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德智关系论探究

儒家德智关系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先后经历了“德智不分”、“以智帅德”、“德性之知”与“见闻之知”分辨、“良知与闻见之知总是一知”这几大发展阶段。它一方面表明,未来德性发展的走向必然是科学的、理性的;另一方面又说明,作为德性精神支撑的知识与外在客观知识虽有必然联系,但两者依然不是同一类型的知识,需进一步打通与融合。     

先秦儒家“智”德思想述略

“智”是先秦时期歧义最多的道德范畴之一。本文拟从内涵、来源、“智”与“知”、“知”与“仁”等几个方面,对先秦儒家的“智”德思想作简要勾勒,以期对深入理解“智”道德范畴有所裨益。     

儒学悖论及出路

<正> 在不同论者的笔下,儒学被标上色彩迥异的牌签。原因之一就在于儒学自身的悖论。儒学悖论主要通过道德实践、礼仪实践和政务实践三个方面突出地表现出来。本文试图从分析悖论入手,提出对儒学的“剥离组合”论。(一) 儒学以道德为本位。“以德为本”——道德体系是其学说理论的核心。“太上立德”——道德完善是人生的最高价值。“修身为本”——道德确立是自我修养的目的。所谓“德之四性”——仁义礼智,作为儒学的基本范畴,表现道德在不同层面上的辐射:仁为道德的内     

观念追寻:中西哲学与宗教解决“转识成智”问题之思路与途径

一、问题的提出 “转识成智”是古往今来的一切伟大哲学与宗教面对的基本问题。这里的“识”是知识,指关于外部世界的客观知识;“智”是智慧,指人们据以行动的生活原理。“转识成智”要问的是:1.关于外部世界的客观知识能否给我们的生活提供规则与原理?2.如何确立我们的道德原则与生活原理?前者是转识成智何以可能的问题;后者是转识成智如何可能的问题。     

严复与道德重建

严复是中国近代积极向西方寻求真理的杰出代表之一。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针对当时“智卑德漓”的社会现状,他大力倡导“新民德”,要求道德重建;倡导个人自由意志和独立自由人格;倡导功利主义;在当时具有引导潮流的积极意义。     

论《庄子》反朴归真的道德学说及其现实价值

庄子继承了老子的复朴思想 ,把仁、义、理、智等道德观念尚未形成、人们无拘无束无知无欲纯真生活的远古时期作为了理想的道德社会 ,认之为至德之世。正是因为圣人“兴治化之流”、“毁道德以为仁义”致使朴散德衰。以此庄子批判了儒家道德的不合人情 ,将之施之社会 ,只能导致人们朴真之德的丧失。并且提出返朴归真的道德主张 ,认为只有以“无为”为指导 ,效法“自然” ,绝圣弃智才能实现至德之世的道德理想。庄子的道德理想对批评文明的异化具有积极的意义     

王船山“四德”思想研究

船山继承了宋明儒学统一宇宙论与道德论的思想脉络,对“四德”这一重要论题给予了创造性诠释.他首先用“天德”、“人德”两范畴指称道学体系内天道之元亨利贞与人道之仁义礼智;其次提出了天德体用相涵、人德以诚、智、仁为统的理论特征;最终创造性地提出以“性德”这一形上范畴来贯通天德与人德.而且船山将天德性德人德的统一视为君子身心修炼的最高标准,使“四德”成为他重建儒学正统的核心理论之一.现代新儒家唐君毅先生吸收了船山的天德、人德范畴,并将“天德流行境”视为心灵九境之最高境界,使“四德”成为现当代中国哲学中的一个颇具独立性的命题.     

论章太炎的儒家道德观

伦理道德是反映一个民族一个社会文化心理和价值取向的重要方面,在儒家思想中尤其占有重要地位。如,孔子讲“践仁”,便是实现道德之仁,孟子的“道性善”、陆象山的“尊德性”、王阳明的“致良知”,其所“道”、所“尊”、所“致”者,即道德之性、道德之知。宋儒所推崇的《大学》所谓“大学之道”,以“明明德”为起点,以“止于至善”为终点,其所“明”所“止”的过程,就是道德从启发到圆满的过程。儒学讲“内圣”讲“修己”,都是强调道德理性的价值。不可否认,儒家道德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形成和稳定曾经起到过积极作用,但是,伴随…     

伦理问题及其他——过程分析的视角

李泽厚与杨国荣以对话的形式,对社会性道德与宗教性道德之分、伦理与道德的涵义、权利与善、经验与先验、历史与理性、心理与本体的关系,以及如何理解“转识成智”中的“智”等问题,作了理论上的讨论.杨国荣认为宗教性道德中蕴含着个体性的人生取向,这种取向不能完全等同于道德,由此,他更趋向于考察道德与政治、法律的关系及两者的相互制约,李泽厚则坚持社会性道德与宗教性道德之分.对伦理与道德,杨国荣关注两者的共同内涵,李泽厚则突出两者的区分.关于权利与善,杨国荣主张区分以一般价值原则等形式呈现的形式层面的“善”与表现为对人的合理需要满足的实质层面的“善”,由此侧重于权利与善之间的互动,李泽厚则强调权利优先于善.李泽厚提出“经验变先验”、“历史建理性”、“心理成本体”三个著名命题,杨国荣在充分肯定以上命题的重要理论意义的同时,主张以“先验返经验”、“理性渗历史”、“本体存心理”来延伸和扩展以上命题.对李泽厚提出的“金冯学派”传统与“转识成智”中“智”的涵义等问题,杨国荣作了简要回应.     

思孟“五行”为何是“造说”?

思孟“五行”被荀子指斥为“造说”,在于其区分了“德之行”与“行”,即在道德的行为与合于道德的行为之间作了区分。这种区分,在当时是新说。荀子所不能接受或激烈反对的,正是这种全新的区分。“形于内”的“形”是“范型”“模型”之义。“形于内”是指通过道德实践活动将道德观念型铸于内心的过程,也可指这一过程的结果——道德观念已内化于心的状态。仁德型铸于内心,仁行便有内在仁德作基础,《五行》篇将其称为“德之行”,以区别于没有内在仁德作基础的纯粹仁行。这是“仁形于内谓之德之行”的确切含义。“诚”要求外在行为与内在之意一致,强调“诚”意味着区分“德之行”与“行”。《中庸》的作者明确意识到了“诚”在道德评判中的意义,才会说“不诚无物”和“诚之为贵”。孔子不谈“诚”,表明其可能还未区分“德之行”与“行”。从孔子强调非礼勿视听言动,到《中庸》强调“诚”,《五行》篇区分“德之行”与“行”,再到孟子强调“仁义礼智根于心”,可以看出儒家思孟一派道德关注点由外向内转变的趋势。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师德建设

教师作为人类文明的承载者与传递者,肩负着光荣的重大历史使命。这种使命要求广大教师要拥有精深广博的文化科学知识和专业知识,更要具备高度的思想政治觉悟和高尚的道德情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师德的进步,也使得师德建设面临着挑战,需要提出相应的对策,其价值定位也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对科学与宗教关系的知识社会学分析

对于科学与宗教的关系问题,历史上曾发生过争论。从历史上看,科学与宗教是接续关系,从结构上看是转换关系。前者主要表现在西方数学源于宗教;在基督教的传统中分娩出了现代科学;以及中国道教的自然哲学是古典科学等三个方面。而后者则主要表现为:在现代,基督教由中心沦为边缘,而科学则成为新宗教,但科学与宗教仍将长期共处。另外,在对待科学与宗教关系问题上的“中国现象”有着极其复杂的原因。从科学的知识、活动、建制和文化等四个基本维度看它与宗教的对应关系,可知在文化多样性的时代,宗教对科学仍有多方面互补的意义,从前提性知识到价值目标,从方法论补充到社会规约等,双方形成了新的对话格局。新时代的科学应更加独立、民主和理性,并积极寻求与宗教及其他文化的多方面合作。     

文化保守派与新文化派的宗教道德关系论

关于宗教与道德的关系,不同文化派别的知识分子存在着较大的认识分歧。文化保守派认为,宗教是道德的根底,具有引人向上的意义,可以统一信仰、凝聚人心,驱动人们义无反顾于正义事业,激发国民的爱国情怀,引导世人超越现实利欲,追求崇高价值,醇化人性,提升境界。而新文化派则认为,宗教不仅与善德无涉,而且会导人向利,致人颓靡。这虽然不乏思想解放的意义,但我们也应注意到,作为灵肉统一的人,的确也需要某种宗教意义上的终极意义追求。认真梳理并有机整合二者的相关思想,对于当今的价值体系建设不无启迪意义。     

论科学与道德交融的人性基础及历史意义

人有三重性,即人的物性、理性和神性,它们代表了人三种不同的生命欲求和存在力量。在此等力量的作用下,人生承载着肉体与灵魂、必然与自由两大矛盾的对抗。科学和道德的存在理由,来自于人的理性协调人生矛盾、叩问生命自由的需要。面对当今人被"物化"的严峻现实,人性需要新的启蒙,理性需要新的觉醒。为此,我们应加强科学与道德的理性交融和文化对话,促进科学的人文重建和理性的人本复归。     

国际谈判中的伦理道德研究:以中美关系解冻的系列谈判为例

国际关系中的伦理道德在外交谈判中常被用作具体的谈判筹码使用.依据解密的美国尼克松总统档案,以中美关系解冻的系列谈判为研究个案,深度探讨在曾经长期敌对国家解冻外交关系的谈判中,伦理道德所发挥的作用.同时,透视国际谈判中的伦理道德与权力结构、民族文化和谈判目标实现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而提出动态考察伦理道德在国际谈判中所发挥的工具性作用,深化其可操作性和实用性的主张.     

知识观光:中国研究的知识伦理框架

中国研究发展至今,研究对象与研究者都出现了自我认识上的困惑。原本各有其所的知识主体与知识客体出现混淆。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研究遭到的挑战,其巨大的潜能与严肃的程度都是不言而喻的。某种知识伦理体系的勾勒,以及未来这个体系的开展,与个别研究者在其中位置的界定与迁移,共同赋予研究者一种赖以自我定位的空间意识,使研究者对自己所同意或不同意的知识立场,能掌握某种伦理上的相对关系。本文将知识的性质归纳成三个不同的面向——欧洲中心与中国中心;共时性与历史性;物质性与诠释性——使得在某一个面向看似迥异的知识立场,在其它面向却因为归属于相互接近的位置,出现对话的可能性,并得以一探彼此之究竟。更重要的是知识伦理关系的建立容许研究对象加入对话,这个对话可以由研究对象直接参与,也可以由研究者假想参与,更可以由其它研究者代理参与。这样的无限空间将吸引每一位研究者对自己的位置进行反省,丛而使他不会再继续甘愿拘泥在一个特定知识主张之中。     

K.W.Schaie的"西雅图纵向研究"--成年人认知发展研究的经典模式

K.Warner Schaie是美国当今最有影响的心理学家之一。他在成人认知发展和老年心理学领域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其中 ,“西雅图纵向研究”已经成为该研究领域的经典研究模式。该研究内容涉及认知能力演变过程的模式差异、认知能力衰退发生的可觉察年龄以及衰退幅度、认知能力的差异模式和幅度、认知能力年龄相关性变化个体差异的前因以及采用教育性干预手段扭转和延缓智力衰退等五个方面。 K.Warner Schaie的研究不仅为美国心理学的发展作出了非凡贡献 ,同时也对解决一系列社会问题和制定社会公共政策等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量子思维方式的产生、特征及其对当代社会的启示

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产生了全方位的深刻的影响,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对人类思维方式的影响。本文认为,从近代自然科学向现代自然科学跨越的过程中,对人类产生主导性影响的思维方式,也正处在由经典思维方式向量子思维方式转变的过程中。量子思维方式正方兴未艾地渗透到各个学科领域的研究当中,并有可能使对各个学科领域的研究乃至整个社会产生全新的影响和深刻的启示。     

个体道德发展的外化机制分析

长期以来,由于对个体道德发展内化过程的关注,忽略了对道德外化机制的研究。道德外化是一个动态的复杂过程,它是由外化准备、外化实施和外化环境等三个层面的不同变量组成的定向机制、动力机制和调控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完整的道德外化过程三个机制的众多变量互动均衡发挥作用,一般会经历平稳、冲突、统一三个阶段。以外化机制视角研究个体道德发展,对提高德育实效性具有重要意义。     

人的发展视域中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

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关系,是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问题,由于缺乏深度的哲学——人学思考,在这一关系的理解上存在着一些误区。由根基处阐明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关系,须从人的发展视角入手。马克思哲学不仅设定了人的发展的价值取向,具有鲜明的人文诉求和人文意义,而且确立了与之相关的科学认识。建构当代中国的人文精神,理解并确立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统一,应以马克思人的发展理论为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