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法律思想新探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著名的思想家 ,他的法律思想 ,不仅以变法维新为主要内容 ,提倡“德治”、正确处理好“法治”与“德治”的关系、主张宪政、强调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自由等 ,也是梁启超法律思想的重要内容     

论民主与法治社会中的德治

我们谈论德治 ,应当注意它的主体、对象、内容、方式以及限度等方面的意涵。在民主社会 ,“德治”首先意味着对于行使公共权力的政府官员的道德教育 ,其次意味着政府经公民授权对社会的道德教育。“德治”应当依法进行 ,不能突破法治的原则和规范 ,并应当注意自身的制度建设。     

孔子德治学说再认识

孔子创立的“仁学”,体现在政治领域就是“德治”。孔子德治学说源于对殷周以来“敬德”、“保民”、“明德”、“慎罚”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在孔子的德治思想体系中,“仁”学是德治的思想基础,重视发展生产,提升经济是德治的物质基础,以民为本是德治的基本前提,正己正人是德治的关键,德教为先则是实现德治的理想手段。孔子德治学说的合理内核至今仍具有重要价值。     

论传统德治与现代德治

为了比较完整地界定“德治”,必须从制度、伦理、经济、权力、文化等多种角度对“德治”这种现象作出解释 ,这样才能比较全面地认识“现代德治”的内涵 ,把握现代德治与传统德治的区别和联系 ,处理好德治和法治的关系 ,建设一个道德昌明、法制健全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儒家德治观念与实践研究——以陆象山“荆门之政”为例

本文主要以南宋心学大师陆象山“荆门之政”为例 ,探讨儒家德治观念及其实践性的问题 ,儒家德治观念与当代“以德治国”方略的关系问题。从儒家的德治观念、象山的政治思想 ,以及象山治荆之具体政治活动出发 ,可以看到 ,儒家的德治观念不仅内容丰富 ,而且具备有实际的操作性 ,值得今人反思并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教训 ,合理地运用于当今中国的政治活动之中。     

历史上发展统一多民族国家关系的“德治”理论与实践

在中国历史上,无论哪个民族建立的中央政权,都把实行“德治”作为协调民族关系的实践策略,成为“以德治国”发展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重要内容。这是中国历史上沿着统一多民族国家建设方向上积累的重要“德治”理论与实践经验。     

以德治国与大学德育

以德治国的当代涵义应是与现代法治社会相结合的德治 ,是对中国传统德治的批判继承 ,是德治与法制的统一整合。大学德育具有的目标规格较高 ,内容层次较高等特点决定了大学德育在实施“以德治国”方略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以知导行知行合一——对"以德治国"的新思考

“以德治国”是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一项重要的治国方略。在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体系、贯彻“以德治国”方略的过程中 ,必须经过准确界定社会主义道德内涵、认清社会主义道德体系本质特征及其构建原则即“德知”和养成良好道德行为即“德行”两个阶段 ,才能最终实现“德治”。在实施“德治”过程中 ,要抓好“以德治民”、“以德治党”和“以德治政”三个环节     

“以德治国”不等于“人治”

有人担心实行以德治国会不会走上“人治”的老路。实际上 ,“德治”可能变成“人治” ,但并不必然地导致“人治”。“德治”是不是会变成“人治” ,关键在于搞什么样的“德治” ,怎样搞“德治”。只要我们坚持把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紧密结合起来 ,在依法治国的基础上实行以德治国 ,就能有效地防止“德治”变成“人治”。     

以德治校论要

“以德治校”是学校崇德氛围形成的基础 ,从道德规范、道德影响、道德评判、道德他律和自律等方面论述了“以德治校”的基本内涵 ,从建立学校德治体系、德治机制、德治实践、德治合力等方面探讨了“以德治校”的途径     

中国古代廉德建设的局限性分析

廉德作为从政道德,是中国古代重要的道德规范之一。中国古代廉德理论与实践存在局限性,文 章尝试从经济、政治和制度的角度对此进行分析。     

古代德治基础的多维透视——基于社会学角度的分析

本文主要从以个体小农经济为特征的自然经济、以宗法等级制度为特征的组织结构、以封建官僚政治为特征的君主专制制度、以道德伦理为核心的儒家思想等角度 ,对中国古代德治存在的基础进行了分析和评价。指出 :特殊的背景赋予中性概念的德治以特殊的性质。在自然经济、宗法社会、封建君主专制、儒家伦理文化土壤中成长的古代德治不可避免地发生异化 ,最终落入君主一人专制的巢臼 ;当代德治与古代德治有着根本的不同     

中国古代的德治思想与实践

中国古代的道德文化比较发达,其中也包括内容丰富的官德,并进而形成了德治思想。文章对中国古代的德的起源及其内涵进行了考察,对道德与政治的关系及对德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进行了分析。     

从儒家德治思想看道德在政治中的作用

德治思想对中国历史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对这一优良传统的继承与宏扬是中华民族虽累经专制摧残却生生不息的一个重要原因。只有借鉴现代民主、法治精神 ,才能使中国古代德治思想的精华发挥出应有的建设性功能     

韩白关系略论——以文道观为中心

韩愈和白居易之间的私人关系一直比较模糊,令人费解.文章通过挖掘韩白两首同韵诗<北极一首赠李观>、<酬张十八访宿见赠>中涉及韩白关系的内蕴,发现韩白交情疏淡实在是由于二人性格、趋向不同所致.而由此引起的两人哲学思想、政治观念、诗学观念之差异,则是韩白是同陌路的坚硬障壁.在哲学思想和政治观念上,韩愈昌明道统,希望通过提倡古风来扭转谬戾浇薄的世风,进而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并在其文章中反复申述道德仁义的思想;而白居易则显得更内敛,他以自己的行为为世人提供了一个知足不辱的范型.在诗学观念上,韩白两家虽有一个共同的倾向--复古,但其侧重点却各不相同:昌黎复古,复其神,求其变;乐天复古,复其形,守其制.二者一主神似,一主形似,两水中分,判然各异.韩白诗学思想之迥异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其尤者则是韩白二人各自独特的趋尚以及两派成员之人生经历及好尚.     

论中西古代财富思想暗合的五个维度

由于社会历史、政治、经济、文化与地理环境的不同,中西方古代社会人们在经济活动中所形成的财富思想也有着明显的分野。但人类追求财富的经济活动必然有着特定的一般性规律,因而,中西方古代财富思想在某些方面也必然存在着共同点。纵观中西古代财富思想,它们在五个维度上有着深刻的暗合。这五个维度是：开放的理论体系、彰显的伦理道德、关注人性、尊崇自然法原则、关注私有财产。     

儒家德性观对现代政治的资源性价值

现代政治仍旧需要一定的道德作为基础。儒家德性观对现代政治的资源性价值在于其“修身为本”的人生价值观、“弘道”的社会责任感和“慎独”的自律精神。儒家德性观欲实现在现代政治建设中的价值作用首先需要一个现代转向：由古典伦理转向现代伦理,由狭隘的家族性道德观转向开放的公民性道德观。     

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与欧洲近代民主

本文从东西方文化交融的新视角,阐述了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对欧洲近代民主的影响。尽管中国古代政治哲学不是现代意义的民主,但其中“重民”、“德治”、“吏制”以及“有教无类”的“教育平等”思想,对于17—18世纪欧洲一大批启蒙学者产生过深刻的影响,成为他们开创近代民主的重要思想文化资源。这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文明进程的一个重要贡献。     

天命、道德和民意——从政治正当性看殷周政权转换

殷周政权转换之际天命伦理化,天命观念发生了从"有命在天"到"天命靡常"的转变,"敬德"思想取代了"敬神"思想,"保民"思想在西周初年兴起。这一时期的思想变革展现出了中国古代政权自我确证是道德的思想路径,即天命是善的,生成道德的政权,道德的政权敬德保民,消灭不道德的政权。这有别于西方政治寻求政权被他者证明是道德的思想路径。     

“救时劝俗”与“追复纯古”——元结古文创作论

元结的古文创作分为两个阶段,最具特色的杂文作于天宝年间.它们偏于从政教、道德层面刺世疾邪,救时劝俗,而出语危苦激切、辞义幽约.元文除用寓言形式、独白直言形式外,多借问对形式结构其文以伸其意.元结为文主张复三代之古,直面现实,追求以儒学古道为本的艺术精神和淳朴、简明、劲直的风格,与萧、李等古文家主张有同有异,故其能以"特立之士"的姿态遥领韩愈古文革新之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