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农资金整合下精准扶贫项目运作及其脱贫成效考察——以H县精准扶贫项目运作为例

涉农资金整合是针对扶贫资金所存问题而展开的扶贫资金领域的改革。本文以田野调查为基础,集中关注涉农资金整合以来精准扶贫项目运作过程的变化及其脱贫成效。涉农资金整合下,扶贫项目运作主要在项目的申报、项目资金审批、项目实施、项目监管四个环节改变着原有的项目运作模式、利益关系及权力格局。其扶贫成效在提高扶贫资金使用效率和集中扶贫资金力量上,实现了扶贫项目数量、扶贫范围、扶贫受益群体均扩大的效果,但也导致县域扶贫项目分配不合理、部门利益壁垒凸显的项目管理与项目资金管理跟进不匹配等问题。本文通过现实考察及对所存问题的分析,强调体制性根源中的项目制扶贫模式、利益趋动下的权力与利益的谋利性行为、机构设置方面的欠缺与不足共同导致了以上问题的产生。因此,应从加强县域资金管理能力、项目管理能力、增加社会扶贫力量的参与三方面共同应对当前涉农资金整合下扶贫所存在的问题。     

“项目扶贫”:逻辑、悖论与出路

"项目扶贫"是当前贫困治理的主要手段,其理想逻辑是以"项目制"为核心技术治理,强调程序化、标准化和专业化,体现政府对行政"合理性"的追求。但在实践中,"项目扶贫"存在着瞄准失效、程序烦琐、成本过高等多种矛盾,有时效果并不理想。究其原因,在于"项目制"本身存在不确定性,必须嵌入到传统科层制才能实施,很容易陷入悖论和路径依赖,最终走向了技术治理的对立面。C县溪东村通过调整"折股量化"的行动策略,绕开了"项目制"的重重壁垒,大大降低了"项目扶贫"的技术和时间成本,溪东实践触及了"项目扶贫"问题,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目前仍属于边际性改革,倘若进行更系统、彻底地改造,可期待形成实质性的制度创新。     

精准扶贫视角下扶贫项目的运作困境及其解释——以华北W县的竞争性项目为例

税改之后，各种资金依靠“条线”以转移支付的形式自上而下输入农村，“项目治理”开始兴起，在扶贫领域也不例外。以华北W贫困县“整村推进、连片开发”竞争性项目为例，将扶贫项目的生成、申请、立项与落地实施作为一个完整的项目链条进行考察，研究发现在项目申请之前上级政府的“选择性平衡”导致了扶贫瞄准偏离；申请、立项环节发生了扶贫目标的置换与项目的盲目扩张；项目落地后又遭遇了基层社会的解体重组与扶贫资源的碎片化。而这背后是项目分级治理下不同层级政府的多重逻辑以及项目制与科层制之间的张力使然，二者共同导致了扶贫实践与国家“精准扶贫”治理目标相背离。并在最后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社区志愿服务“项目制”运行的困境、原因、优化路径

社区志愿服务“项目制”虽然有效消解了社区公共服务供给中的政府失灵，但是在现实中面临着制度性和管理性的双重困境。在制度性运行方面，“项目制”导致了“一刀切”式服务供给、项目稳定性弱、“弱合作”社区嵌入、社区公共服务发展之间“马太效应”等现象的发生；在管理运行方面，“项目制”暴露出志愿组织项目开发能力不足、项目管理机制低效、项目绩效评估僵滞、项目推广效应弱等缺点。项目供给不足与社区需求旺盛之间的矛盾、项目分配过程中的公共价值偏离、项目监督弱化、科层治理与项目治理双重逻辑影响下的政府寻租，是导致社区志愿服务“项目制”遇到双重困境的主要原因。对此，要从强化群众满意价值导向、增强政府部门全过程统筹、搭建项目嵌入社区工作机制、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积极促成资源整合五条路径来优化社区志愿服务“项目制”运行。     

连片开发中的资源整合:成效、问题与对策——以澜沧县为例

澜沧是连片特困地区(滇西边境山区)的国家级贫困县,区域性贫困问题严重使连片开发成为该县扶贫开发的主要策略。2010年启动的拉祜族聚居区综合扶贫开发项目则成为该县连片开发资源整合的最大平台。在统一规划下,拉祜族聚居区综合扶贫开发整合了各类扶贫资金,也实现了专项扶贫项目间的良性互促并形成反贫困合力。资金整合渠道多元化、基础设施建设连片化、扶贫产业发展规模化是连片开发资源整合的主要成效。但受多重因素影响,资源整合也面临资金整合难度大、扶贫项目结构不均衡、产业扶贫带动增收效果弱、扶贫项目监管薄弱等问题。应从省、市层面统一规划扶贫资金整合,从跨区域视角规划产业扶贫布局,增强贫困户在产业发展中的参与程度,加强对乡(镇)政府实施扶贫项目的监管等方面提升澜沧等连片特困地区片区县的扶贫开发效果。     

伦理规范作为制度性事实:一种本体论研究

“伦理规范是什么?”这一问题,是关于伦理规范的基础及其他问题研究的逻辑起点.伦理规范作为制度性事实的论证,以伦理规范的根本性特征和塞尔的制度性事实理论为基础,并与人类作为意向性地具有意识和自我理解的生物而存在的特征相关.伦理规范作为制度性事实的本体论研究,对于伦理学理论中描述与规定、是与应该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及为全球化时代伦理规范基础性问题的理解和研究,提供了一种富有启发性的方法论视角.     

精准扶贫视角下农村产业化扶贫政策执行逻辑的探讨--以Y村大棚蔬菜产业扶贫为例

文章通过对环京津贫困带一贫困村大棚蔬菜产业扶贫政策执行逻辑的探析发现,产业扶贫实施前的权力主导和弱势吸纳,实施中扶贫资源的股份化运作以及实施后的事本主义共同导致以合作社为依托的产业扶贫功能的式微。在产业扶贫所呈现的中央和地方“委托———代理”关系中,双方利益诉求的差异迫使地方以打造“戴帽项目”和“亮点工程”来进行权力寻租,产业扶贫目标靶向出现了偏离;另外,扶贫资源资本化和蔬菜种植规模化的产业发展模式使产业扶贫陷入了重产业发展而轻扶贫济困的困境,扶贫和开发处于一定程度的脱嵌状态;最后,产业扶贫以项目制为核心追求的短、平、快逻辑形塑了产业发展的非持续性。面对产业扶贫所存在的一系列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产业申请、考核、验收与评估,建立产业依托主体的准入制度,制定产业扶贫的后续扶持政策。     

广西马山县实施"农户参与式"整村推进扶贫项目的现状及对策分析

参与式扶贫理念及其运作机制已被广泛运用于我国农村新阶段扶贫开发的实践.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广西马山县实施"农户参与式"扶贫项目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但存在资金投入不足、项目建设难度大、群众参与度不高、资金管理不规范等问题.＃通过调查分析从加大参与式扶贫理念的宣传,提高群众参与度,完善参与式整村推进扶贫开发项目管理办法,科技扶贫,整合资金集中投入等方面提出了完善"农户参与式"扶贫的对策.     

政策执行对贫困的影响——以湖南湘西为例

扶贫政策的制定是为了消除贫穷,改变当地落后面貌,政策本身不会制造贫困,但政策执行不力会导致资源分配不公,直接影响扶贫效果。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扶贫主要包括＂四补贴＂政策,义务教育中的＂两免一补＂政策以及新型合作医疗政策,但湘西大部分农民并没有感受到惠农政策带给他们的实惠和利益;配套资金制度作为＂一刀切＂的激励方法造成拿走项目的都是经济实力比较好的县份,越穷的地方越得不到中央和上级政府的支持;脱贫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依附性的,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缺乏一种内生的发展动力;国家各部委资金管理专项化不断加强,却带来了资金整合的现实困难;大多数的审批只是流于形式,无法监管到位。因此,要改善当前这些不利因素,必须考虑到特殊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特殊的扶贫政策;将整合资金的权力下放到县一级;扶贫的途径多样化,真正将惠农政策落到实处;进一步推进湘西的产业扶贫政策;建立扶贫项目的检查和责任追究制度。     

返贫现象产生的原因与对策

德保县近年来又有脱贫户返贫。自然环境条件恶劣制约了农业生产发展,农业基础设施薄弱以及扶贫政策落不到实处,各种摊派多使农民负担过重,是返贫现象的客观原因。许多农户家底基础差,当家理财和管理不善,文化素质低、观念老化,红白喜事大操办,攀比建房,盲目外出打工等,是返贫现象的主观原因。遏制返贫现象产生的对策:一是实施“治本”扶贫战略。二是实施“素质扶贫”与“精神扶贫”工程。三是坚持不懈抓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四是建立扶贫项目和资金管理机制,确保扶贫政策落到实处。     

贫困治理困境的结构与冲突

运用“结构—冲突”的分析框架,通过对Z县精准扶贫案例的分析发现,贫困治理中的冲突可概括为两类,分别为主体间冲突和项目制冲突,而导致精准扶贫陷入两类冲突的重要原因是结构性要素的失衡。具体而言,贫困治理中的结构性失衡主要表现为：制度结构的非稳定性、利益结构的非均衡性、治理结构的非对称性和资源结构的非对等性。在当前精准脱贫的决胜攻坚阶段,应注重从村庄治理入手,通过结构性调适建立起相对均衡的体制机制,进而化解贫困治理中的冲突与矛盾,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的政策转向及其挑战——以四川省马边彝族自治县为例

以历史维度的政策梳理和现实材料的经验分析为依据,讨论我国农村扶贫开发已经经历或者正在经历的五大政策转向：扶贫方针由救济式扶贫转向开发式扶贫;瞄准对象由区域、县域转向贫困村、贫困户;扶贫方略由“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扶贫;社会动员由政府扶贫转向社会扶贫;主体地位由被动式扶贫转向参与式扶贫。扶贫开发转向在经验材料上得到验证,但仍面临着项目制扶贫的短期效益、参与式悖论、治理困境等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经验与理论探讨可以为“扶贫攻坚”的历史性任务提供贫困观重构、人力资本建设与贫困治理等方面的借鉴。     

理顺“类科研项目”机制促进成果高效产出

学校在很大程度上是以项目为载体推动发展的,项目运行机制影响着高校的发展速度。项目人员被参加、项目实施成员部分化、成员无积极性、成果顺用、成果交叉支持验收、成果多项支持验收、项目被当做成果、成果＂堆积木现象＂等是导致项目不能有效完成的主要因素。理顺＂类科研项目＂运行机制,促进成果高效产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参加人和成果使用合法化;项目指标量化;支持经费效用最大化;验收时,项目本身所取得的成果要独立核分出来验收;项目管理实施中期考核末位淘汰制。     

农村产业化项目扶贫运作逻辑与机制的完善

产业化项目扶贫是当前中国农村扶贫、减贫与促进贫困地区乡村社会建设与社会发展的主要方式。产业项目扶贫运作逻辑受上级政府、基层政府和农民群体三个行为主体利益博弈的影响与塑造。这一运作模式存在一些缺陷,如项目立项与运行受到领导人意志支配,缺乏规范的议程,带有很强的随意性;基层扶贫工作人员和项目实施各单位之间缺乏有效配合;各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联结出现断裂;产业化扶贫政策及其运行脱离地方实践和贫困群体的实际需求,导致国家意志和贫困群体的主体性需求难以实现。要使当前的产业扶贫真正惠及穷人,既要打破自上而下的科层制权力关系结构,尊重和重建广大基层组织与贫困群体的主体性地位,又要加强各部门之间的协助,形成各利益主体之间的有效连接,重视社会工作者的参与,推动扶贫工作由单一的行政主体运作向多方参与的社会化运作机制的转变。     

资金流对乡村产业振兴的影响

基于2006—2019年全国722个脱贫县和1058个非贫困县的非平衡面板数据,构建乡村产业振兴指数,实证检验了金融资金流动对乡村产业振兴的影响效果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金融资金流入能显著促进乡村产业振兴,且对脱贫县的促进效果强于非贫困县;金融资金流动主要通过带动“实物流”“技术流”和“人才流”发挥促进作用,实现乡村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及产业体系的现代化,进而推动乡村产业振兴;新产业新业态发展的需求端、普惠金融发展的供给端和精准扶贫政策实施的政策端均能对促进作用产生正向效应。     

精准扶贫背景下农村产业扶贫的实践困境——对华北李村产业扶贫项目的考察

以华北李村“整村推进、连片开发”产业扶贫项目为例,发现在产业项目申请阶段容易出现“精英捕获”与“弱者吸纳”;在产业进行中易遭遇由逆向软预算约束带来的“政策性负担”以及规模化经营不善等问题;最终在产业完成之后又面临着后续维护的缺失与农民生计系统的损害。产业扶贫的地方实践背离了国家“精准扶贫”的政策目标。产业扶贫背后隐藏着扶贫济困的社会道德逻辑与产业发展的市场化逻辑的矛盾,前者决定了产业扶贫是以项目为载体,后者则容易导致规模化的经营方式,两种逻辑之间的张力与冲突增加了产业扶贫项目失败的风险。     

项目制下基层治理风险分析

项目制下的基层治理遵循"项目—发展"逻辑。基层治理以专项或项目来投入资金,实行分级治理的运行模式。但项目制对基层治理带来一些风险:乡村两级分化,吞噬基层自主性,乡村面临债务风险以及乡镇政权悬浮化。为此,我们需要不断反思乡镇政府与农民关系、各级政府之间关系、技术理性与以人为本的关系、项目公共性与经营性的关系,不断探索完善项目制的路径,以化解基层治理的风险。     

真钞与假币——关于语言意向性、制度性的讨论

本文以货币作为广泛的制度现象,通过语言哲学上的意向性和制度性理论、语义学中的指称和表现性理论讨论了心灵在联系客观实在与语言概念所起到的作用,并试图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心灵构建语言制度的过程.     

雁门关生态畜牧经济区建设研究

以雁门关生态畜牧经济区为研究对象,在概述其自然与社会经济地理的基础上,介绍了该项目的整体规划和建设绩效,指出了建设中存在的资金不足且利用不合理、产业链条短、产权不明确等问题,并建设性地提出优化投资环境、整合项目资金、健全后勤保障机制、壮大县域经济,推进产业化过程以及大力推进扶贫移民工作的建议,以供决策部门参考。     

社区微更新的项目制：性质范畴、类型机制与优化路径

作为社区成长方式之一的社区微更新,在实践中取得项目制治理形态时,或隐或显地呈现出合作生产的样态。这是一种新治理取向,虽颇有成效,但亦问题频仍。从需要多元主体参与交互及利益交汇的治理理论内涵设定看,散布于城市社区的微更新,以项目制方式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整合了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多重逻辑,但镶嵌其中的权力、资本与权利之间的持续张力难以在短期内得以有效消弭。从“社区微更新何以有效达成”的务实理解出发,持续强化社区合作治理,需要激发社区各类主体合作治理的自主性,寻求“最大公约数”,即以对社区微更新项目制的新认知、新规则、新参与、新借鉴与新监管为基本路径,引导对项目制治理逻辑的新调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