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外封武官制度研究

［摘要］西汉武帝时，中原王朝的武职官员开始较为系统地封授给周边民族及政权首领们，到东汉、曹魏时期，中原王朝主要武官基本都已外封，并且通过普遍加授“率众”“率善”官号使之更趋于独立、一体化和规模化。武官外封制度逐渐走向完备，并与较早成熟的外封爵位体系共同构筑起汉魏民族首领的官爵名号封赐制度。外封武官代表的汉魏职官封授制度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体系化存在，有其自身发展的规律和特点。汉魏外封武官体系的构成不仅仅是中原王朝的创造，更是各民族制度文化融合的结果，它还往往成为民族政权自身官僚制度建设的重要资源，其封授遵循先接触先封授的基本规律。     

乌桓调整与周边民族关系的原因及其影响

乌桓作为中国古代北方地区一个重要的少数民族,与周边的民族关系错综复杂.一方面,乌桓需要依附强大的少数民族政权匈奴以求得生存空间,同时又被中原先进的物质文化所吸引,不断向中原靠拢,最终成为中原王朝的附属民族政权.乌桓民族关系的调整既是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为了适应周边民族政权实力变化的形势.乌桓适时调整民族关系,既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乌桓的生活和社会发展走向,又对周边民族产生了重要影响.     

略论柔然与中原政权的关系

柔然和鲜卑都是我国南北朝时期的北方少数民族.柔然曾是蒙古草原的主人,在其存在的近一个半世纪里,与当时鲜卑族建立的代国、北魏、东魏、西魏以及东魏重臣高欢之子高洋建立的北齐等政权有着复杂的关系.柔然与中原政权关系的显著特点,是战与和交叉进行,战中有和,和中有战.一方面柔然与中原王朝频繁发生冲突和战争,另一方面柔然又与中原王朝和平相处,多次朝贡、和亲、归附中原政权等.柔然对中原王朝的朝贡,中原王朝对柔然的赏赐以及互市等,都促进了双方经济的发展.柔然与中原在文化方面相互影响和渗透,多次和亲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和亲文化,佛教也由中原传入柔然.     

《汉唐和亲研究》值得一读

崔明德同志所撰《汉唐和亲研究》,篇幅不大,饶有新意,值得一读。 第一,扩大了和亲研究的视野。传统的研究,一般只注意到汉人为统治民族的中原王朝对边疆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首领的和亲,而《和亲研究》指出:“和亲是两个政权首脑人物出于‘为我所用’的目的缔结的一种婚姻,既可以是汉族女子出塞,嫁给少数民族,也可以是少数民族女子入关,嫁给汉族”。同时,作者还全面统计了自西汉初到唐末共有和亲112次,其中汉人所建中原王朝对边疆各民族建立的政权和亲共51次,其余61次为各少数     

论平城时代“大一统”意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

平城时代是北魏最辉煌的时期,为了应对外部政权争霸与内部民族矛盾,北魏在这一时期采取了诸多措施来构建“大一统”王朝。在疆域上统一北方,通过大规模的移民活动,推动了各民族民众密切交往;构建民族认同,推行宽松的民族政策,招揽汉族士人;在文化上学习中原儒家文化,并利用宗教团结各族民众。以上举措及其提出的“天下一家”“天下民一”的思想成为当今民族团结与国家统一的重要历史文化资源;而其体现出的兼容并包的态度、重视文化建设的精神,则成为今天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和发展的宝贵财富。     

五代十国割据形态的特征及其对统一进程的影响

五代十国与三国、东晋十六国、南北朝相比较,在割据形态上具有显著的特征:一,五代中原王朝的正朔地位。二,十国与中原王朝政治关系的差异性。三,“保境息民”是南方割据政权内政外交政策的主旨。这些割据形态特征对国家统一进程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首先,中原王朝的正朔地位,决定了统一事业势必由中原王朝来完成,只是待以时机而已。其次,十国对中原王朝政治关系的差异性以及南方割据政权“保境息民”政策,使得南方各个割据势力之间形成相互制衡的格局,避免南方率先统一而再次形成南北朝对峙局面,从而加速了统一的进程。     

唐宋丝绸之路视域下党项西夏政权建立的历史考察

中古时期李元昊建立的内陆政权加速改变了中原王朝的历史发展轨迹,西夏将河西走廊纳入版图控制了联系中西交通的丝绸之路,结束了自汉唐以来中原王朝依托三河、面向西北的对外发展格局,从而开启了外族王朝有效控制河西地区的时代,陆上丝绸之路逐渐淡化了其政治、经济作用,渐变为一种历史记忆符号。中原王朝也因此转变面向西北的发展道路,自宋伊始中原王朝奠定了立足东南、朝向大海的发展模式,海上丝绸之路逐渐繁盛。文章以李元昊依托河西地区建立党项政权的过程为考察对象,探求河西地区历史发展的转变轨迹以及陆上丝绸之路的变化给中原王朝发展带来的极大影响。     

从盛乐到平城： 北魏王朝的国家建构与政治转型

拓跋鲜卑经过盛乐时代一百四十余年的积淀,形成了以塞外草原游牧政治特征为主、兼具一定多元政治文化色彩的政权。从盛乐迁都平城的前后十余年间,拓跋鲜卑统治者按照中原王朝政治文化模式建立了北魏王朝,完成了从塞外草原游牧政权到中原王朝、从边疆属国政权到皇权国家的政治转型,加快了拓跋鲜卑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进程,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壮大,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论“和亲”对“通贡、互市”的意义

“和亲”外交策略对中国古代解决民族矛盾、改善民族关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历史上中原王朝和西北少数游牧民族的“和亲”为民族间的“通贡、互市”提供了政治保障,也促进了民族间的经济、文化的交流,为中华多民族的大统一创造了条件,也为世界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做出了榜样。本文通过简述中国古代和亲外交历史,阐释“和亲”对各民族之间“通贡、互市”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敦煌张氏归义军及西汉金山国政权与中原王朝关系探究

收复瓜沙后建立的张氏归义军地方政权奉唐为正朔,不断与周围少数民族政权相抗衡。第二代实际统治者张淮深为巩固权力,曾对唐朝廷的封赏充满期待。至第三代张承奉时,于唐朝灭亡的特殊情势下,建立了西汉金山国政权。该政权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和僭越性,但一定意义上又与中原王朝根脉相连,是中原王朝在河西地区力量的延续和汉族文化传统的传承载体。     

汉代梁国的社会文化风貌

梁国在汉代社会生活中发挥过重要的作用。梁国的发展可以分为四个历史时期。其社会政治状况的变化与中央政府的约束力有很大关系。虽然有的诸侯王飞扬跋扈迫近皇权,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也只能是一种现象,而没有动摇中央集权。梁国的经济、社会文化丰富多彩,农业经济、商业经济给王国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以《五经》传播为特色的文化建设独树一帜。     

蒙元与满清政权汉化状况之比较

汉化是我国历史上每个少数民族政权入主中原后所必须面对的重大命题,蒙元和满清政权在兴起后,都在不同程度上推行汉化,沿用中原政治文明成果,重用汉族儒生,学习汉族的文化经典。尽管汉化并不是决定蒙元与满清政权兴衰的唯一因素,但是汉化对于这两个少数民族政权的影响是巨大的。少数民族政权汉化水平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它们在中原统治是否长久。蒙元入主中原后无意于系统深入地推进政权的汉化,政权汉化水平较低,在中原立国不到百年之际便匆匆退回草原故地。对比之下,满清政权的汉化水平较高,在中原地区的统治得以延续两百多年。     

有关高句丽研究的两个问题

对于高句丽的研究,有两个问题需要加以探讨:一个是高句丽南迁朝鲜半岛,另一个是隋唐征伐高句丽的性质和原因.高句丽南迁原因有二:一是忽视与公孙氏相互依存的关系,二者互相攻伐,造成双方共同削弱.其结果是公孙氏的灭亡和高句丽的孤立;二是公孙氏灭亡后忽视了与曹魏的关系,使高句丽不得不南下寻求生存空间.隋唐征高句丽的性质,由高句丽政权性质及其所占地域决定.高句丽为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地方政权,所占之地为汉四郡,故战争性质即为统一战争.战争原因,从隋看,是由高句丽侵隋所致;从唐看,是由高句丽侵新罗,新罗求救于唐,唐为制止高句丽的行为和稳定朝鲜半岛和平局面所致.     

五胡十六国第一名将慕容恪军事活动初探

十六国时期,鲜卑族杰出的军事家慕容恪以其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率军南征北战,使得前燕在十年左右的时间里从辽西深入到中原腹地,势力急剧膨胀,其规模也由边塞小国向中原王朝政权迈进。观其一生,驱高丽、灭冉魏、攻前秦、战东晋,纵横沙场数十年,鲜有败绩,堪称军事天才,五胡十六国第一名将。     

汉朝在河西的防御与战略演变

两汉时期,河西因地处蒙古高原、青藏高原、中原和西域四大经济、政治区域的结合部,又是交通要冲,地形险要,因而具有重要的军事战略价值。河西归汉后,面对政治形势和地理形势变化的需要,汉朝在河西的防务建设经历了初创和成熟两个阶段。防御措施不断加强,建立河西四郡、属国,增筑居延、休屠塞;作战方略适时调整,以河西军为主力或偏师与多路大军协同作战,使河西的战略前沿地位日益突出,成为汉朝北伐和西征的必经之地。综观汉与匈奴百年作战的历史,汉朝在河西的防御与战略演变起了重要的作用。     

清初统治者民族心理探求

清朝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曾经采取过很多政策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其中最早的就是“剔发易服”政策,并且曾经停止一段时间后又推行则更为残酷,原因何在?本文将从三个不同的方面,以全新的角度探讨清初统治者之所以残酷地推行此政策的原因和它对汉族人民的巨大影响,这有助于我们更深层次的了解清初的一些历史。     

唐宋关中政治变迁与感觉地理意象的嬗变

为研究唐宋关中政治变迁与感觉地理意象地嬗变,运用文献分析法,对唐宋诗歌中关中及秦岭文化意象地变迁进行系统研究。研究认为,唐宋时期的关中地区经历了从帝都到“故都”的巨大政治变迁,唐宋诗歌中的关中地理意象也表露出迥然不同的文化感知:唐都长安既是帝国的国都所在,又是无数文人士子实现政治梦想的目标之地,因此有唐一代题咏长安的诗歌俯拾皆是,长安、关中题材的诗歌占有相当份量,以讴歌长安及关中平原“帝王州”恢弘气象、寄托举子科举入仕的政治梦想居多;宋代国都东迁,长安关中失去了全国政治中心的地位,关中平原周秦汉唐时代的大量历史遗迹每每触发宋代士人伤时感世的心灵,宋代的长安访古诗,总有麦秀黍离的历史沧桑感。研究还认为,在唐宋诗中,秦岭在唐代是士大夫政治顺达或困顿的分水岭,在北宋是隐士文化的象征,到了南宋,则成为爱国人士北伐抗战、恢复中原的地理象征。分析,对于认识一个具有重要政治地理意义的传统政治中心地区历史地位与文化意义的嬗变无疑有重要意义。     

唐末五代初期北迁汉人对契丹立国的影响

从契丹遥辇氏部落联盟晚期开始,由于中原局势混乱和契丹贵族的不断南下掳掠,汉人不断北迁进入契丹境内,引起契丹社会发生巨大变化。在北迁汉人的帮助下,耶律阿保机取代了遥辇氏,建立了中央集权制的契丹政权,并逐渐健全和完善了各项法度,发展了经济和文化,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从而巩固了新兴的契丹政权,为日后辽朝是实行北南面官制奠定了基础。     

宋朝朝贡中的额外赏赐

宋朝朝贡额外赏赐的物品较为丰富,有衣带、银、帛、马匹、戎器、茶、药等物。宋政府意欲通过朝贡贸易中的额外赏赐达到其政治、军事目的。一方面,宋朝朝贡贸易中的额外赏赐在西北、西南等地区少数民族政权中颇见成效,因战略需求,北宋政府将丰厚的回赐作为重要的政治和经济手段,拉拢回鹘、吐蕃等部族,与之结成军事联盟,分化、瓦解和抵御敌对势力。另一方面,在很多情况下宋朝朝贡额外赏赐的实施效果相当有限,宋朝也为之付出了沉重的经济代价。     

西汉政论文风论略

西汉政论文是"大一统"背景下学术官方化后,专业政治家对现实政治的研究,是有关治世原则、见解和措施。西汉政论文风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初变于汉初,文风指事直言、雄直激切。再变于武帝、宣帝时期,变为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坐而论道、凝重典雅。三变于元、成、哀之世,以引经据典、雍容温润为特点。这些都体现了西汉士人一种趋于冷静的、理性化的审美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