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灾异说之流变

灾异、符瑞观念的引入,使儒家学说与统治者在政治上找到了新的契合点.灾异说在汉代蔚为大观,影响甚大.董仲舒将灾异说纳入到儒家思想体系中,在天人合一理念的基础上系统地提出了天人感应的理论,提出了灾异--浊政说,改变了儒家"不语怪力乱神"的传统,使儒家思想与政治更紧密地结合起来、为儒家学说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长期居于"一尊"的显赫地位打下了理论基础.汉代以后,灾异说对中国古代的政治生活和市民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董仲舒伦理教育思想探析

董仲舒是西汉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董仲舒以儒家思想为主线,在吸收先秦法家、阴阳五行等思想基础上提出了汉代儒家今文经学的伦理教育思想.董仲舒将伦理教育作为儒家教育思想的主线,其所主张的“三纲五常”“德主刑辅”的道德伦理教育内容,以及其教育原则和方法成为儒家伦理教育的典范.其思想既是对以前学说的继承,又有其自身特色,对西汉之后儒家伦理教育思想与人们的社会道德实践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有为与无为看儒道的互补

儒家和道家在先秦号称“显学”。但从汉代开始儒家思想占据正统地位,统治中国思想界达二千多年,但这期间儒家也面临着挑战,也需要吸收其他思想,其中对道家的吸收最为典型,使儒家和道家在政治旨趣和人生态度上,互相影响、互相补充,使中国传统文化丰富多彩、充满活力。     

儒"义"考论

在儒家思想中,"仁"、"义"是其重要的两端.本文从先秦儒家思想发展的角度出发,探讨了自孔子、子思、孟子到荀子等儒家学派不同时期对"义"的发展和规范,认为在先秦儒家思想中,"义"并不是作为一个单独的伦理道德范畴孤立存在,而与"道"、"仁"、"礼"、"勇"等紧密相联.它既是政治理想的规范,道德伦理的标准,又是完美人格的重要方面,对我国国民性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孟子性善论到董仲舒人性三品说的思想转向

儒家人性论从孟子到董仲舒经过了一个由高到低的思想转向过程,这一转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儒家学说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的发展过程,直到唐朝的思想家李翱提出复性论思想,儒家思想才被提升上来并在宋元明清时期获得了重大发展.     

试论先秦儒家的犯罪学思想

中国古代的犯罪学思想最早可追溯到夏商周三代时期。先秦儒家承袭了前代的犯罪学思想 ,但又予以改造和发展。先秦儒家的犯罪学思想是世俗的思想理论 ,这一理论摆脱了神权的束缚 ,以民本主义的观点对犯罪问题进行了诸多探讨 ,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上曾有深远的影响。先秦儒家的犯罪原因理论、先秦儒家的犯罪防治主张以及伦理(道德 )与犯罪之关系三个方面的问题是本文探讨的主要内容。     

天人感应中的“天”“人”关系

董仲舒是西汉著名的思想家,他的政治哲学成为汉代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也对整个中国政治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天人感应理论就是董仲舒在继承先秦儒家思想的基础上,杂糅百家用于阐释其政治哲学的表现形式。厘清其中的＂天＂＂人＂关系,是理解董仲舒哲学思想的关键。     

论孔子儒家政治思想

孔子儒家政治思想对中国古代社会政治影响巨大而深远。从历史发展上来看,儒家起源于治国安邦的政治活动。儒家的古代圣人是伟大政治家,儒家传承周代国家治理的礼乐文化。孔子儒家关注社会人生,担负入世参政的使命。对于政治,孔子有非常全面深刻的思想。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历史中,孔子儒家政治思想不断传承发展。在当代中国,许多政治理论和实践也和儒家思想有内在联系。     

道家思想和中国文学

和儒家不同,道家著作业没有对文艺问题进行专门的论述,然而,道家学说中的很多理论却与文艺的自身规律相符合,所以,千百年来,儒家思想固然对中国文艺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道家思想对中国文艺所产生的影响,决不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之下。 道家思想对文艺产生的深刻影响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现代新儒家的区分问题探析

现代新儒家自从20世纪20年代形成之后,至今已有80余年的时间。随着时代的变换,他们的思想也在不断地变化,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思想体系。怎样区分现代新儒家是一个复杂而艰难的问题,学术界对这个问题一直争论不休。但综观现代新儒家的思想发展轨迹,能够看到他们的思想在每一社会变革时期都反映出他们所处的时代特征,他们所注重的学术观点也在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因此,通过分析变化中的不同时代特征,能够看到新儒家思想的发展趋向,通过考察新儒家思想的发展轨迹,又能够解决现代新儒家的区分问题。     

严遵、扬雄的道家思想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此后处于在野地位的道家思想依然以支流或暗流的形式在社会上广泛流传.道家学说处柔守雌、超然物外的思想倾向,也往往成为失意士人心理上的慰藉和精神上的依托,引起他们的共鸣.另外,随着社会政治危机的不断加深,许多士人将目光转向诸子之学,其中相当一批士人追慕、向往汉初的黄老无为之治,试图搬出道家学说作为救世良方.严遵著<老子指归>,继承、发挥<老子>之说,提出了系统的宇宙生成理论和辩证法思想.扬雄撰<太玄>等,将源于老子之道的玄作为最高范畴,并在构筑宇宙生成图式、探索事物发展规律时,对道家思想多有融摄和发展.     

儒学南传与岭南儒学的变迁

儒学在战国时期就已传到岭南,直到汉武帝在全国推行“独尊儒术”的政策后,儒学才开始在岭南普及开来。随后,儒学的不同发展形态也先后在岭南风行起来。进入明代中叶,陈献章在岭南开创了与程朱理学、陆王心学鼎足为三的江门学派,同时也奠定了岭学在全国的地位。儒学在岭南的发展过程中经历的巨变主要表现为：岭南文化结构上的从远儒尚朴到崇儒容外,儒家经典关注上的从《春秋》兴文到《大学》治世,儒学重构思路上的从以道释儒到以儒释新,社会价值观上的从士民二元到士民一致。     

诏书与西汉时期的儒学传播——以《汉书》帝纪为中心的考察

西汉中期,儒学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大大提高,这也反映在诏书内。西汉诏书大多由儒学化的学士撰草,在行书过程中,有着与儒家经典相同的思维方式和论述模式。儒学化诏书形成于汉武帝时期,并成为古代社会通行的诏书形制。西汉诏书不仅广泛引用儒家经典如《尚书》、《诗经》等的文字,其内容也体现了儒学的思想价值,是儒学思想的重要载体。这个载体因为由国家以法律的形式发布,较之儒学典籍的传播和学校教育,其覆盖面更为广大,从而成为西汉儒学传播的另一重要渠道。儒学化诏书的出现,不仅是西汉中后期主流政治价值观转向的体现,也是政府意欲推行儒学以教化民众的措施。国家以诏书形式参与儒学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促进了儒学对当时民众社会的"涵化",推进了汉代社会以儒家价值观为核心的共同价值观的形成。     

汉儒思想的现代诠释

汉儒思想是中国文化的重要遗产,这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对其内在的哲学-文化价值的认识仍有多种不同的诠释。汉代儒学具有深层哲学价值和意义,富有深奥的文化意义和发展变化的活力,不能仅仅被当作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代言人。汉代儒学综合其他各家思想,成为被官方和大众所认可的、占统治地位的学说。汉代儒生们一直以来为这样一个矛盾所困扰,即他们珍视的“大一统”、“太平”和“大同”世界中的“人性至善”理想与森严的帝国体制现实之间的矛盾。在这个矛盾中,他们一边履行自己的基本职责——保护和教授传统的道德理想,一边努力倡导改革秦朝法治统治传承下来的帝国体制。     

略论秦汉变革之际的叔孙通

秦汉变革之际，叔孙通作为儒家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审时度势，应变自如；持守儒家学说，又不囿于门户之见。他几经周折，终于取得汉初统治者信任。汉初政权得以巩固和发展，儒学至汉武帝时得以成为显学，叔孙通功不可没。     

汉代中前期的政治结构与"霸王道杂之"的政治意义

汉初到汉代中期政治结构的变迁,为汉代中期“霸王道杂之”的统治思想的调整提供了可能。所谓霸王道杂之,即在统治思想上儒、法并用,其实质是以法制为内核而“缘饰以儒术”。它既从思想上强调大一统的统治秩序,又从行政运作上兼顾依法行政原则。这一国策实施的结果是使政治清明、政治通道通畅、统治思想得以理顺。     

汉代经学博士与经典学术权威的政治制造

汉高祖刘邦及其布衣卿相建立汉帝国后,采取了无为而治的政治理念,儒生儒学在汉初的政治建设和思想建设中并未发挥更大的政治作用。除稷嗣君叔孙通、贾太傅而外,诸儒生博士鲜有政治影响力。经学大师在民间锲而不舍地传授着儒家经典,已经入仕的经学宗师和儒家私学弟子在政治上遥相呼应,经过几代儒生坚持不懈的政治努力,汉武帝立五经博士于学官,五经遂成为官学的教材,儒家思想逐渐成为汉代的指导思想。五经博士不仅仅培养了大量的彬彬汉吏,由于经学权威的应运而生,在国家官僚体系内部形成了以学术为核心的政治集团,相关利益共同体的发展与衰微决定了汉代经学的发展趋势,也影响了汉代政治的走向。     

论北宋咏物赋的借物言理

本文论述北宋咏物赋借物言理的文化现象,分成借物阐儒家之理、借物言释家之理、借物述道家之理等三个部分,并分析了宋代理学糅合儒、释、道三家学说的思想表现。     

王莽改制与两汉儒学风气的转折

汉代为传统儒学发展和演变的关键时期,比较东西两汉的儒学不难发现,王莽改制后两汉儒学风气存在着理想主义向理性行政的转折。西汉儒学鼓动着理想主义的复古热情,最终导致了王莽大规模的复古改制,这是西汉儒学理想主义发展到顶峰的表现;但是由于王莽改制的失败,儒学理想主义受挫,随着东汉光武帝理性行政的推广,东汉儒学呈现出向现实主义回归的倾向。     

德润四海——董仲舒“大一统”思想与汉武帝“西南夷”经略

汉武帝时期,经学思想与政治由各自发展而汇入同一时代脉搏.作为这一时期的"儒者宗",董仲舒努力改造儒学,使之成为实用于社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其"大一统"学说适应了汉武帝"德润四海"的需求,从而完成了儒学由上到下的过渡.但是由于汉匈战争,董仲舒的思想对匈奴并没有机会施展.由于有唐蒙凿路和张骞考察所奠定的基础,汉武帝决心对西南夷进行开拓与经营.因西南夷地理位置特殊,且在"四夷"中军事实力最弱,不会对中原王朝构成威胁.当汉王朝把军队集中于北部边郡,便不可能对西南夷采取像对匈奴一样的武力攻伐.对西南夷的经略实为汉王朝推广董仲舒"大一统"的思想提供了空间.这一儒学思想的实施集中体现在西南夷的开拓道路、置吏及移民方面.汉朝经略西南夷成为董仲舒思想在对待夷夏问题上的第一次成功实践.西南夷的开拓奠定了儒学的正宗地位.董仲舒"大一统"思想成为此后各代王朝的主导思想,对当今加强民族团结、发展民族经济与文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