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教务杂志》看新教传教士对新文学的评介

在对华传教过程中,近代来华的新教传教士对新文学也给予了关注和评介.本文以19世纪来华的美国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创办的一本著名的英文教会刊物<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上刊登的几篇文章为例,说明作为中国现代文化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新文学也进入到了来华新教传教士们的视野中.通过对新文学的评介和传播,传教士们实际上将传教的触角深入到了影响中国现代民众精神生活的现代观念.     

《无罪获胜》语言学探微

耶稣会传教士何大化等人于1671年在广州将"诉状"、"康熙圣旨"等12篇与"康熙历案"相关的文书编印成中拉文对照的文集Innocentia Victrix(《无罪获胜》).初看,该文集只是一本"康熙历案"的卷宗.然而,如果以语言学的视角审视全书,那么我们会发现,它实际上是一本来华传教士的专业汉语教材.时代的变迁和政权的更迭,导致了明清官话语音的嬗变,加之"康熙历案"迫使传教士停止了传教活动,客观上使他们有了充裕的时间将注意力集中于学习中国的语言与文化上,从而促使在华耶稣会编辑刊印了这本汉语教科书.此教科书不仅记录了当时的汉语官话语音,而且也反映了17世纪中后期中西语言接触之实况,颇具语言学史料价值.     

德国传教士安保罗与《四书本义官话》

西方传教士是中西交通史上最早具备条件对中西文化进行较为深入、系统比较研究的群体。为了传教的需要,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入的探究。19世纪前期来华的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经典的研究,侧重于把中国经书翻译为各种西方文字。德国传教士安保罗则是独辟蹊径,对儒学经典《四书》进行了白话文翻译和注释,即《四书本义官话》。其目的是让中国孩子、中国民众更容易的理解和接受他对基督教文化与儒学思想比较分析所进行的思考,更好的实施"孔子加耶稣"的传教策略。     

也说"们--每--们"的反复变化

宋、金时期的汉语通语方言中,无论南方系或北方系,词尾"们"都读阳声韵,在北方系中并已读作次轻音.比及金代中叶以后,在北方系通语方言中,"演进为真正的轻音.由于受到此时期汉语西北方言中由"们"脱尾音变而成的词尾"弭(弥)"或"伟"的影响,读真正轻音的"们"因类化而变异为"每".而南方系通语方言由于与西北方言隔绝,"们"的读音没有受到影响.到明初以后,南方系中的"们"仍旧保持阳声韵的读法,北方系中的"每"则由于西北方音影响的消退和南方系官话方音影响的迅速增长而逐渐回复到"们".于是,在南、北两系官话方言中,"们"又重新一统天下.     

论朝峰片汉语方言的形成与归属

朝峰片是《中国语言地图集》中的一个方言地域名,是官话大区中北京官话区的一个方言片。其行政辖区包括内蒙古赤峰市、通辽市的部分旗县和辽宁省朝阳市的部分县市。远古华夏系、东夷系、东胡系等多民族语言在这里长期发展,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并与四周方言相交融,为朝峰片汉语方言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朝峰片汉语方言,实际上是晋、冀、鲁、豫、京以及东北等多种方言与早期的"朝峰话"经过长期的相互渗透、逐渐融合而形成的一种弱化了上述方言特点的,比较接近于普通话的汉语方言的变种。从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综合分析,朝峰片汉语方言更接近于东北官话。因此,朝峰片汉语方言,应归属于汉语官话区的东北官话。     

湘南(郴州)双方言的社会语言学透视

考察和研究湘南郴州双方言区的语言生活.湘南双方言的地理类型有岛状型、散点状型、片状型.人们在交际中对第一方言和第二方言的使用有备用、兼用、代用三种方式.六成以上土话居民,官话能力达到熟练或基本熟练;方言能力因年龄、性别、职业、文化程度的不同而表现出差异.家庭语言以父方为主,女性在家庭中使用语言有"近夫倾向".阅读和写作思维语言以县城官话为主.在土话社区内,人们对官话有一定的排斥行为;在母方言外社区,对官话则表现出趋附心态.     

也谈晋方言的归属

李荣先生1985年首次将山西省及其毗连地区有人声的方言从官话中分出称作晋方言.丁邦新、王福堂等先生不同意将晋方言分立为与官话平行的十大方言之一,只同意作为官话区的一支次方言.文章认为,首先要限定"早期"的时代,用早期的标准就可以将晋方言从官话中分出.     

赤峰汉语方言的形成及归属

赤峰汉语方言的形成是汉语多种方言及北方少数民族语言长期渗透、逐渐融合的结果。赤峰汉语方言应归属于北京官话区的朝峰片。     

裨治文在华政治活动述论

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来到中国后,活跃于西方国家的外交舞台上,一方面是因为身处清政府的禁教政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夹缝中,无法向民众直接传道,所以希望以西方政治、军事力量使中国“开放”,从而有利于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而他们作为少数熟悉中国语言、风俗、文化的西方人中的主体,得以可能与西方殖民势力产生密切联系。美国第一位来华传教士裨治文在华活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美国传教士与近代美国对华外交政策

美国传教士来华,主观上多具有虔诚的基督新教“使命感”,希望把“普世”信念带到中国;客观上却从属于美国对亚太的政策,传教士来华活动对美国认识中国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近代来华的美国传教士中,许多人直接地参与美国对华外交决策,这些决策中既体现了美国外交中的“现实主义”思想,服从于殖民政策,又具有“理想主义”的基督教“普世”倾向。     

京沪两地晚清、民国小报的语言文化现象

在晚清现代白话的酝酿期,北京小报以“口语白话”、上海小报以“松动文言”作为各自的语言基础,参与其间。后虽受到“五四”欧化白话的影响,却始终沿着自己的“语言文化轨道”前行。两地小报逐渐减弱或变化口语和文言的成分,至20世纪40年代,北京小报完全融入现代白话之中,上海小报则形成文言、白话、上海方言混合的局面。究其原因,与两地小报的历史渊源,市民读者和小报文人的文化水准、文化立场,及所处语言环境的制约性有关。小报语言与北京市民的“吟味”品位,和上海市民的摩登时尚精神正相联系,对营造两地现代都市和市民生活方式的氛围都已尽历史责任。证明了“口语白话”、“松动文言”与“欧化白话”三者长期共存,互相参照,才是现代汉语实际的生成状态。     

从新教传教士的译诗看新诗形式的发端

近代来华的西方传教士在运用汉语翻译基督教诗歌上,已经做过大量的运用白话翻译新诗的尝试。他们的译诗,是汉诗欧化的最早尝试。我们从这方面的翻译中,可以看到汉诗一步步走向欧化的过程,以及中国诗同外国诗之间的融合,从而形成汉诗新的特点。这种努力到五四之后,成为新诗发展的重要方向。     

美国传教士的中国研究的特点及其影响

美国的中国研究始于新传教士的来华活动,他们的研究对美国认识中国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文章通过对美国这些新传教士中国研究的主要成就和中国观的简单梳理,就其特点与影响作一探讨。     

略论《三国演义》的语言面貌

《三国演义》是我国历史演义的开山之作。从语言面貌上看,汉魏以后口语中新生的词汇现象与语法现象,都在书中有面广量大的反映,因此奠定了全书的古白话基础。为了营造历史气氛,全书中也出现了一些文言成分,是作者人为地“文言化”的结果。我们可以利用汉语史的研究成果区分这些古白话因素与文言因素。《三国演义》的这种以古白话为基础搀杂部分文言成分的语言形式,受到后出演义体历史小说的仿用,形成历史演义体语言的特色。     

白话的升格与新文学的登场——兼谈文学古今演变研究中的晚清报刊视角

白话取代文言获得主流话语权的历史事实不是一蹴而就的,也远非现代文学史所叙述的那样简单。白话升格是自晚清以来一个非常复杂的历史过程,而白话经典地位的确立,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文学在从传统走向现代过程中的复杂。     

超文本时期语言符号特征解析——以英语新词及其汉译为例

语言符号的特征从索绪尔提出以任意性为第一原则开始至今,语言学家们对语言符号的研究不断深入.如今人类进入了超文本时期,语言的动态发展是为了弥补人类在社会飞速前进过程中出现词语表达匮乏.同时,新兴词汇的出现及应用也体现了文化互补、与时俱进等时代特征,语言符号在应用层面上也增添了新的特征.文章以英语新词及其汉译为例,对超文本时期的语言符号特征进行简要的解析,认为语言符号的各种特征都具备实际应用价值.     

写作者与接受者的现代性追求

自“五四”白话文运动肇始,新的语言媒介白话文体造就了与古典文学时代迥然相异的写作者与接受者,白话文写作者与接受者的审美心理、思维方式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种变化意味着写作者对自身写作和某些文体价值的重新定位,同时,读者群的审美意识现代性转化使得写作者与接受者形成互动关系。这些变化促使现代白话文体写作进入到一种新的境界中。     

试论民族意识对现代白话发展方向的整合

在"民族形式"的论争中,通过"民族意识"的建构,"统一性"与"独立性"成为了现代白话的内在标准。这种"民族"语言观念的确立,在发展方向与现实问题两重层面上,都对现代白话的发展方向产生着重要的整合作用,从而使现代白话被日益定型成为一种"群体化"的公用型书面语言,并使白话的"现代性"与"民族性"之间形成了某种同构关系。     

关于《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若干问题的探索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作为在国内出版的近代第一份中文报刊，在中国新闻传播发展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但是，围绕着这份报刊有不少基本问题存疑，学界至今仍未能深入地研究。通过研读有关文本及对有关参与者的情况进行考察，对它的创办发行复刊及编辑出版等有关问题作探讨后得出一些新结论：《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创办是在马礼逊、梁发等人参与下进行的，它的发行和复刊更离不开华人团队的作用和贡献，这一点不可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