的深入体察和研究,中村敬宇概括出“敬天爱人”的观念,认为这种观念构成了东西方文化的思想要素和精神实质,具有共同性和普遍性,成为他关于东西方文化的基本观点,也是其东西文化观的特色之所在。在此思想认识的基础上,中村敬宇重视儒家文化的传承和弘扬,相继发表《支那不可侮论》《汉学不可废论》等文,批驳当时日本片面追慕西方文化而全盘否定儒家文化的言论思想。与此同时,他与王韬、黄遵宪等晚清中国文人、学者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活动,探讨彼此关注的问题,其代表性著作、译作也经由梁启超等人的引介而传入晚清中国,形成了近代中日文化、思想的双向交流。考察中村敬宇的东西文化观及其文化交流活动,有助于当下我国传承和弘扬儒家学说的合理因素及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以增进民族自信、文化自信,对于在多元文化和跨文化交流日趋兴盛的当代国际大背景下坚持和倡导彼此尊重、相互理解的开放、平等、包容的原则也不无启示。     

政治视野中的科学技术

科学技术与政治不是同步发展的,有时甚至是对立的。二者的递次发展推动了人类社会进步,科学技术不具备独立的行为能力,考察它的价值体离不开“人”的因素。人“政治动物”的属性赋予科学技术以物化了的政治力并使其上升为意识形态,对国内和国际政治持续发生着作用,对整个政治体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科学技术也许是政治发展的最大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