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中部铜佛像制作工艺传统的转换——从尼泊尔传统到昌都传统

自13世纪起,尼泊尔工匠成为西藏中部地区铜佛像制作工匠的主流,极大地影响了藏传佛教铜佛像艺术的整体面貌.昌都工匠群体源起于西藏东部昌都的嘎玛、柴维,铜佛像制作传统与历史上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教派的兴起有关.昌都铜佛像工匠群体在20世纪自东向西大规模迁徙拉萨,这与20世纪20年代十三世达赖时期遣散尼泊尔工匠启用西藏本土工匠的政策有关.20世纪中期以来,来自西藏东部昌都的铜匠在拉萨的铜像制作业中占有垄断地位,成为西藏本土铜佛像制作工艺传统的代表.     

试析藏族两种传统铸造工艺的存在——由传统铜佛像制作引发的思考

藏族工匠制作铜佛像采用的仍是传统的沙范铸造法,而尼泊尔工匠中普遍采用的失蜡铸造法在西藏地区却极少发现.沙范铸造法和失蜡法铸造法,在实际运用时有各自的局限条件.这种局限反映在西藏、尼泊尔地区整体铸造铜佛像时存在尺寸上的限制.造成失蜡法在西藏未曾被普遍采用的原因不是原料供应的问题,而是失蜡法本身的生产效率低下和西藏地区缺乏炉窑加热条件所致.通过西藏地区传统铸造工艺的存在状况推测,中国历史上铸造工艺的进化有可能是沙范法、失蜡法、陶范法这样一种顺序.     

西藏铜佛像制作“昌都工匠群”的考察

该文作者在考察西藏拉萨地区和昌都地区铜像作坊时发现,这些铜像作坊的工匠均来自昌都的柴维乡和嘎玛乡。近百年来,工匠们不断地从翁达岗村为代表的柴维乡和嘎玛乡迁到西藏各地,或者到新的地方定居组织工场,或者到西南各藏传佛教寺庙制作铜佛像,已形成中国西南最主要的制作藏传佛教铜像的工匠群体。他们主要由血缘和亲戚关系组成,并在各地建立起一个个铜佛像制作工场,对亲缘关系和昌都的地理认同成为其技艺传承的纽带。     

鲁班木作与北京清代至民国时期的市民社会

本文使用清宫造办处木作档案和田野调查资料等,讨论我国手工技艺的行业文化而不是技术文化,重点对北京木作进行个案研究.     

清宫唐卡绘画与装裱的机构及流程

本文依据大量清代内务府的原始档案和故宫博物院现存的清代唐卡,将清朝宫廷绘制藏传佛教唐卡的机构以及后期装裱流程梳理出来,并且比较了藏区唐卡和清宫唐卡二者在工艺和用料上的不同之处.     

昌都藏族铜佛像打制工艺调查

以翁达岗村为代表的昌都藏族铜佛像打制工艺,是技术与艺术的结合,具有打制大型佛像为主的鲜明特色,在藏族地区最为有名.具体的工艺与一般的铜匠工艺相比,在原料、工具与制作工艺方面既有共性,也有自己的特点.其传承历史久远,长期以来形成了开放的社区传承模式.改革开放后,形成了一种作坊手工业与包工队式的经营模式.主要的工艺传统得到保持,并且有了很大的发展,呈现出兴盛的局面.[1]     

明永乐宣德佛像源流新证——兼论明初朝廷治藏方略中甘青地区的重要地位

明代永乐宣德时期宫廷制作了大量藏传佛教金铜佛像,艺术成就卓越,在明清佛教雕塑艺术史上影响深远。文章通过研究甘肃岷县新发现的珍贵史料《西天佛子源流录》、考察岷县大崇教寺遗址暨岷县博物馆收藏永宣时期藏传佛教文物,从文献与文物两方面论证了永宣佛像源起与流传的主要原因,以及甘青地区在明朝初年朝廷治理西藏方略中的重要地位。     

日本佛教艺术

佛教于公元6世纪由朝鲜传入日本。外国僧人带着宗教艺术亦随之而来,这与佛教传入中国的情况相仿。日本第一批青铜像都是外国的原件。它们是公元552年传教团自朝鲜带入的。据记载,一名精通佛像制作工艺的工匠于公元557年继传教团之后来到日本。因此,第一批日本青铜器受到中国艺术     

苗族银饰制作工艺初探

从苗族银饰的制作工艺的角度出发,就其制作材料的取材来源的划分、制作工匠的构成、民族图腾崇拜体系对制作工艺的影响等方面进行了分析,重点在于探讨苗族银饰制作工艺中的美学内涵,希望能为少数民族的装饰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     

纳失失与元代宫廷织物的尚金风习

纳失失是蒙元时代加金织物在技术和艺术成就上最具代表性的精品,原为西域所产,通过纳贡、商业贸易、籍括工匠设局生产等途径传人中原。主要用于皇室贵族的服饰器用、宫廷祭祀和丧葬仪式,以及朝廷赏赐。元代宫廷织物尚金风习与蒙古贵族所处的社会环境、自身的民族特性和文化传统有直接关系。     

犹太人杰超常涌现诸因素分析

犹太民族以思想、文化上的成就对人类历史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 ,并为人类贡献了大量杰出人才。犹太人杰的超常涌现与犹太民族视学习为敬神的宗教观念和崇学尚智的文化传统有直接的关系 ,而以家庭、会堂、犹太中心为基础的教育实践 ,开放的民族心态 ,兼收并蓄的文化机制 ,备受迫害的民族流散经历所激发的民族意识 ,本民族杰出人物对民族精神的培育、激励作用 ,则共同形成了犹太人杰超常涌现的精神沃土     

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对中国多民族国家建设的关键作用

历史观是记忆的出发点和认同的基石,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建设中发挥关键作用。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强调“四个与共”的结构一体性和“四个共同”的过程延续性,为中国历史政治基因的延续性、合法性提供了理念维护,为多民族国家整合、建设提供了思想基础和意识形态素材,也是对外部挑战的理念回应。问题史观通过修改历史认知坐标系和思维方式,销蚀政治认同与意识形态合法性,而二元史观、多元文化主义史观等问题史观冲击了中国历史主流话语的延续性、一体性、主体性和本土性。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以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为价值立场,以强化中华民族史观认知、凝聚“五个认同”历史情感、坚定历史自信为关切,引导受教育者形成符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求的历史认知和历史评价标准。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研究述评

1988年,费孝通先生发表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论文,时至今日已20年了.在过去的这段时间里,学术界对费孝通先生所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尽管在讨论过程中呈现出的是分歧与共识并行的局面,但是这些讨论都促使这一具有结构论特点的理论体系日臻完善.本文拟就学术界在近20年里对这一理论的研究工作做一个述评.     

论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法律地位问题

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自治法规 )是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自治机关的一项自治权。自治法规的效力等级高于一般地方性法规而具有法律性质 ,但其适用范围仅限于本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上级国家机关要尊重和保障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自治机关的自治权 ,但自治法规不能规定和约束上级国家机关。制定机关和批准机关对于自治法规都享有“半个立法权”的说法 ,实际上是把报请批准自治法规视同提请审议自治法规案 ,把自治机关享有的自治法规制定权等同为拟定权。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法规报请省级人大常委会批准后生效的规定 ,是一项宪法原则 ,这是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立法体制的一大特点。在自治法规的效力等级和适用范围问题上的分歧 ,源于如何正确认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关于民族及其发展规律的理论--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民族理论研究之一

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关于民族及其发展规律的理论的基本观点包括民族有其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客观规律,其过程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社会主义时期是各民族繁荣兴旺的时期,民族特点和民族差异将长期存在;多民族的存在是我国的基本国情,等等.     

清末民初拉萨动乱性质初析

清末民初西藏地方之动乱最先在拉萨爆发,且此后该地一直为主要战场,故而这场以拉萨为主要战场的整个西藏地方的动乱局势被通称为"拉萨动乱".该乱事虽在辛亥革命的大背景下发生,但其性质不同于内地各省响应革命的行为,难以归于"革命"范畴,更不属于辛亥革命起义的一部分.所谓辛亥"汉藏冲突"这一定性并不妥当,称其为清驻藏陆军与藏族民军间的混战更符合历史事实.     

一多辩证中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构建

基于共同性意识构建的铸牢要求命运共同体意义上的吸附力和统摄力,一多辩证的基本问题关怀容括了人群社会之中“一”和“多”问题的共同存在。费孝通所提多元一体格局有着范围上的伸缩性,从个人到民族,再到世界性的存在,这种伸缩范围所体现出来的是从“多元”走向“一体”的过程。共同性意识的建构需要基于多元一体的理解来构造出一体性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未来世界将会朝向一种互惠共荣的文化自觉,这需要从中国文明立场上看世界不同文化之间存在的多元价值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构建的可能。从人之向善的共同性追求上寻求共同体价值的实现,这种文化自觉将会有助于以共同性意识构建为基础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当下的构造与铸牢的实践。     

试论噶当派的兴起原因及历史影响

噶当派是11—15世纪藏区影响较大的一个佛教教派,其兴起原因主要在于它适应了当时藏区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以及藏区佛教的发展方向。本文强调指出,噶当派在教理教义、寺院经济制度等诸多方面影响了其他教派的产生与发展;独具特色的藏传佛教的形成也与其作为藏区第一个佛教教派的历史地位密切相关。此外,噶当派对藏区社会的其他方面亦有影响。     

关于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的若干思考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衰落是必然的,要做好保护工作,就要发掘其自身的生长要素,从而采取相宜的措施。这些措施主要有提高民众的自觉意识、实现可能的功能转换、政府的重视和支持等几个方面。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要防止只做“搭台”的角色、搞“官员工程”、脱离群众、不看对象搞“一刀切”、过度开发和文化造假。     

《元朝秘史》版本流传考

《元朝秘史》是一部重要的蒙古学文献,相关研究已经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学术领域,长期以来研究成果不计其数,涉及历史、语言、文学、宗教、社会学等诸多领域。其中,文献学方面的研究开始得最早,取得的成绩较大,受关注的程度也较高。然而《元朝秘史》文献学方面的研究仍然存在继续扩展和深入的空间。例如在《元朝秘史》版本流传的考订方面,随着客观环境的逐步改善,某些方面已经有条件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前进和完善,有必要对以往的研究做些修正和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