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质"的探寻:从象征主义到现代主义

20世纪中国第二代诗人的艺术探索主要有两个向度,一个向度的追寻以“格律诗派”为代表,重在现代“诗形”的探讨;另一向度的求索则以“现代诗派”为主力,重在现代“诗质”的探寻。本文认为,“现代诗派”一脉的探索经历了从象征主义到现代主义的过渡。象征主义阶段对诗歌的意义,主要引导了诗歌从外求“意义”到内寻“感觉”的转变;而在现代主义阶段,则重新发现了中国诗歌以象写意的抒情传统在现代诗中再生的可能性,以“返回”的方式抵达了现代。“现代诗派”的主要贡献是把诗歌内质的现代感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但过份强调“诗质”与“诗形”的对立,也表现出某种历史的局限性。     

3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略论

３０年代初期的现代主义诗歌以都市诗和田园诗峥嵘于现代诗坛,其创作风格非常独特,本文试通过对都市诗和田园诗的分析,对现代主义诗歌创作作以简要论述。     

孤寂而奇绝的风景——中国现代主义诗潮概观

中国现代主义诗潮有清晰的运动轨迹——２０年代的象征诗派、３０年代的现代诗派、４０年代的九叶诗派、五六十年代的台湾现代诗、七八十年代之交的朦胧诗派、８０年代中期后的后朦胧诗派。它在每一阶段信守自己走向同时又达成四点共识,即深潜感伤的内视性、追求艺术本体的纯粹性、逐渐向现实主义归趋、寻找中西艺术的融汇。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命运不佳;但存在本身已证明了人与文的双重自觉。它内在把握的思维方式折射了时代风云变幻;它的形式感与独创意识提高了新诗品位;它从纯到不纯的位移丰富深化了现实主义。它不仅拥有荣光的过去,也许还将拥有荣光的未来     

存在主义诗学与象征主义诗艺——兼论法国象征主义诗潮与中国早期象征诗派的诗学通约性

中国早期象征诗派与法国象征主义诗潮具有对应性关系已为学界所共识,从存在主义诗学层面进行阐释,并由“纯诗”(诗质)、“契合论”(诗兴)、“神秘性”(诗思)等关键性话语入手解析两者的通约性则是一种新的研究途径.首先,两者都追求“纯诗”,而对“音乐”的追求是“纯诗”的至高理念;存在主义诗学也强调“音乐是本原性的艺术”,彼此之间的交集或对位意味着,“纯诗”中的“音乐精神”不仅是象征诗歌的最高艺术境界,也是其文化创造的原动力.其次,“契合论”作为两者的重要的诗学诉求,它一方面涉及存在主义美学的主体间性思维方式,同时更表现出诗人以感性生命同化万物,在审美活动中世界的意义、存在的意义得以显现,达到海德格尔所谓的“诗意地栖居”.其三,象征派诗人们将诗与“神秘性”联接起来并在存在论美学上予以体认,神秘主义是一种在理性思维之外诗性把握世界的方式,象征诗歌的诗性把握就是以有限的存在方式(语言)指向无限的存在意义(神秘),诗歌创作因此体现出一种领悟宇宙存在和生命存在意义的独特智慧,它使得原本具有艺术哲学意味的象征诗学扩展为文化诗学——获得存在本体论的意义.     

《江苏》诗歌与晚清革命诗潮——兼论晚清革命诗潮与诗界革命运动之关系

1903年前后,大量旨在宣扬民族民主革命思想的振聋发聩的诗篇不约而同地出现在新诗坛,形成了一股浩荡的创作潮流。《江苏》杂志刊发了金天羽、陈去病、黄宗仰、柳亚子等大量诗歌,鼓吹革命排满、诋排专制、掊击列强、批判奴隶根性、倡言民主、赞美共和,是其最为集中的主题意向,构成了此期蓬勃发展的革命诗潮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与此同时,革命诗潮也为蓬勃发展的诗界革命增添了新的时代内容,构成了诗界革命运动的重要一翼。     

一首现代主义的象征诗典范——高尔基《海燕之歌》新论

从世界文学史发展的点位上来看,高尔基的《海燕之歌》是一首现代主义的象征诗歌。诗歌的素材来源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而不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诗歌采用的是现代主义的＂整体象征＂艺术技法,而不是传统诗歌的＂局部象征＂艺术技法;诗歌的主题意蕴由读者参与,可以进行缤纷的多元化阐释,而不单单是一个传统的政治学评论。《海燕之歌》的文学实践服从于现代主义的象征诗理论,继而决定了它的现代主义文学特质。     

中国新诗的唯美主义潜流——从1919到1949

一般认为,中国新诗发展的历史,就是中国诗歌在外国诗歌的影响下摆脱中国传统诗歌的历史;其实,中国新诗的历史也是中国新诗不断唯美化的历史.在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的显在运动中,中国新诗始终涌动着一股唯美主义的隐在潜流.唯美主义因素的不断作用,使得中国新诗在"为人生"与"为艺术"之间获得一种较为合理的张力,从而也使得它没有成为纯粹的宣传工具,并在经历了时间的考验后仍然保留其永恒的诗学价值.     

从荀子论《诗》看荀子的《诗》学观念

荀子与《诗经》的关系非常紧密,《荀子》一书除了大量引《诗》之外,还有一些论《诗》的内容。荀子论《诗》是在"圣人之道"的统摄下进行的,《诗》及所有的文学都是载道的工具。在这一前提下,荀子持有"诗言志"的观点,提出了"中声"说,还涉及到读《诗》的方法,也对《风》、《雅》、《颂》有一些具体的评论,其中我们可以看到荀子的《诗》学观念。     

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现代派诗论

当戴望舒从新月诗风中回到自由体时,与其说他是将一定的格律因素揉合到自由体中,不如说他是将散文因素融入了韵律之中。后一说法才能揭示出现代诗派从格律派中蜕变出来的情状,并且也才能说明它所体现的新诗史前进的实质之所在。新诗研究界所盛行的将《雨巷》与《我的记忆》按追求音乐性与反对音乐性的区分而割裂开来的看法是不正确的。现代派在其兴起中与当时诸诗派有着清楚的蜕变、讨伐、别异的关系。《望舒诗论》便是这一派诗人寻求自立的理论表现。如果说《望舒诗论》是这一诗派诗论的第一阶段,那末施蛰存、金克木诸人之论便代表了它的第二阶段。在对于诗的认识上,在诗的表现艺术上,施、金之论,确实受到了西方现代派深刻的影响。不过,中国现代派强烈的散文化倾向,并不与西方现代派相符。在西方现代派所优厚的声音与意象两项中,中国现代派取了意象,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舍去了声音,至少是在格律的意义上舍去了诗的音乐性。在意象上,则又主要是取了一些表现技法,而取不来其宗教感与对于世界的一种博大而苍凉的荒原感,也缺乏对于现代都市病态的深刻揭示。     

象征的意义——论中国新诗对象征主义的接受

本文将中国新诗对象征主义“象征”论的接受历史进行了如实梳理和辩证剖析。象征主义的“象征”是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象征,中国新诗多从创作方法来理解象征意义,并以“兴”来阐发“象征”。中国新诗在接受象征主义过程中融合民族传统审美范式,立足自身发展,并进行了自己的诗学建构。     

歧义纷呈的“漩涡”：1930年代中国“现代派”的生成与流变

1930年代,围绕施蛰存主编的《现代》出现了两个创作群体,即“现代派”诗人和“新感觉派”作家。这两支队伍在人员构成和创作风格上多有交叉重叠。经由30年代文学场的合力构造,尤其是左翼阶级话语的反向定义,它们逐渐被典范化为与现实主义判然二分的形式主义流派,并在此后峻急的政治形势下淡出文学舞台。80年代学界以“现代派”的名义重新发掘“新感觉派”,将其追认为文学史上首个现代主义流派。至此,30年代诗歌领域的“现代派”和小说领域的“新感觉派”成员合流,形成以施蛰存、戴望舒、杜衡、刘呐鸥、穆时英为核心成员的“现代派”。在新时期为这一流派清理历史浮尘和正名重建的过程中,或受制于历史遗留观念的影响,或出于意识形态站位的需要,其初始内蕴有时也可能发生位移,形成新的遮蔽。     

地缘政治变迁与旅行叙事的现代主义转向——以《在中国屏风上》为中心

20世纪旅行作家利用现代主义文学策略,叙述对于剧烈地缘政治变迁的主观经验,使旅行叙事成为严肃思索现代性后果的写作模式。发表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久的《在中国屏风上》是旅行叙事"小说化"革新的开端。毛姆借助叙述视角的有限性,以及"漫游者"对视觉现象的批判性意识,打破了以往游记控制意义生产的独白式描述。以乡村性为基点的本真中国的操演,改善了毛姆关于战争和意义断裂的现代性体验。然而,怀旧与现代性的同源性意味着毛姆对现代性不可逆性的承认,并以世界主义作为伦理回应,从而实现旅行叙事在20世纪新的文化目的。     

从容入世 慷慨留诗（下）——读《疑庵诗》、《疑庵诗续集》

三、诗人从31岁到51岁都是在宦海中浮沉,对官场上的情况是清楚的。“为宦伏深机,变化难可测,人人觑利便,啬劳弋丰获”。     

论中国诗歌的补亡精神——以《文选》补亡诗为例

束皙的《补亡诗》被列为《文选》诗众体之首,具有明补《诗经》之佚失、暗补填笙乐之歌辞两种意味。它既是西晋尚古、拟古等文学复古思潮的反映,又与当时因贵古而托古、补古的风气相关。梁代中期的文学复古思潮、尚古重源的儒家文体流变观以及《文选》的选录标准等原因,使得萧统将束氏《补亡诗》置于《选》诗之首,这就为后世的诗坛树立了一个典范。无论从狭义的角度还是从广义的角度,据事虚拟式补亡诗多有出现。这种补亡传统的发扬为小说、戏剧的发展作了铺垫。     

论中国现代意象诗学的发生

意象是中国诗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中国现代诗学继承中国古代意象诗学传统,接受西方现代意象诗学影响.本文阐述了影响中国现代意象诗学发生的中国古代意象诗学源流与西方现代主义意象诗学资源,探讨了中国现代意象诗学的发生期的理论形态及其特征.     

自然主义:从生理学到心理学——兼论自然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关系

在当时最新的科学成果——进化论、生物学、生理学和遗传学的启发下,自然主义作家获得了一种崭新的人的观念,并因此在创作中深化了对人的描写.自然主义对生理学的重视,从根本上来说乃是为了更加真实地对人的心理进行描写.自然主义的这一转变,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传统文学在人物刻画上的不足,而且也为20世纪以弗洛伊德心理学为武器专事揭示“自我”内心世界的现代主义文学事先进行了一次开创性的探索和实验.     

从基督教到东方宗教——论叔本华的宗教转向

叔本华通过重新理解康德和柏拉图的哲学 ,批评其两个世界的划分而转向印度教的“梵我合一” ,从而从基督教转向东方宗教和直觉主义。其意义在于打破了东西方宗教的隔离 ,推动了西方哲学和宗教向东方宗教的交汇。东西方哲学和宗教都应该克服各自的局限 ,为全球时代的哲学重建作出贡献。     

从“诗人之诗”到“才人之诗”与“学人之诗”——北宋边塞诗的唐音延续与宋调新声

南宋降至明清,诗论家先后以诗人之诗、文人之诗、才人之诗、学人之诗为标尺,在意境韵致、诗文融通、议论才情、学识思想等方面探讨唐宋诗歌的审美差异。就边塞诗而言,唐代边塞诗常常借助奇绝壮丽的风光、生动鲜活的形象、意象密集的画面,营造深邃感人的意境,传递慷慨悲壮的情怀,呈现出"诗人之诗"的典型特征。一方面,北宋边塞诗在乐府边塞诗与宋初边塞诗中流露唐音遗韵;另一方面,在复合人才的多重身份、多事尚论的时代土壤、以文为诗的观念技法等因素的推助之下,北宋边塞诗由主情尚虚转向主理务实,由情景交融走向情事交融、情理交融、情论交融,逐渐确立了"学人之诗"与"才人之诗"的宋调新声。这一转变,在庆历前后初具气象,在元祐前后渐臻辉煌,承载着北宋诗家对边防经略的深刻思考,对诗歌创变的积极探索,最终实现了北宋边塞诗由唐音向宋调的转变。     

论魏源的诗和诗论

魏源一生留下九百多首诗。他的诗不仅受到《诗经》、《楚辞》和汉乐府的影响,而且从阮籍、陶渊明、谢灵运、陈子昂、李白、杜甫,韩愈、自居易、苏轼等著名诗人那里吸取营养,既充满着现实主义精神,又有一定的浪漫主义色彩。从具体内容上看,魏源的诗以政治抒情诗和山水诗为最引人瞩目。其诗论也有自己的独特见解,值得注意。     

魏源的时事诗刍论

魏源是鸦片战争前后的重要诗人,在此期间,他写下了不少时事诗。他以诗歌作武器,用诗歌来揭露英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来抨击清王朝的腐败无能,揭露社会的黑暗,反映人民的苦难;同时,还用诗歌来指陈时务,筹画方略,呼唤改革。魏源的时事诗,是时代的号角,是民族的心声,在近代诗歌史上有着突出地位和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