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雇农民工数量和工资的变化趋势研究

受雇农民工是农民工中数量最庞大但很少被专门研究的基本群体,其数量和工资的估计受到既有农民工数量和工资调查研究中统计口径不一致的困扰。以微观数据为基础的一致统计口径可以纵向连贯、横向可比地考察受雇农民工数量与工资的变化趋势。研究发现：（1）外出农民工数量已从增长阶段进入基本稳定阶段,其内因是农村劳动年龄人口不断减少,这是城市化和市民化的必然结果。（2）受雇农民工数量总体上虽略有增加,但也已进入相对稳定阶段,而且青年农民工（35周岁以下）的比重在逐年下滑。（3）受雇农民工工资水平虽有显著上涨,但与城镇职工的相对差距却有所扩大。（4）学历工资的阶梯状分布在大专及以上学历阶段呈现跳跃性,且这种跳跃性仍有扩大倾向。研究结果揭示了农民工群体内部的结构性分化,同时也表明了农民工市民化的复杂性和现实困难性。     

“九五”期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影响及对策分析

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实现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的转变。城乡收入差距过大会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我国“九五”期间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本文从这一事实出发 ,分析了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以及对我国社会的影响 ,并提出了一些切实可行的增加农民收入的对策。     

农民工收入现状、关键问题与优化路径

本文利用国家层面宏观和微观数据,分析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农民工收入变动情况,探讨了促进农民工收入稳定增长的关键问题,并提出了主要思路及优化路径。研究表明,2012—2022年我国农民工收入保持稳定增长趋势,从收入来源看,工资性收入占比最高,其次是经营性收入,而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占比较低;分特征组来看,外出务工、东部地区、从事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农民工收入水平普遍更高。但农民工仍然存在收入增速放缓、动力不足,与城镇职工收入差距大等问题;分项收入中,存在工资性收入不稳定,经营性收入占比下降,财产性收入来源单一,转移性收入城乡差距大等关键问题。本文提出促进农民工增收的主要思路是理清本地农民工与外出农民工、进城农民工与返乡农民工、老年农民工与新生代农民工、农民工与城镇职工四组关系,分类施策。今后应聚焦高质量充分就业增加工资性收入,支持就业创业增加非农经营性收入,深化农村改革扩大财产性收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增加转移性收入等优化路径,并注重调节农民工与城镇职工的收入差距,促进农民工持续稳定增收。     

论城乡劳动力报酬的非对称波动

从城镇劳动力工资、农民工工资和务农收入这三个层面,考察城乡劳动力报酬的波动关系.VECM模型分析表明:在长期均衡路径上,城镇劳动力工资对农民工工资、农民工工资对务农收入均保持增速上的稳定优势;在短期波动关系上,务农收入上涨会导致农民工工资的持续上涨,而农民工工资上涨又会导致城镇劳动力工资强劲上涨.但反过来,城镇劳动力工资上涨对农民工工资、农民工工资上涨对务农收入,均无显著影响.这些非对称的变动关系将进一步加剧城乡劳动力的收入差距.因此对双二元结构双二元结构是指在城乡二元结构的基础上嵌入城市内部或农村内部的小二元结构.比如蒋永穆、戴中亮(2005)发现,在农村,由于乡镇企业的发展,已经出现现代工业和传统农业的分野.而在城市内部,也存在以公有制垄断部门为代表的现代部门和以个私经济、灰色部门为代表的传统部门的分野,并进一步导致城市就业的分野.本文所关注的双二元结构主要指城乡二元结构和城市内部二元结构的叠加.     

影响农村非农就业规模的主要因素:理论模型与统计检验

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的修正表明,由收入差距和农民工就业率决定的城乡预期收入差距是影响农村非农就业规模的主要因素。劳动力市场均衡分析表明,各种因素共同影响最终形成三部门条件下新的城乡收入差距。统计检验表明,务工工资与务农收入差距和农民工就业率是影响非农就业的最重要的因素,而农民工人力资本储量、人均家庭负担以及城市现代部门工资与务工收入差距的影响也较显著。因此,政策制订者必须通过发展农业生产和构建人口流动管理长效机制规范农村非农就业。     

房价与产业结构、城乡收入差距间的互动规律

为厘清房价与产业结构、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互动关系,判断三者关系中所蕴含的矛盾、问题,构建了一个基于2001—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的PVAR模型。通过该模型的估计、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发现：从全国总体情况来看,房价有利于提升产业结构层次,但也造成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后者又会对房价和产业结构升级产生负面作用;在东部地区,房价和产业结构层次之间呈相互的正向促进关系,房价上涨也能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不过东部产业结构的升级又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在中部地区,房价上涨会降低产业结构层次并扩大城乡收入差距,而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又会对房价带来较明显的抑制作用;在西部地区,房价上涨有利于提高产业结构层次,但其幅度相对不足,进一步地,西部产业结构的升级却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又会直接抑制产业结构层次的提高。     

农民工工资剪刀差及其影响因素的初步探索

对珠三角地区的部分相关数据和访问资料的初步分析,发现农民工工资剪刀差主要体现为四个方面：一是企业内部一线普工与管理、技术层的绝对工资存在巨大差距,二是农民工工资增长速度和绝对数大大低于城市在岗职工,三是农民工工资的增长速度低于城镇居民月均消费支出并且绝对差距较大,四是农民工工资增长速度略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增长速度。从城乡二元结构、劳动力市场分割和制度环境等方面寻求解释,对企业人力资本的低度供应与虚假需求、企业内部的工资决定、GDP主义导向下的制度环境失衡、农民工的工作与劳动力再生产的空间分离以及全球产业链中的农民工用工制度的长期趋势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农业保险缓解相对贫困了吗?——基于"城乡收入差距悖论"视角

基于2012—2019年中国31个省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对农业保险缓解相对贫困的效用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在农业保险较高的保费水平与较低的保障水平的共同作用下,发展农业保险可能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从而产生"城乡收入差距悖论".其中,农业保险灾前增加保费会使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不利于缓解相对贫困;灾后提高赔付会使城乡收入差距缩小,有利于缓解相对贫困,且农业保险灾后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门槛特征.当赔付水平较低时,农业保险灾后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随着赔付水平提高,此优势逐渐消损,直至扩大城乡收入差距.随着农业保险赔付的增加,农民消费呈扩大趋势,且其消费主要表现为衣食住行等生存型消费,这是产生"城乡收入差距悖论"的原因之一.未来应采取培养精算人才科学定价保费、提升农业保险赔付水平、加大对农村的资金投入等措施,使农业保险灾前和灾后均为缓解相对贫困发挥积极作用.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地流转、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动态关系研究——基于P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乡村振兴战略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选择，是未来有效解决“三农”问题的有力抓手。为了探寻农地流转、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三者之间的动态关系，加快乡村振兴进程，切实增加农民收入，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利用2000—2017年全国省级面板数据分全国和东中西部地区构建了PVAR模型。通过对模型的估计、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发现，全国和东部地区，农地流转和城镇化之间呈正向相互促进的关系，同时都能促进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反过来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也能促进农地流转，但却不利于城镇化发展。中部地区，从长期看农地流转可以促进城镇化发展，但却不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城镇化发展对农地流转影响不明显，但能够显著抑制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尽管长期看来在促进农地流转上效果不是很明显，却有利于城镇化发展。西部地区，农地流转对城镇化和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不是很明显，城镇化对农地流转的影响也不是很显著，但从长期来看，城镇化有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对农地流转和城镇化的影响也太显著。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有针对性、易于操作的对策建议以实现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加快乡村振兴进程，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城乡协调发展，进一步提升我国经济发展质量。     

城乡收入差距：基于农村大学生和农民工视角的分析

农村培养大学生进城导致农村资金和人才的＂双重流失＂,各种教育成本使得大多数农村家庭丧失了投资和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减少了农业生产的资本投入量,影响农民收入;农民工进城实现劳动力由生产效率低的农业部门向生产率较高的非农部门转移,促进了经济增长,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其效果并没有如经济理论所预期的那么显著。其原因在于各种制度性壁垒和人力资本壁垒,抑制、阻碍了农民工在城乡之间自由的流动。所以,要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应该不断改革和完善当前失衡的教育管理制度和农民工流动的各种制度性壁垒,以及提高农民工自身素质和能力。     

二元经济中的农村劳动力转移

中国经济是典型的二元经济,农村中有大量剩余劳动力。将这些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市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根据刘易斯模型,投资与工资差距会实现劳动力的转移。近几年,投资的相对不足与较低的农民收入降低了劳动力转移的数量。根据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分析,应当实行提高农民收入、减轻农民负担、增加生产性投资、保障农民工利益等相关措施加速劳动力的转移。     

农民工内部工资差异研究

文章运用均值分解和分位数回归分解方法考察了受雇型农民工内部因所有制、行业和区域等分割因素所导致的市场分层和工资差异.研究发现,所有制、行业和区域等分割性因素解释农民工内部工资歧视的占比超过人力资本等特征因素所解释的工资差异占比.分位数回归分解显示,农民工基于所有制和行业分层的收入差异存在“天花板效应”,基于区域分层的收入差异存在“粘地板效应”.前者与经济结构调整导致行业间的工资分化有关,后者与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区域间最低工资标准差异以及就业区域选择的累积效应等因素密不可分.而且,同一所有制或行业内部的农民工存在明显的区域收入差距,呈现东高西低特征.农民工内部“工资歧视”只是城市社会对农民工群体歧视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农民工权益保护三方博弈研究

在农民工的权益保护领域,农民工、企业、政府是利益相关体,通过三者之间完全信息下静态博弈分析,总结出13种博弈均衡。在这些均衡中,农民工权益被侵害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为了改变这种现状从而达到理想的均衡状态,政府的作用是必不可少的。在存在政策悖论的情况下,政府在政策执行中需采取相应的配套政策,如增加农民务农收入,改善城乡收入差距状况,增加企业对农民工的需求,等等。政府在促进农民工权益保护的过程中,同时也促进了农民工的市民化。     

中国出口贸易对农民工收入与农民工数量的影响研究

中国的农民工问题由来已久,其中农民工的收入问题显得尤为重要,中国的农民工已突破2.6亿人,并且中国也是一个出口大国。采用协整模型对出口贸易与农民工的收入和数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分析结果显示:中国的出口贸易对农民工收入和农民工数量同时产生了正向的影响,并且中国的出口贸易对农民工的收入有提升的作用。     

关注农民工与留守农民培育——新农村建设新思路

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广大农民是主体.因此,要想快速增加农民收入,增强农民幸福感,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必须培养出“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高素质的新型农民,这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基础、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渠道、是改变农民现状的迫切需要.通过对我国农民收入情况的研究,把提高外出农民工和留守农民素质作为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的具体措施,同时利用国家经济转型的大好形势推动农村经济的增长.     

城乡统筹背景下农民工养老保险的制度完善

城乡统筹是未来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方向,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调适应有利于保障农民工权益,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便利劳动力流动。农民工问题是实现城乡统筹的重要突破口之一,农民工养老保险模式能否适应及促进城乡统筹发展是社会保障城乡统筹的关键所在。目前部分省市试行的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带有明显的地域性、封闭性和过渡性,需要以城乡统筹为核心来完善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     

人口红利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增长,但是城乡收入差距却不断扩大。从人口红利的两个显著特征,高劳动参与率和总抚养比的下降两个途径提出理论假说。以中国1993—2012年的第二三产业总比重、城乡人力资本投资差异和城乡收入差距的时间序列数据,构建VECM 模型。实证结果表明：城乡收入差距长期受到产业结构的变动和城乡人力资本投资差异的共同作用;在滞后期内,第二三产业总比重的增加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城乡人力资本投资差异的扩大将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     

城镇化、工业化促进城乡收入差距收敛了吗?——基于面板门槛模型的实证检验

基于Hansen的面板门槛模型,采用中国1997—2014年省际面板数据构造非线性面板门槛模型,可研究城镇化、工业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关系。结果表明城镇化、工业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双重门槛特征,在城镇化水平低于较小门槛值时,城镇化的发展会显著地扩大城乡收入差距,但是当城镇化水平越过较高门槛值,达到高城镇化水平时城镇化发展则会促进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低工业化阶段工业化的发展显著地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但当工业化发展到高工业化区间时会显著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因此,城镇化、工业化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均呈现出"倒U"型关系,在初始阶段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但是随着城镇化、工业化发展水平的提高终将促进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并且收敛效应会逐渐增强。     

秦皇岛市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镇问题的研究

解决好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是一个关系到推进城乡二元体制改革,遏制城乡差距扩大,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关键性问题。通过采用文献法、问卷调查法和实证研究法,对秦皇岛市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融入城镇的各种障碍进行了分析,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对策。     

基于CGE 模型的中国农民工就业问题模拟分析

中国经济的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存在着巨大的城乡差距,而农民工问题又是中国当前普遍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文章以一般均衡模型的原理为基础,构建了中国经济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模拟分析了当农民工在城市各个行业的就业比例发生变化时,城乡居民的收入变化以及宏观经济指标的变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