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藏族两种传统铸造工艺的存在——由传统铜佛像制作引发的思考

藏族工匠制作铜佛像采用的仍是传统的沙范铸造法,而尼泊尔工匠中普遍采用的失蜡铸造法在西藏地区却极少发现.沙范铸造法和失蜡法铸造法,在实际运用时有各自的局限条件.这种局限反映在西藏、尼泊尔地区整体铸造铜佛像时存在尺寸上的限制.造成失蜡法在西藏未曾被普遍采用的原因不是原料供应的问题,而是失蜡法本身的生产效率低下和西藏地区缺乏炉窑加热条件所致.通过西藏地区传统铸造工艺的存在状况推测,中国历史上铸造工艺的进化有可能是沙范法、失蜡法、陶范法这样一种顺序.     

西藏中部铜佛像制作工艺传统的转换——从尼泊尔传统到昌都传统

自13世纪起,尼泊尔工匠成为西藏中部地区铜佛像制作工匠的主流,极大地影响了藏传佛教铜佛像艺术的整体面貌.昌都工匠群体源起于西藏东部昌都的嘎玛、柴维,铜佛像制作传统与历史上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教派的兴起有关.昌都铜佛像工匠群体在20世纪自东向西大规模迁徙拉萨,这与20世纪20年代十三世达赖时期遣散尼泊尔工匠启用西藏本土工匠的政策有关.20世纪中期以来,来自西藏东部昌都的铜匠在拉萨的铜像制作业中占有垄断地位,成为西藏本土铜佛像制作工艺传统的代表.     

西藏铜佛像制作“昌都工匠群”的考察

该文作者在考察西藏拉萨地区和昌都地区铜像作坊时发现,这些铜像作坊的工匠均来自昌都的柴维乡和嘎玛乡。近百年来,工匠们不断地从翁达岗村为代表的柴维乡和嘎玛乡迁到西藏各地,或者到新的地方定居组织工场,或者到西南各藏传佛教寺庙制作铜佛像,已形成中国西南最主要的制作藏传佛教铜像的工匠群体。他们主要由血缘和亲戚关系组成,并在各地建立起一个个铜佛像制作工场,对亲缘关系和昌都的地理认同成为其技艺传承的纽带。     

昌都藏族铜佛像打制工艺调查

以翁达岗村为代表的昌都藏族铜佛像打制工艺,是技术与艺术的结合,具有打制大型佛像为主的鲜明特色,在藏族地区最为有名.具体的工艺与一般的铜匠工艺相比,在原料、工具与制作工艺方面既有共性,也有自己的特点.其传承历史久远,长期以来形成了开放的社区传承模式.改革开放后,形成了一种作坊手工业与包工队式的经营模式.主要的工艺传统得到保持,并且有了很大的发展,呈现出兴盛的局面.[1]     

云南德钦藏族传统铜佛像熔模铸造工艺调查——兼论藏族传统失蜡铸造法的存在

本文作者实地考察了云南德钦藏族的铜器铸造工艺,发现了以羊油作为熔模材料、以手工塑制熔模造型的传统熔模铸造方法.本文认为这是一种独特的传统熔模铸造法,是藏族掌握传统失蜡法铸造工艺的一个例证,为我们探讨藏族传统失蜡法的存在状况提供了重要的线索.所以,藏族的熔模铸造不仅有特殊的工艺价值,对研究历史上藏族与周边地区的技术交流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探讨中国传统熔模法的起源和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     

“Tibet"或“Xizang"——关于“西藏”英译的讨论

西藏英文翻译采用汉语拼音Xizang取代Tibet,能够更准确地表达西藏作为地名的真实含义,符合国家地名翻译的规范标准,获得国际上中国的文化话语权,抵制十四世达赖分裂集团提出“大藏区”分裂祖国的图谋.     

西藏民居文化研究——基于西藏四种经济形态民居民俗的调查

民居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条件,经历漫长时间的积淀,成就了其独有的文化——民居文化.以行政区划为基本原则,将西藏划分为四种经济形态区:农区、半农半牧区、半林半农区、牧区.分别以山南昌珠村、拉萨堆龙德庆县加木村、林芝八一镇巴结村、那曲安多县果祖乡为例,对这四种经济形态区的民居民俗进行详实具体的描摹与分析,并从宗教文化,生态环境,社会、经济文化,藏族审美观几个维度对其进行深入探讨研究.     

西藏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研究——基于包容性增长的视角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推动经济社会更好更快更大发展是十二五及以后相当长时期西藏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仅要有高速持续的经济增长速度,而且同样重要的是要让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所有地区、惠及所有人群,实现包容性增长.第五次西藏工作座淡会突出强调要推进西藏跨越式发展.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必须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实现包容性发展.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西藏的实践——基于国际比较视角

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之一。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未来一个时期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出了重要部署。新时代认真总结回顾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地方的实践,有助于揭示中国特色的民族区域治理模式是中国国家治理模式的普遍性和民族地方治理特殊性的有机结合,对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参考。认真总结西藏民主改革以来的成功实践,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治藏方略的升华,对其他民族地区发展具有重大借鉴意义。     

西藏藏族就业地位的调查研究——基于三个企业的调研

旅游业是西藏战略主导产业,也是拉动就业能力强的产业,本文选择了三个旅游企业进行调查和分析.数据来源于2011年对拉萨市和林芝地区三个旅游相关企业就业情况的调查访谈.文章从企业中藏族就业数量和职务等级的视角,全面调查分析和探讨了西藏藏族的就业地位和就业状况.     

浅谈因明学在藏传佛教佛学思想建设中的作用

重视因明学的学习、研究和运用是藏传佛教的优良传统.因其求真主旨,因明与内明的关系表现为关联互动和相互促进,因明学为佛学思想的发展提供了认识的依据和标准,为佛学思想建设提供了认识论和方法论.因明学的学习方法,推动了佛学思想建设的发展.故在大力提倡开展藏传佛教佛学思想建设的今天,应努力挖掘和弘扬因明学的优良传统,积极推进因明学的系统化、通俗化和时代化建设,从根本上提高因明学的理论应用水平和效用能力,将因明学建设的成果运用于藏传佛教佛学思想建设的实际,并发挥因明学在佛学思想建设中的带动创新作用,促进佛学思想建设的发展.     

清代黑龙江流域少数民族管理机构

清入关后,为加强黑龙江流域少数民族的管理,从中央到地方建立起一整套行政机构。在中央特设理藩院,在地方则设有驻防将军、副都统、城守尉、协领等,诸管理机构的设立在客观上巩固了清朝在当地的统治。     

积极地科学地创造性地继承和弘扬优秀民族传统文化--《西藏传统养生体育文化》代序

在西藏工作久了,免不了经常思考一些西藏有别于其他地方之处。西藏地处世界屋脊,高寒缺氧,气候恶劣,灾害连绵,甚至被一些人称为“生命禁区”。然而,就在这块山川壮丽的土地上,以藏族为主体的各族人民世代繁衍,辛勤劳作,不仅顽强地生活下来,而且创造了无愧于世界的优秀文化。每每思之,总是对我们高原的先民,对我们为之献身的西藏,充满了无限的爱戴和自豪。     

毛泽东治藏思想理论研究——从民族与宗教视角分析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西藏实际相结合,紧紧抓住民族和宗教两件大事,坚持"慎重稳进"方针推进民主改革,历史性废除西藏封建农奴主土地所有制,摧毁官家、贵族、寺庙上层僧侣"三大领主"统治的经济基础;废除西藏"政教合一"制度,把宗教教权与世俗政权分开,实现政教分离;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建立西藏人民民主政权,开创西藏发展史上的新纪元.     

双语教育:清末川边藏区兴学之关键——兼谈清末川边藏区双语教育的基本模式

20世纪初,清政府在川边藏区进行了以改土归流为核心的全面改革,内容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其中,教育改革的首要任务是解决语言问题,因此,藏汉双语教育成了改革的重要内容。当时双语教育的主要模式有:师资培养模式和普及教育模式。事实表明,两种模式是川边兴学的关键,对目前藏区的双语教育具有启发与借鉴作用。     

研究清代西藏必读的一部历史文献集成——《清朝治理新疆方略汇编》评介

由著名学者、藏学家张羽新教授主编的《清朝治理新疆方略汇编》(以下简称《汇编》),2006年由学苑出版社出版发行。这套大型历史典籍汇编,共收录有关清朝治理新疆的典籍70种,逾2000万字,是第一次用文献汇编的形式,全面、系统地总结清朝治理新疆的经验教训,为新疆的稳定与发展提供历史的借鉴。从学术角度来说,这套《汇编》对于清代西藏问题的研究,也是不可多得的重要文献史料。     

试论乾隆对回民的政策--兼评李普曼《论大清律例当中的伊斯兰教和穆斯林》

本文针对李普曼<论大清律例当中的伊斯兰教和穆斯林>一文中乾隆"歧视回民"的观点,通过大量的史料和事件的分析,论证乾隆没有歧视回民.     

晚清留日回族学生与辛亥革命——基于“留东清真教育会”会员史迹的考察

在中国伊斯兰教和回族历史中,留东清真教育会的组建及其刊物《醒回篇》的发行,以及其爱国爱教的思想颇受后世关注,但其成员与辛亥革命的关系一直没有得到深入的研究和讨论。本文考订留东清真教育会主要成员事迹,探析其与同盟会的关系,发掘其成员归国后在各省光复运动中的表现,揭示晚清回族留日学生与辛亥革命的关联,认为该会是受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创立的一个革命团体。留东清真教育会成员的行动,体现了近代回族的文化自觉和国家认同,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民主共和观念对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发展的影响。     

陕北出土三方唐五代党项拓拔氏墓志考释--兼论党项拓拔氏之族源问题

最近第一次公布的陕北出土唐至五代三方党项拓拔氏墓志(<拓拔守寂墓志>、<李仁宝墓志>和<破丑氏夫人墓志>),对于建立西夏政权的党项拓拔氏早期历史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本文在对上述三方墓志考释的基础上,基本理清了唐初党项拓拔氏部迁徙的历史,即迁徙的时间和地点等问题;辨证其主要家族的世系及活动,解决了过去中外学者研究中的疑难之处;以三方墓志对其祖源的记述为根据,讨论了学界长期争论的党项拓拔氏的族源问题.笔者认为,应以史书及<拓拔守寂墓志>所记其源于西羌为确,并研讨了党项拓拔氏从唐末后攀附元魏鲜卑拓跋氏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