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越绝书》及其作者

《越绝书》是一部古籍,《四库全书》编入史部载记类,历来公私书目也常常编入杂史、稗史之类,所以它是我国的一部古老历史文献.《越绝书》的内容,有三方面为历来学者所特别重视.第一,此书详细记载了吴越交兵,越王勾践生聚教训,最后兴越灭吴、称霸中原的经过,内容涉及兵法、权谋、术数等等,所以清钱培名在其《越绝书札记》中说:“《越绝》,复仇之书也”.第二,《越绝书》为我国以后出现的大量地方志开创了范例,万历《绍兴府志》卷五十八序志说:“其文奥古多奇,《地传》序形势、营构始末、道里远近,是地志祖.”乾隆《醴泉县志》毕沅序说;“一方之志,始于《越绝》”.此书中特别是《吴地传》与《地传》两篇,对吴越山川、地理、城池、物产     

古地理书五事——读历史地理文献札记

《山海经》成书年代和作者《山海经》一书,以其瓖伟瑰奇著称于世,以其古朴豪放的特殊风格为人们所喜爱,学界公认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地理著作。然而,《山海经》究竟何时成书?又撰人属谁?最早校定是书的西汉刘歆说:“禹别九州,任土作贡,而益等类物善恶,著《山海经》。”后来东汉王充《论衡·别通篇》、赵晔《吴越春秋》、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书证篇》、唐人《隋书·经籍志》等,均因袭此说。对于书内之有后世名物,颜氏     

关于《中庸》的作者及著作年代

《中庸》一书,在我国思想领域里有着广泛的影响。近代的思想史、哲学史、教育史著作,每每都要提到它。它的作者是谁?成书于何时?这似乎都已不成问题。《史记·孔子世家》说:“子思作《中庸》。”后汉郑玄亦如此说。宋儒朱熹以《中庸》为     

我与书的故事

苏联文学家高尔基说：“爱书吧!书是知识的源泉”。我国古代文学家在《大学》（与《中庸》、《论语》、《孟子》合称“四书”）中说：“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     

论谭嗣同政治思想中的民主因素

一谭嗣同政治思想中的民主因素来源于我国传统的民主思想。他说: 几为仁学者,……于中国书当通《易》、《春秋公羊传》、《论语》、《札记》、《孟子》、《庄子》、《墨子》、《史记》,及陶渊明、周茂叔、张横渠、陆子、王阳明、王船山、黄梨州之书。从谭嗣同的读书笔记《石菊影庐笔识》来看,它涉及我国古代著作几十部,他对其中不少的书都写有心得,可见,谭嗣同从我国古代的传统思想中吸取了营养,其中也不乏古代传统的民主思想。《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庄子》的“递相为君臣国,人人可以居之”,墨子的摩顶放踵之志,都对谭嗣同政治思想中的民主因素的形成起了作用。谭嗣同在《上欧阳瓣姜师书》中说孔子是主张兴民权的,孟子“畅发民     

王羲之生卒年辨证

王羲之的生卒年,历来众说纷纭,就我所见,至今已有五说。一说是公元321—379年。此说源出羊欣《笔阵图》:王右军年三十三书《兰亭序》。清学者钱大昕根据此说,在他的《疑年录》中载:“王逸少,五十九,生大兴四年辛巳,卒太元四年己卯。”大兴四年为公元321年,太元四年为公元379年。今人史学家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采用此说。新编《辞海》也用此说。二说是公元303—361年。此说源于唐张怀瓘《书断》。《书断》载:“王羲之……升平五年卒,年五十九。”升平五年为公元361年,逆推生于太安二年,即公元303年。宋代学者黄     

试论《说文解字》中的“省变”

《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百科性字典,是汉字理论集大成的书.著者许慎不仅给传统的“六书”下了定义,从而开创了汉字理论的新纪元;而且首次发现、总结了“省声”,“省形”说.对汉字结构作了补充说明,并把它们总结为造字法,付诸分析《说文》部分汉字结构的实践.例如:     

《说文段注》精核发微(附索引)

黄侃《与友人论治不学书》云:“《段注》多说经义,类皆精核,使人因治《说文》而得治经之法;其可宝重,政在于此。”黄先生所说的“经”,实际上包括了群书的,不限于古人所说的“经书”。因为《段注》所校释的群书总共有三百零二种,其中如《毛诗》、《左传》、《史记》、《国语》、《庄子》、《楚辞》等三十多种书,每种竟达一百条以上。学术界只看到王念孙《读书杂志》、卢文弨《群书拾补》等的贡献,其实《段注》所涉猎到的书籍,比王、卢的     

试论江西广昌古代天文学家揭暄《写天新语》--兼比较揭暄与哥白尼的写天新语

公元前托勒密的“地球中心说”在西方统治了1500年,公元1543年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提出了“日心地动说”,首次把宇宙学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在此说传入中国之前,我国明末清初的天文学家揭暄《璇玑遗述》即《写天新语》、《昊书》、《性书》等天文著作,提出了天地万物“气化说”,“星以日为主”,“日以天为主”;“天外皆天”,“天内皆天”,“广厚无际,天球无数”说。其宇宙学超出了太阳系,近似现代科学的宇宙无限论。     

秦汉时期的三次焚书及其性质

我国的先秦文化典籍,其成书年代论者说法不一,但春秋末孔子整理、删定《六经》说,多数学者则认为可信。西汉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写道:“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于是孔子便“追迹三代之礼。”孔子自言:“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足,则吾能征之矣。”遂在以往官府仪礼的基础上,整理删补而成《礼记》;孔子又“上纪唐(尧)虞(舜)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遂成《书传》;鲁哀公十一年(前484年)冬孔子返鲁,是时道衰乐废,孔子乃正之,遂定《乐》;《孔子世家》又载:“古者《诗》     

《草堂诗余》志略

《草堂诗余》是宋人编选宋人词(有小部分唐、五代词)的总集的一种,编者不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王楙《野客丛书》作于庆元间,已引《草堂诗余》张仲宗《满江红》词证蝶粉蜂黄之语。”那么这书应编成在庆元(南宋宁宗年号1195—1200)以前。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说:《草堂诗余》二卷,书坊编集者。”这是这书最早见于目录书的著录。 这书的编集出于书坊,所以所定书名不伦不类。明杨升庵认为:因为李青莲诗称草堂集,词的产生以李白的《忆秦娥》、《菩萨蛮》为开山祖,由此有草堂之名,这说法     

《曲考》非《剧说》辨析

清人焦循所著《剧说》一书,是一部研究中国古典戏曲的历史文献,历来为戏曲史家所推崇。中国戏曲研究院编辑的《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出版)收录了是书,并在《剧说提要》中介绍说:“焦氏尤好戏曲,著有《曲考》、《剧说》及《花部农谭》。《曲考》今不传,但可于《扬州画舫录》所载《曲海目》一条见其大概。”的确,李斗《扬州画舫录》中对《曲考》首先有所录载,随后支丰     

“常”义辨

“常”的本义非为“裳”许慎《说文》释“常”为“下帬也。”段玉裁注:“《礼记》深衣续衽钩边要缝半下。今字裳行而常废矣。”《说文》认“下帬(裙)”,为“常”之本义,“裳”为或体。考之《尚书》《易经》《诗经》《尔雅》等书,“常”“裳”有别,无一相混,许慎、段氏说法无证可据。如《书·立政》:常伯、常任、常事、常人     

关于南诏的三个称谓

一、说“诏”公元七至九世纪,在伟大祖国的西南边疆,兴起了一个雄踞一方的政权.有人把它称为“南诏国”,有人则称之为“南诏政权”.关于南诏这个称谓的由来,最早见于唐代樊绰的《蛮书》,其后,见于宋代欧阳修的《新唐书》,现把两书所载,转引于下:《蛮书》卷三说:“蒙舍,一诏也.居蒙舍川,在诸部落之南,故称南诏也.姓蒙”.(向达:《蛮书校注》中华书局出版第67页)《新唐书·南蛮传》说:“夷语王为诏……蒙舍诏在诸部南,故称南诏.”(《新唐书》中华书局校点本第20册第6267     

读郑樵《通志·校仇略》

<正> 《通志》二百卷是一部纪传体的通史。是郑樵“会通”学术思想在史学编制上的最根本的反映,其中二十略是全书的精华。而《校仇略》、《艺文略》、《图谱略》三篇又是他的代表作,充分体现了郑樵的目录学思想。《通志·校仇略》是我国第一部目录学论著,虽然从书的名称看,此书是关于“校仇学”的,但它是目录学理论的专著,系统地论述了我国目录学的原理和规则。在书中郑樵第一次明确了治学、图书、类例三者之间的关系,他写道:“学之不专者,为书之不明也;书之不明者,为类例之不分也。”又说,“类例分则百家九流各有条理。”并通过说明三者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指出了目录学的任务,提出:“欲明书者,在于明类例”、“类例既分,学术自明,以其先后本末具在”,“观其书可以知其学之源流”。     

刘知几的编辑观——中国第一部古典编辑学《史通》述评

唐代著名史学家、编辑学家刘知几的《史通》,历来被推崇为中国第一部史学理论著作,与中国第一部文学理论著作《文心雕龙》享有同等地位。宋代学者黄山谷说:“论文则《文心雕龙》,评史则《史通》,二书不可不观,实有益于后学”。清代学者黄叔琳说:刘知几《史通》一“书在文史类中,允与刘彦和之《雕龙》相匹,徐坚谓史氏宜置座右,信也”。今人张舜徽教授说:“综观《史通》全书,……得与《文心雕龙》分途并驾,同为悬诸日月不刊之书”。     

论刘向的儒家思想

明代董其昌在《说苑·序》中说:汉承秦后,师异道,人异学,自仲舒始有大一统之说,然世犹未知归趣。向之此书,虽未尽洗战国余习,大都主《齐鲁论》、《家语》而稍附杂以诸子,不至逐流而忘委,是以独列于儒家,是为述圣,可传也。不独是董氏,在后人的眼里,刘向一向被认为是儒家。宋高似孙《子略》说:“至其正纪纲,迪教化,辨邪正,猿异端,以为汉规监者,尽在此书”。尽管评论有失偏颇之处,也认为《说苑》归本于儒术。纪昀不仅说《说苑》“议论醇正”,还盛赞刘向为“不愧儒宗”。因此,自《汉书·艺文志》始,以后的《艺文》、《经籍》、《书录》等著作,除《宋史》归于杂家外,无一不把《说苑》列于儒家类。日本人尾张关嘉评价更高:“嘉尝读《说苑》,以为是书可谓五经之鼓吹也”。     

苏轼《论语说》钩沉

苏轼有三部学术专著,即《易传》、《书传》和《论语说》,《易传》、《书传》流传至今,《论语说》却亡佚了。 《论语说》作于谪居黄州之时。苏轼《黄州上文潞公书》云:“到黄州,无所用心,辄复覃思於《易》、《论语》,端居深念,若有所得,遂因先子之学,作《易传》九卷。又自以意作《论语说》五卷。……《易传》文多,未有力装写,独致《论语说》五卷。公退闲暇,一为读之,就使无取,亦足见其穷不忘道,老而能学也。”(《东坡集》卷二十九)书作于元丰五年     

描写人情,千态毕露——《岐路灯》艺术浅谈之二

有人说:“《岐路灯》一书,虽寓言,而描写人情,屈曲相尽”。的确,《岐路灯》一书在塑造人物方面,是有较高成就的。尤其是当我们把这部小说放在我国古典小说发展的长河中去鉴赏、比较、分析时,更可以看出它写人艺术的不可低估的价值。 众所周知,我国古典白话小说发展到明代,已完成了由群众口头创作到文人整理、加工乃至再创造的过渡。一些带有总结性的代表作已经形成,如历史小说《三国演义》、     

“辩则尽故”——论荀子的“争鸣”观

说到“争鸣”,人们就油然想起我国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争鸣”的盛况。郭沫若在《十批判书》说:“荀子是先秦诸子中最后一位大师,他不仅集了儒家的大成,而且可以说是集了百家的大成的。”所以如此,是同荀子对“辩说”即“争鸣”有一套独特精当的看法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