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理解延安文学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现代文学研究界应该重返延安文学场域,力求对延安文学有所全新的理解。对“延安文学”的命名、延安文学的性质以及延安文学的复杂性进行了重新探讨。认为:“延安文学”的命名可以追溯到延安时期;“党的文学”构成了后期延安文学的性质,它既是一种文学观念,也是一种文学形态;新的延安文学研究应该直面与重写延安文学的复杂性。     

延安文学的传播学意义初探

从媒体与文学的关系入手,借助史料考证的手段,对延安文学的传播环境、传播途径、传播效果进行分析,厘清延安文学的传播活动及其发展状况,文学与传媒的互动关系及效应,打开了认识和研究延安文学在延安特定时期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结构中发挥作用的一面新窗口,实现了从传播学视角观照延安文学的新探索.认为延安文学的传播效果主要表现在战争环境下的宣传鼓动作用;文化规范的形成与整合;"左翼文学"、延安文学与建国后"17年文学"一脉相承,成为现当代文学事实上的整体.     

"延安文学"正名及其相关概念考辨

近年来,随着延安文艺研究的升温,研究中普遍存在用"延安文学"指称"延安文艺"、"延安时期文学"、"解放区文学"等概念的现象.事实上,"延安文学"的概念本质上属于地域文学的范畴,可泛指在延安这一地域所生发的所有文学现象,它与"延安文艺"、"延安时期文学"、"解放区文学"等概念的内涵虽有交叉,但其概念本身有着明晰的外延与内涵,不可互相指称.     

毛泽东与延安文学的整合

说起延安文学,人们以为就是1942年毛泽东《讲话》发表以后,以延安为中心的各解放区的文学。其实延安文学还包括1942年以前的文学。1942年以后的延安文学实乃毛泽东在战争时代根据革命政治的需要进行整合的结果。毛泽东对延安文学的整合,是战争时代革命对文学提出的必然要求。这种文学整合必须是围绕文艺的价值这个中心,以“应当怎样”为原则来进行的。毛泽东从文艺的价值主体、文艺的价值观念、文艺的意义三个方面进行了整合。延安文艺确是中国文艺运动和文艺创作史上继“五四”之后的又一次深刻的文学革命,但其缺点和偏差,以及由此带来的负面性也有待认真清理。     

论外国文学对延安文学的影响

延安文学不仅受到民间文学的影响,而且还受到外国文学的深刻影响。奔赴延安的年轻作家大多受过正规良好的西方文学教育,他们奔赴延安,自然而然把外国文学传播到延安。鲁艺更是延安复兴外国文学的圣殿。整风运动后,外国文学虽然在延安受到压制,但一些外国文学资源还是被延安艺术家改造利用,成功地把它们与中国民间文艺相结合。延安文学并非纯粹的民间文学,还包含外国文学的因子,因此,我们应该以更开放的眼光来看待延安文学。     

论延安启蒙文学的三种精神取向

延安启蒙文学承续五四文学传统,蕴含丰富多样的启蒙精神。具体而言,丁玲对延安民众精神病苦的揭示继承了批判蒙味的启蒙精神,萧军对五四个性主义的张扬彰显出个性主义的启蒙精神,王实味提出对人的灵魂的改造表现出改良人生的启蒙精神。深入探讨延安启蒙文学的三种精神取向,可以更加深入地看到延安文学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延安文学研究:为什么研究和研究什么

延安文学的问题往往既是文学问题,也是文化问题,这种复合性特征的唯一解释,就是它们都不单纯地源于和停止在文学层面。对“延安时代”的意义的发掘,将比对它的评价更重要。我们希望自己的研究能够在以下两个方面取得成果。第一个方面,是与延安文学有关的历史发展的基本情况。第二个方面,是由延安文学形成和提出的几个最基本的、最重要的、关键性的问题。我们对延安文学研究这个课题的处理,禀持三个原则首先,必须运用文化研究的整合视角,而不宜把它理解一种封闭的文学对象;其次,无论对于史料还是延安文学的具体作品文本,尽可能细读,唯细读才能从看似寻常的背后挖掘出丰富而新鲜的意味;第三,解读的工具不仅仅是理论,也包括叙事,后者可能更重要,因为叙事对于事物具有复原、重构和发现其各种联系的非常活跃的功能,这是纯粹的理论分析所无法起到的作用。     

命名、起讫时间和延安文学的性质——从一个侧面论如何构建一部独立而合理的延安文学发展史

20世纪80年代,著名诗人贺敬之最初提出了延安学的概念,后来郭必选等人对延安学研究作了初步展开,并引起理论界的高度关注。但时至今日,关于延安历史(主要指中共中央在延安13年的历史)的研究,仍然归属在中共党史研究范围内,事实上即使是中共中央在延安13年间发生在延安、并与当时国家政治和后来新中国的建立有关的历史,以及在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承传,中共党史也是无法全部含概的。为此,我们倡导建立“延安学”学科,本刊特将过去开设的“延安时期研究”等栏目和“延安精神研究”、“中共党史研究”栏目中的有关内容整合为新的“延安学研究专栏”,为有志于延安学研究的学界同仁搭建平台,欢迎海内外学者不吝赐稿。     

容纳与建构：1935—1948延安报刊与文学传播

以延安时期的报刊研究为切入点,从传播学视角进行探析,认为报刊在延安文学传播过程中的职能及其拓展表现在:议程设置与话语的构建,创作实践与批评的互动,受众培养与大众化的传播效果定位,创作主体的聚合与文学公共空间的形成等方面;强调回到历史叙事的现场,从文学作品传播的媒介及其规律入手,应成为延安文学研究的重要的也是基本的途径。     

从延安文学传播看和谐社会构建

延安时期,文学生产和传播活动对人们的生活和思维方式的转变、新的社会形态和结构的构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直接促成了延安和谐社会的形成.这一时期,文学创作和文学传播活动蓬勃发展起来,文学担当起特殊的社会功能和政治功能.一方面,延安文学积极为革命呐喊助威,奏响抗战救亡、赢得解放的时代主题,无论是报纸、期刊、图书,还是电影、歌曲、戏剧、口头文学等,都充分发挥了媒介自身的优势,对延安文学的精神内涵进行有效传播,为延安文学社会功能的实现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延安文学的创作和传播产生了强大的教育功能,鼓舞和坚定了中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和决心.通过对延安时期文学艺术生产、传播以及与社会建构的互动关系进行探究,有利于认识文学艺术的生产和传播活动在当前和谐社会构建中的作用和地位,从而理解和把握文学艺术的发展规律,对今天如何解决文学所面临的社会责任感缺失有所启迪.     

读者的分化与延安文学的转型——延安《解放日报》副刊的文学生产与传播

延安<解放日报>副刊是当时全国报纸中发稿最多、规模最大、持续时间也最长的文艺阵地,从中可以找到1941-1946年近六年的解放区文艺历史.它不仅是延安文艺政策的晴雨表和文学转折的历史见证,也是各种文化冲突集中释放的空间.在新旧时代交替的"革命狂欢"中,外来都市文化经过与延安主流政治文化和陕北民间文化的结合,最终形成了具有延安特色的新文化.在延安文学从精英文化向工农兵方向转型的过程中,除了延安主流意识形态的规范作用之外,读者的变迁、分化也是其重要的文化诱因.     

延安文学精神论纲

延安文学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构成。从文学发展史的角度看,延安文学不仅是一种历史文学现象,而且更具一种文学精神价值。延安文学精神是文学的时代使命担当精神,是文学为人民大众服务精神,是文学追求朴素与崇高相结合的艺术审美创新精神。延安时期异彩纷呈的文学实践（庞大的作家队伍、众多的文学社团、纷繁的文学期刊、丰厚的文学创作实绩）是延安文学精神形成的文学基础,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是延安文学精神的理论核心。延安文学精神是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精神引领,对中国当代文学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左翼知识分子与延安文学体制建构

左翼知识分子是延安时期文学艺术活动的主要发起者、组织者、参与者与建构者。1936年底,中日民族矛盾进一步加剧,受中国共产党坚决抗日的政治主张的召唤,大批进步文人与左翼作家奔赴延安革命解放区。初来延安的左翼知识分子按照五四新文艺路径进行文学创作,尖锐批判和深刻揭露解放区存在的不良现象,引起党内干部和战士的极端不满,知识分子与工农干部矛盾日益突出。经过整风、审干、抢救运动,左翼知识分子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和延安战时环境的特殊性,积极转变立场,主动改造自己,深入群众生活,创作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文艺精品,把延安文艺运动推向高潮。     

"认识你自己":一个文艺学研究的根本命题

文艺学研究的中心是人的问题。“认识你自己” ,这是打开艺术殿堂之门探讨文艺的特点、规律的金钥匙。随着人类对自己认识的深化和发展 ,文艺学也不断取得新的进步 ,呈现出新的形态和面貌     

王实味与延安文艺的复杂关系

历史总是有足够耐性和时间让人们去反省,王实味被杀害已经半个多世纪,平反也近二十年了,然而,有关王实味与延安文艺的复杂关系学术界没有人进行过认真的研究,今天能够看到的文章多是对历史事实的追忆叙述,而缺乏学理性的分析。将王实味放在1937-1947年延安文艺运动中进行考察,深入剖析王实味与延安文艺的复杂关系,挖掘在延安文艺建构过程中知识分子意识与追求同政党意识的博弈及知识分子最终对政治的服膺之因,就可以多向度、多层面证明王实味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和革命的追随者,只因他年轻气盛、天真理想、性格执拗、率性而为的行为在批判揭露文学新潮中引人注目,成为政治强力介入干涉文艺的一个借口和突破口,成为政治家和文艺家建构延安文艺过程中互相博弈的牺牲品。在延安文艺建构中,中共大力宣传阐释鲁迅,实质上是出于功利目的对鲁迅精神进行了功利性的置换,而丁玲、艾青、王实味真正继承延续了鲁迅精神,只是丁玲艾青迫于政治的压力,让自己的个性消失在时代政治的大潮中,个人的小我服从了时代的大我。只有王实味坚守文学的尊严、坚守文学的使命、坚守文人的个性、承继鲁迅的精神到底。这是真正的文人秉性、真正的文人骨气,但以生命做代价太沉重。     

“翻译文学”研究

＂翻译文学＂研究是一门新学科,其本体认知和学科范畴属于新的研究领域。＂翻译文学＂是承载着异质文化特征,是植根于本土文化语境的文学形态学。重新审视＂翻译文学＂的批评性研究,提出＂翻译文学＂研究已基本形成学界普遍承认的理论体系与研究模式,但也存在分歧和争论。     

中国近世文学与"近代文学"

近世文学在崇尚以个人为本位的尊重个性的精神及对文学自身特征的重视和探讨等方面与现代文学存在着相通之处,因而成为中国文学从中世进到现代的中介.在近世文学与现代文学之间毋需也不应楔入所谓"近代文学"(1840年至1919年间的文学)作为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桥梁.而且,自1840年鸦片战争至十九世纪末时段,并未出现明显的并足以成为一个新的文学历史阶段重要标志的文学新气象.     

“文学中心”的转移与当代文学“新方向”的确立

何为文学的“中心”?一定时期文学的“中心”又藉何得以形成?文章通过细致的梳理,指出在新文学的第一、二个十年,北京、上海曾作为文学的“中心”,在现代文学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同时,文章更把眼光投向1940年代,考察从1938年左右开始,由于大批作家奔赴延安,使文学的“中心”在建国前后发生了明显的西移,并以此为“契机”,在延安解放区“新”的文艺政策的指引下,直接规定了之后中国当代文学的走向。文章以“史”为证,力求客观、冷静,对20世纪中国文学在特定时期的走向,提出自己的看法。     

"文学是什么"与"什么是文学"

“文学是什么”是在确立“某种东西是文学”的观念之后对文学所作的系统解说,但文学观念的确立受到时代与地域的严重制约;而“什么是文学”则意在追问：在任何以语言为工具的言说方式之中,什么样的言说方式可以称之为文学——它要求对文学作一纯粹先天的判断。文学是一种语言现象,同样具有交流与传达的基本功能。根据交流与传达的基本要素,可以建立关于文学的先天普遍法则：(1)说不可说,必然是譬喻形容,而以警拔脱俗为上。(2)说不易说,必然是铺陈描述,而以尽而不汙为上。(3)说不能说,必然是隐晦含蓄,而以微而能显为上。(4)说不屑说,必然是绚文巧饰,而以夸而中节为上。文学不是非功利的,根据文学的言说动机,可以建立关于文学的先验范畴体系。而文学范畴内部的概念中介性是文学逻辑演变的内在根据。文学本身就是一种“自觉”的言说,所谓“魏晋为中国文学的自觉时代”,缺乏学理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