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武帝继承发展秦统一事业的历史作用

汉武帝刘彻,是西汉中期法家的杰出代表人物。他继续推行法家路线,发展了秦始皇开创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制度,为巩固统一和发展封建经济、政治、文化等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历代尊孔反法的反动派,吹捧屁儒董仲舒,妄图抹煞汉武帝的法家精神和进步作用。叛徒、卖国贼林彪及其死党陈伯达公开叫嚣“大家都当董仲舒”,胡说什么汉武帝的建树,是实行董仲舒儒家路线的结果。这纯属混淆儒法斗争实质、颠倒路线是非的反动谬论。我们必     

批所谓中国近代“儒法斗争”

“儒法斗争贯穿两千多年,一直影响到现在,继续到现在”,这是“四人帮”利用批儒评法,大搞影射史学,进行篡党夺权活动而制造的一个无耻谎言。他们为了把这个谎言说成是真理,继承了买办洋奴胡适的衣钵,大搞实用主义,把历史看成可以任意摆布的一百个大钱,硬把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史,说成是两千多年来“儒法斗争的继续”。并且在他们     

作为皇权思想的董仲舒历史哲学

董仲舒的《公羊》学产生了一套思辨历史哲学,本质上是一种皇权思想,与现实政治密不可分。为研究作为皇权思想的董仲舒历史哲学,运用文献分析法,从4个方面分析其历史哲学产生的时代背景。研究认为,董仲舒的《公羊》学具有3个特点:提出天命—神意史观,以天人合一的宇宙论解释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以君权神授说论证皇权合法性;提出王朝的三统循环的历史规律,将君王上升到历史主体的地位,认为皇权永恒;提出历史变易理论,呼应政治变革。从董仲舒以“三统”说和“大一统”说相配合、相交织的历史哲学是在西汉皇权巩固与扩张的政治背景下形成的,对比同时代罗马帝国未能产生高度系统化历史哲学的情形,这一点更明显。董仲舒历史哲学本质上是一种服务于现实政治的皇权思想,既论证了皇权统治合法性,又为当时皇权政治的发展与政治变革提供了理论依据。     

颠倒历史是为了篡权复辟

王张江姚反党集团为了篡党夺权,大造反革命舆论。他们也把史学作为篡党夺权的工具,贩卖历史唯心主义,歪曲、伪造和颠倒历史,把中国历史搞得面目全非。“四人帮”原是一伙不学无术之徒,对史学一窍不通,但忽然染上了历史癖,大谈其历史。他们把中国阶级斗争的历史篡改成“儒法斗争史”,把劳动人民创造的历史颠     

评董仲舒的唯心主义美学观

董仲舒是先秦时代儒家思想的继承者,同时又是汉代神学思想的创建者。他为了适应汉武帝刘彻实行“大一统”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需要,而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并把孔孟之道和阴阳五行之说融合起来,炮制了一套“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等等的神学目的论思想体系。汉代的封建统治阶级由推崇黄老思想而转变为“独尊儒术”,甚至提倡谶纬神学,就是从董仲舒开始的;他曾被称“为儒者宗”(《汉书·五行志》),足见其影响之大。董仲舒的这种神学唯心主义思想也贯彻在他的美学观中。他把先秦儒家的美学思想完全加以神学化,而成为汉代神学唯心主义美学思想的首创者。这似乎从未引起学者的注意和研究,现在我试从上述两个方面加以评述。     

论汉武帝是否独尊儒术——也谈思想方法问题

“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是董仲舒的一个建议。这个建议汉武帝并未全部采纳。所以董的建议与汉武帝的学术思想政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二者不能混同。“霸王道杂之”的儒法结合的思想是汉武帝的指导思想 ,虽然汉武帝也兼用儒法以外的各家 ,但这各家同样不是其指导思想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质疑

中国思想、哲学与文化史的众多论著皆谓自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汉武帝即将其奉为统治思想。历代沿袭其说,已成定论。通过对汉武帝用人、崇儒的终始加以考察,发现汉武帝时期是儒、法、道并用。儒家定于一尊有一个曲折的历史过程。     

不许借批儒评法歪曲鲁迅——斥石望江《研究法家要古为今用》

一九七四年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四人帮”为了给他们的篡党夺权制造舆论,嗾使其御用文人罗思鼎梁效等,抛出了大量论述历史上儒法斗争的大毒草。他们用唯心论形而上学的观点同方法,歪曲历史事实,背叛马克思主义,把两千多年来在封建社会中的历史发展,说成是地主阶级内部法家一派推行政治革新运动的结果,而一部中国政治思想史,主要是一部儒法斗争史。     

论汉武帝的法治路线——兼谈汉武帝与董仲舒“独尊儒术”的关系

汉武帝刘彻(公元前156年——公元前87年)是杰出的法家代表人物。他继承了秦始皇、汉高祖的法治路线,对于巩周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和我国古代社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汉武帝又容纳了孔孟之道的忠实信徒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口号。冈此,对汉武帝的评价,历来存在着不同的论述。长期以来,尊儒反法派肆意歪曲汉武帝的法家真相,甚至把汉武帝时期取得的历史成就,偷天换日地归结为接受董仲舒建议的结果。现代的大儒林彪也大肆吹捧董仲舒,恶毒攻击法家是“罚     

董仲舒“天人感应”论批判

董仲舒(公元前179——前104年)是西汉时期的唯心主义哲学家,他向汉武帝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并且用神秘的阴阳五行理论解释孔孟的学说,创立了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为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服务。这种“天人感应”论,就建立和巩固封建大一统来说,适应了时代的需要,在当时起了进步的作用。但是,这并不等于说这种哲学思想本身是正确的。恰恰相反,它是一种极其荒谬的神学唯心论。而这种荒谬的东西,又为中国尔后一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和封建宗法伦理秩序提供了重要的精神支柱,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起了极坏的作用。今天,当我们要彻底清除封建主义残余的时候,重新批判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并不是没有意义的。     

儒家“大一统”思想是中华民族统一的政治基础

（《汉书·董仲舒传》）中的“大一统”思想,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观念之一,这在《公羊春秋传》中得到集中体现汉武帝通过对“公羊学”的推崇,使“大一统”成为当时社会文化的主旋律。（《汉书·武帝纪》）中,董仲舒在回答汉武帝“天人三策”的奏章中指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因此他向皇帝建议“罢黜百家”,用思想的统一来维持天下一统儒学“大一统”的观念还有国家领土统一的意义。“大一统”的本意是说以统一为纲,以确立有序的社会制度来达到治平天下的目标为大孔子一生向往、歌颂、寻求“一匡天下”的“大一统”,这种理想就落实在他所编写的《春秋》一书中．也许用少数民族政治家对于儒家“大一统”的理解,更有助于说明问题。“和而不同”和“大一统”思想作为一种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传统,深深地植根于我们民族的血脉之中、“大一统”使得中华民族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民族。     

承继与发展:司马迁与董仲舒的学术关联

董仲舒和司马迁的学术思想在多个方面有着相同或相通的认识,但认识获得的途径则完全不同。在政治观上,二者旨在构建一套维护封建皇权的“大一统”理论。董仲舒从经学入手,利用史学和天人感应思想创建了“大一统”理论;司马迁则是从汉初以前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得出统一是大势所趋的认识。在历史观上,两人都承认历史是发展变化的。变易论成为董仲舒变革思想的历史根据;司马迁则通过对历史发展不同阶段之特点的分析,得出了这一规律性认识。在社会观方面,都积极主张安民、保民,目的是为了维护汉王朝的统治。董仲舒借用儒学的影响力,将儒学与阴阳五行学说结合起来,通过对历史现象的归纳来阐述自己的思想,并把它塞进了神学的外壳之中;司马迁则是通过对历史过程的考察,利用抽绎的方法来表述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和自己对社会发展的独到见解,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科学的思想体系,但其思想的一些内容则已以一种隐含的形式存在于董仲舒的学术思想体系中。     

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批判“四人帮”把辛亥革命篡改为“儒法斗争”“又一次高潮”的谬论

“四人邦”为了三搞一篡的反革命需要,建立了古为邦用的史学体系。他们炮制的《儒法斗争史概况》一书就是一个黑标本。它把春秋战国以来我国的阶级斗争史,篡改为超时代超阶级的儒法斗争史,胡说什么“儒法斗争贯穿两千多年,一直影响到现在”,把我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辛亥革命时期革命与保皇的大辩论和哲学、史学等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说成是“革命派高举尊法反儒的旗帜,同封建买办势力及保皇党的尊儒反法思潮进行了激烈的搏斗。近代儒法斗争出现了又一次高潮。”     

评封建末世的“儒法斗争”

儒法斗争是“四人邦”在大造篡党夺权舆论中,鼓吹得十分起劲的题目。一九七五年第二期《北京大学学报》抛出署名柏青的《<红楼梦>与封建末世的政治斗争》,便是其代表作品之一。该文武断地宣称,直到封建末世的清代,不只存在儒法斗争,而且是“更为深入地进行”。这是极其荒谬的,既在理论上毫无根据,也缺乏起码的历史材料可资证明。     

孔子诗教辨

儒家思想,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一直是我国封建社会中的统治思想。但是,儒家思想在发展中也发生了多次变化,其中最重大的变化是董仲舒与朱熹。他们都以孔子的道统继承者自居,但是他们的思想观点却与孔子的思想观点有很大的差异。尽管差异很大,他们却善于把自已的思想观点说成是孔子的思想观点,结果把真正孔子的思想搞得     

董仲舒与汉武帝——纪念董仲舒诞辰2185周年

董仲舒与汉武帝,一个是经学大师,划时代的大思想家,一个是雄才大略的大政治家。从史料上看,他们之间,只在著名的举贤良对策的那段时间直接接触过。那以后,仲舒两相骄王,其中有一次因为说灾异差点被处死,晚年回家著书,不能说是被重用;但武帝在进行重大决策时一直派人去征求他的意见。董仲舒是河北人,本文拟就“对策”和“对策以后”两个阶段,谈谈他与汉武帝之间的关系及有关的一些问题,以纪念这位古代大思想家。     

差等与平等：儒家“仁爱”与墨家“兼爱”之比较*

儒家和墨家都主张爱人,儒家主张“仁爱”,墨家主张“兼爱”,二者有着质的不同。儒家“仁爱”强调“差等”,而墨家“兼爱”则强调“平等”。“差等”说顺遂人之常情,切合以家族为本位的血缘宗法制社会的实际,也利于封建大一统社会的父权、君权统治,因而逐渐被一般民众所接受,也为封建统治阶级所认同和尊崇;而“平等”说不合人之常情,不切合以家族为本位的血缘宗法制社会的实际,也不利于封建大一统社会的父权、君权统治,因而难以见容于后世。“差等”和“平等”这两种不同学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儒、墨整个伦理学说的历史命运。     

董仲舒的宗天政治学及其理论渊源

《汉书·五行志》:“昔殷道弛,文王演《周易》;周道敝,孔子述《春秋》,则乾坤之阴阳,效《洪范》之咎征,天人之道粲然著矣。汉兴,承秦灭学之后,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这一评述是客观的。自从董仲舒征用阴阳家言解说《春秋》,才使《春秋》政治范畴的微言大义兼有了神性哲学的内容,并使这种“宗天神学”(周继旨说)在中世纪思想史上盘踞了正宗合法地位。董仲舒鼓倡“天人感应”的天道观,把自然之“天”与哲理之“天”,神灵之“天”冶为一炉,铸造了一个神学目的论的宇宙图式,使父权、皇权、神权三位一体,为汉武帝及其后的统治阶级的“德治主义”觅取了神学的证件,点染了皇天的圣油,从而完成了古代维新路线之氏族残余的天命观在中世纪得以复活的否定之否定过程。     

试论《乐记》及两汉音乐理论的历史地位

(一) 我国古代的音乐理论,不仅产生的时代绵邈久远,而且其内容也极为丰富可观。先秦人的遗著,如“五经”、“诸子”中,差不多所有重要典籍,都或多或少地论述到音乐问题。到了两汉时代,我国的音乐理论又有了新的、更大的发展,其中最有影响和价值的要算西汉武帝年间河间献王与毛生合作撰写而成的《乐记》一文。这篇文章,为适应汉代封建大一统的政治形势的需要,用儒     

“法家爱人民”的谎言掩盖不了严酷的历史真实

自称“现代法家”的“四人帮”鼓吹“法家爱人民”,用儒法斗争抹煞阶级矛盾,贩卖反动的阶级调和论,为他们篡党夺权制造反革命舆论。江青叫嚷:“历史上,凡是法家都是受压迫的,他们是基层起来的,要斗争”;“总的来看,历史上法家对群众是爱护的,使群众受到鼓励。”她甚至说:“法家中无农民,农民不识字,可以有他们的代言人嘛,是否法家即其代言人”,竟把地主阶级的法家说成是农民阶级的代言人。“法家爱人民”论是孔孟之徒“仁者爱人”说的翻版。“四人帮”贩卖这一谬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