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皋陶谟》二论

一、《商颂·那》述作和《皋陶谟》关系探索关于《商颂》的述作,我别有专文论及;认为系西周中期宋地的人,追念先王,写定古时候所遗留下来的祭祀乐章,著于竹帛,成此诗篇《商颂》。试再连类而推论及于《尚书·皋陶漠》,觉得和《商颂·那》互相比较,其间彼此因袭之迹,非常显著。必定出于同一类人物的手笔无疑。因而再加敷论,分述如次。子、《商颂·那》中乐器多同《皋陶谟》《商颂·那》诗中提起到所用的乐器,和《皋陶谟》是互相符合。《那》诗的全文如下:     

民本思想之源——《皋陶谟》

<尚书·皋陶谟>是一篇记言体政论散文,是舜帝时期的一次议政会议记录,主要是主管刑罚的大臣皋陶的发言记录.在皋陶的发言中,我们可以看到较早出现的民本思想的雏形.在皋陶的发言中,不仅对君王提出了"九德"的标准,而且还提出了治国的根本在于"知人、安民".纵观我国历史文化,民本思想也需要与时俱进.     

试论《尚书》中叹词的作用及其影响

一《尚书》是我国上古时期早期的文史典籍,相传由孔子编纂而成。《尚书》的内容,除了后人追记的《尧典》、《皋陶谟》、《禹贡》、《洪范》等几篇是纪载上古尧、舜等帝王的历史功绩以外,其余大都是记载当时政府的文诰、命令。《尚     

关于《尚书》的几个问题——与刘国忠博士商榷

与刘国忠博士《走近清华简》一书中的观点商榷,提出10个问题,并阐述下列看法:《尚书》中的诰、誓、训、命是事前草拟,届时宣读的原始文献,而谟、典是史官记录,后人美化而形成的历史故事;《尚书》小序非孔子所作,是西汉人张霸伪托孔子而作;西汉《今文尚书》28篇非孔子录百篇尚书残本,其中《禹贡》、《尧典》、《皋陶谟》是战国人编写的历史故事;西汉《古文尚书》16篇,是孔安国所献孔子家藏本;梅赜《尚书》不是西汉《古文尚书》,但两者并非毫无联系,是利用了先秦书籍曾引用的尚书篇名及语句,加以自己的阐发而另作;清华简中的两篇商书,命名为《尹至》,《尹诰》均不妥,应改命《汤尹之誓》和《尹谟》,真正的《尹诰》并不存在;《尹谟》非伊尹亲作,《史记.殷本纪》所记《咸有一德》是伊尹亲作,前者记灭夏前事,后者作于灭夏后,所以《尹谟》不是《咸有一德》;梅赜《尚书》中的《咸有一德》是魏晋人编写的伊尹训戒太甲的历史故事,《尹谟》是战国人编写的商汤与伊尹筹划反夏的历史故事,两者之间没有联系,所以文字全然不同;用《伊谟》与梅赜《尚书》中的《咸有一德》对照,而断其为伪作,方法不可取;"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十六字闪耀着思想智慧,彰显中国文化特色,延续中国文脉,朱熹不掩其思想智慧,不忍中断中国文脉,所以不完全否定梅赜《尚书》;对于西汉古文尚书16篇而言,梅赜《尚书》是伪作,但它彰显中国文化特色,延续中国文脉,形成许多格言成语,深刻注塑中国人的观念,是真实存在的书,是价值丰富之书,当代人不可斥其为伪书,应该直称其为梅赜《尚书》。     

试论《尚书》中的周公

《尚书》有古文与今文之分,古文尚书是晋人的伪作,今文尚书除尧典、皋陶谟、后世的作品外,其他诸篇均比较可靠。禹贡、洪范、吕刑等篇是研究殷代和周初历史的极其珍贵的文献。本文试图根据《尚书》来探索周公在我国古代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 周公姓姬、名旦,周武王的弟弟,周成王的叔叔。武王死时,成王年幼,由周公摄政。周公是我国古代奴隶制社会的杰出的政治家,是西周王朝的奠基人之一。在周王朝     

巧言令色鲜矣仁

子日：“巧言令色，鲜矣仁。”（《学而篇》第三章） 花言巧语甜颜蜜色的人，很少仁德。在《论语》中，孔子对“巧言令色”的斥责就有三次，《公冶长篇》加上了“足恭”，《卫灵公篇》说“巧言乱德”，足见孔子对巧言令色的反感鄙视。《诗经》说：“巧言如簧，颜之厚矣。”《尚书皋陶谟》说：“巧言令色孔壬”，孔壬是很奸佞的意思。     

从"天工人其代之"看《尚书》"受命"观的实践要义

在《尚书》经义系统内部,"受命"作为与一种"天—人"秩序密切相关的重要观念,贯穿了经文中关于历代圣王政教实践的记述.《皋陶谟》中提出的"天工人其代之"论断,表明了"天—人"秩序落实于人伦—政治实践领域的必由进路."天工"即由"天"降于人间的职事,"天子之位"即"天工"等次秩序中的最高统治分位.王者依照"天子之位"的职权...     

初唐“四杰”新文体赋之新变综论

从赋文学发展演变的历史看,先后出现了骚体赋、散体赋、骈体赋、诗体赋、律赋、宋文赋等不同的形态。有关文体赋的起源学界向有争议,其实,汉代的散体赋、唐代的新文赋,都可称之为文体赋。但初唐四杰的新文体赋主要是非赋名篇的赋作品,以赋名篇的具有文体赋因子的赋作如《浑天赋》较少。且某种文体的兴盛,归根结底是那个时代的思想文化及由此形成的审美趋向作用的结果,因"四杰"历文风革新之际、诗体新旧代变之时,学风、文风、时风熏染异俗,其文体赋作品在句式、音韵、叙事方式、抒情色调之浓淡等方面,与汉代的文体赋有所差异。同时对文体形式的选择,总是与其所承载的内容密切相关,两代盛世之不同世俗人情、作家个性特点和人性衍变之迹,以相如之《子虚》《上林》、"四杰"中之卢照邻《对蜀父老问》、骆宾王《钓矶应诘文》等新文体赋之流变生新,皆可一一明睹胜览。     

论《幽通赋》与《答宾戏》

这两篇赋虽然也被《文选》所载，在班固赋中却多被冷落，评价也不高，远不如《两都赋》那样受重视、被推崇。其实，这两篇赋相当特殊，也很重要。班固在其《汉书·叙传》中特用以叙经历、言志趣，属于自叙传性质的言志之作，是研究班固为人不可缺少的生动材料。不仅如此，这两篇先后写于班固青年与中年阶段的赋，体现了班固创作的特征，是研究班固为文的典型作品     

《红楼梦》“好了歌”文体源流考

关于《好了歌》之文体源流,当代学者多认为源于明代,不过这只是直接影响,未看到其远源在于“了语不了语”这一杂体诗.了语、不了语是一种士子文人的游戏文字,文体卑贱,源于东晋顾恺之等,最早则受到宋玉《大言赋》、《小言赋》的影响.《好了歌》继承了“了语不了语”这一陌生文体的某些质素,同时又有所改革、有所创新.了语不了语之形成,是魏晋玄学兴起及其士人尚清言、好谈玄风气的反映,与佛教、道家都有极深渊源.在好与了、色与空、盛与衰、有与无、真与假等这些互相对立的哲学范畴中,“好了”在《红楼梦》一书中具有元范畴意义.     

《尧典》与甲骨卜辞的叹词"俞"

考察了甲骨文中的叹词"俞"和先秦《尚书》中的叹词"俞"的情况,先秦其它古籍少有"俞"这个叹词,由此可证《尚书》之《尧典》来源很古。     

白居易《新乐府》创作目的、原型等考论

白居易对自己作《新乐府》的动机有一个明确的表述,即"难于指言者,辄歌之,欲稍稍进闻于上",为朝廷乐府机构进献歌词,从而发扬古人以歌言政的传统,不同于其他讽谕诗创作;白居易新乐府创作的借鉴原型不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毛诗》,而是取自《尚书.五子之歌》;新乐府创作后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很可能被朝廷的乐府机构所采用。     

江藩生平及著述散论

江藩的生平方面,通过《汪穰卿笔记》及相关文献的考证可知江藩性格的豪放不羁与生活的丰富多彩。又依据陈逢衡、包世臣的相关记载可考证江藩卒年为道光十年。文章还纠正了《中国古籍版刻辞典》中将明代“靖江藩刻本”误认为所谓明人“江藩”刻书,以及将江声《尚书集注音疏》误题为江藩所著的失误。江藩的著述方面,通过袁嘉谷《书〈汉学师承记〉后》的分析可知江藩的《汉学师承记》基于史论结合的学术史传统,虽不免存在门户之见,但也因此成为研究江藩思想的重要文献,同时该书在选人立传标准上寄托了江藩本人的遭遇和情感。又指出胡玉缙在《江郑堂〈河赋注〉书后》中认为《河赋注》是江藩本人托名钱坤所作。并以江藩所校三种古籍为例,指出以此为线索可能发现新材料。      

赞达仁的演唱风格与技巧

赞达仁,也称赞达勒,是歌曲、歌谣的意思,它是鄂伦春族民歌的体裁形式之一,是类似于汉族山歌、小调一类歌曲体裁的统称。从节拍节奏上看,赞达仁可分为两大体裁类型：一类是节奏较自由,字少腔长,曲调粗犷豪放,高亢嘹亮,我们称其为山歌类型赞达仁;另一类是节奏规整,字腔统一,具有浓厚的乡土风味,旋律优美动听,委婉流畅,我们称其为小调类型赞达仁。由于体裁类型不同,所表现的音乐形象和音乐特征也有所不同,因此在演唱风格和方法上也不尽相同。     

欧诗断论

中华书局版《欧阳修诗编年笺注》撰稿过程中,关于六首诗的片断思考,拾掇成文,论证《汉宫》是今存欧诗最早的作品,《奉送叔父都官知永州》作于天圣五年途经黄州,《奉使契丹回出上京马上作》的写作时间在年前而非年后,《水谷夜行寄予美圣俞》的写作地点在山西而非河北,《小池》诗启迪杨万里的同题诗写作,《日本刀歌》尚难定论非欧阳修所作。     

浅论关汉卿杂剧中的“关公剧”

在"元剧四大家"之一的关汉卿之杂剧创作中,以汉末三国时期蜀汉名将关羽事迹为主要内容的历史剧目如《单刀会》、《西蜀梦》等"关公剧",充分反映出宋、元以降,社会上普遍存在关公崇拜之特殊时代文化背景,并以现实主义笔法,鲜明地展示出"华夷之辨"之主题倾向,在艺术表现上则以通俗、生动见长,有"曲尽人情"之妙。     

荀卿在赋体文学史中地位的再检讨

荀卿是最早写赋的人之一。赋体文学史中,荀卿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始终是个备受关注的问题。班固以来,由于“尊经崇儒”观念的影响,人们一直把荀卿奉为赋体之祖。至清代,又有学者提出南、北赋论,认为荀卿开北赋一派。此外,荀卿还被认为是最早“以赋名篇”的人。但事实上,荀卿应是在入楚后受楚风影响才作赋,其时已晚于宋玉、更晚于屈原,其赋难以独立为北赋一体,其人也不可视为赋体之祖。     

《尚书》与中国小说

历史散文是中国小说的主要源头之一.《尚书》作为我国现存最早的历史散文集,其中后人拟托的伪古文《尚书》;虽非伪书而同样是后人追记或假托的虞书和夏书;商书、周书的许多方面都蕴含着许多小说文体的因素,并对后世的小说文体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唐人与《陌上桑》

汉乐府名篇《陌上桑》讲述了一个动人的桑中故事,塑造了一个美艳、聪慧、风流、机智的桑中美女形象。这首诗歌与它的主人公在经过从汉到隋的600余年的流传后,到唐代得到了更为广泛的喜爱与推崇。人们对它的接受除了创作中的用典、借鉴、模拟以及研究这些与前代相同的方式外,还有了前代所没有的新的接受方式,表现为类书的收录、神话传说和现实生活的吸纳等多角度、多层次的接受。这些接受方式表现了唐人的浪漫气质、创造精神和独特的审美风尚,是《陌上桑》接受史上极有特色的一页。     

《〈尚书〉平议》通假借校释方法评议

通假借是俞樾《〈尚书〉平议》的一种重要校释方法,其特色主要表现为对假借或通假理论的正确认识和综合运用。对之进行评议,以求比较同类研究,客观公正地评价并确立俞樾在训释校雠学术史上的杰出成就,对于《尚书》学史及汉语训诂学史的深入研究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