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周太祖郭威内政改革琐论

五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典型的分裂割据、弊政丛生时期,又是迈向统一的过渡性阶段。后周太祖郭威适应历史发展的趋势,以整顿内政为中心,采取种种措施,恢复农业生产,澄清腐败史治,抑制武夫势力,匡正五代过失,成效斐然。周太祖改革是历史发展的转折点,掀起了由此至宋太宗朝近半个世纪的改革声浪,意义深远,其历史功绩值得肯定。     

郭威改革简论

纷乱的五代,至后周始显历史转机。史家在研讨此段历史时,多注重于周世宗柴荣的改革,而对于后周创立者太祖郭威则往往作为评论世宗的陪衬提及。世宗的改革,固然是唐宋之际的重大历史事件,但其改革是在郭威所创基业的基础上开展的,而改革内容也是郭威革故取新的继续和发展。因此,研讨郭威及其活动,对于认识这一历史转机的出现及历史意义不无裨益。关于郭威为何能建周称帝并进而实行改革,笔者曾作论述,现就郭威建周后的改革活动进行探讨,以补阙如。     

郭威建周刍议

后周太祖郭威,是我国历史上一个有作为的君主。他所建立的后周政权,及其进行的稳步改革,使纷乱的五代出现了历史转机,为周世宗的进一步改革,以及北宋统一王朝的重建奠定了基础。一个“衣弊不能自庇”的黥面军卒,为何能夺得帝位,并进而实行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改革呢?迄今似无专文论及。本文拟从郭威建周的客观社会形势及主观因素分析入手,试图回答这一问题。     

“黄袍加身”小考

“黄袍加身”这出闹剧,可谓家喻户晓的历史名作。然而,这出戏的首创者并非赵匡胤,而是后周太祖郭威。 后汉乾祐三年(公元950年)十二月,契丹入寇。河北诸州告急,后汉太后急命枢密使郭威部署军队,领兵北征。大军行至澶州(今河南濮阳县),士兵突然裹脚不前,对朝廷派来慰劳的使者也“相顾不拜”,这预示着一场事变即将发生。据《旧五代史·周太祖纪》:     

宋太宗平北汉始末

一、战前的形势公元九五一年,郭威推翻后汉政权,建立后周王朝,后汉高祖刘知远之弟刘崇在太原称帝,建立了北汉政权,与后周对抗。北汉统治范围共十州,即并州(今太原)、代州(今代县)、忻州(今忻县)、岚州(今岚县)、宪州(今楼烦)、汾州(今汾阳)、沁州(今沁源)、石州(今离石)、麟州(今陕西神木),相当于今山西中部及陕北一县。九五五年正月,郭威去世,周世宗柴荣即位,北汉皇帝刘钧率兵三万与契丹一万骑兵联合进攻潞州。(《契丹国志》卷五《穆宗纪》)三月,柴荣在高平大败北汉、契丹联军,随即兵临太原城下。五月,辽派挞烈增援北汉,在忻口大败周军,柴荣被迫退兵。     

试论周世宗柴荣的农业经济政策

周太祖郭威去世后,柴荣以养子的身份继承帝位,胸怀治国安邦的壮志,以崭新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他作为五代的末帝,不仅没有历代末帝那种昏庸腐的亡国之君的懦弱形象,而且具有汉唐开国帝王那种奋发图强的气魄。他曾豪迈地提出,如果能当上三十年皇帝的话,“当以十年开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足矣!”①可惜天不作美,他在位不及     

论周世宗改革

一、周世宗改革的基础和支柱五代后期,周太祖郭威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已着手进行改革。郭威死后,其养子柴荣即位,立即着手把改革全面地深入下去。他针对唐朝后期以来赋税沉重、北方生产严重破坏的实际情况,把改革的重点放在社会经济方面。由于长期战乱,人口大量逃亡,劳动力奇缺。柴荣在均定田租时检到的户数只有二百三十万九千八百一十二。为此,他于九五五年下诏招徕逃户回乡生产。二月乙未,诏;应逃户庄田,并许人请射承佃,供纳租税:如三周年内本户来归者,其桑田不计荒熟,并交一半;五周年内归业者:三分交还一分;五周年外归业者,除本户坟茔外,不在交付之限。其近北地诸州,应有陷蕃人户,自蕃界来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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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太祖 河南开封有座杜康庙,年久损坏,造酒家集资重修,焕然一新。正待庆贺之际,忽报地里掘出一石碑,上有“周太祖”三字。因泥土模糊,众误以为“周大姐”,想必是杜康夫人了。故又塑一妇人像与杜康并坐,并大书“周大姐之神位”     

论张永德的军事才能及对宋朝建立的贡献

张永德系后周禁军军力最强的殿前司的最高长官,且兼有皇亲国戚之身份,对后周的政局举足轻重,但学术界对张永德在后周入宋的历史转折时期所起的作用并没有给予太多关注,其实张永德是后周禁军高级将领,他南征北战,帮助周世宗开疆拓土,表现出杰出的军事才能,对赵匡胤兄弟他倾力支持,成为宋开国的最大功臣,为宋朝的建立做出了重要贡献.     

五代后汉速亡探因

后汉是中国历史上最短命的封建王朝,只维护了4年的统治.刘知远早死,隐帝年少继位,宫廷血案的发生,郭威称兵向阙是后汉速亡的偶然因素;而统治阶级内争激烈,阶级矛盾尖锐则是后汉速亡的必然因素.     

全球化时代中国朝鲜族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以中国某边疆的朝鲜族为例

全球化时代是一个民族主义高涨的时代,各民族文化交流的同时带来了民族认同、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互动。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文化差异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政治要求之间的关系值得关注。中国朝鲜族作为一个独特的少数民族,有自己独特的语言、风俗习惯等,与其他民族有清晰的边界,族群认同意识非常明确;出于对共同世系、血缘和文化上的认同,他们将朝韩两国作为他们曾经的故国去感知,民族认同比较强烈;作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中国朝鲜族有对中国的坚定认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社会认同纽带趋于多元化,中国朝鲜族亦发展着多元化的社会认同。保证多民族国家认同的根本,是建立起基于公民权的认同形式,加快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坚持民族间的平等与团结,加强国家的主流价值观的教育,以加强少数民族对国家的向心力。     

最小国家的政治合法性探求

针对“福利国家”理论和实践上的缺陷,诺齐克提出了“最小国家”的概念。最小国家的产生经由三步:自然状态———支配性的保护机构———超小国家———最小国家。诺齐克将权利设定为道德边际约束,从个体自由权利维护的角度来探讨最小国家的政治合法性,认为国家权力的起源、职能范围都必须在个人权利允许的范围内。诺齐克对国家权力范围的全面反省,对社会主义国家界定国家职能范围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种历史生命记忆的日常生活还原叙事——关于《古炉》的对话

不论从何种角度讲,＂文化大革命＂作为当代中国的一种历史记忆,都是应当面对的。就当代中国文学而言,虽然对于这段历史有着诸多的叙述,但是,这其间仍然存在着进行历史艺术叙事的空间,需要作家用自己的艺术创造,去建构起更为逼近历史状态的叙事形态。当代文学大家贾平凹的长篇新作《古炉》,对此做出了自己的生命记忆的历史叙事。其间涉及到了诸多引发人们思考的问题。本文以对话的形式,解析着这部作品的意义。     

史学“经世”传统的延续与承接——试论白寿彝先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经世”观

史学经世是我国古代一种非常优良的史学传统,延及近代以来,白寿彝先生很好的延续与承接了这一传统,并在自己的史学研究与史书编撰中进一步将这一优良传统发扬光大,最终形成了富有自身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经世观。     

苏轼族类生命意识的来源与特征

族类生命意识区别于"爱国"的政治概念,是人类所共有的,包括族类生存与发展双重含义,并可以脱离国家的政治依托而独立存在的文化概念。中国历史延续至宋代,与中原王朝跨入后期封建社会相对应,汉族与周边民族的政治军事关系开始出现了历史性的逆转,汉族在与周边民族争取政治生存空间的过程中逐步走向劣势。亲身经历着这一历史过程的苏轼在这种民族关系环境的刺激下,结合汉族原有传统中的族类生命观念,以及家学渊源,对汉族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的生存与文化发展的可延续性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并以其强烈的危机意识与不为空言的特点,诠释了他自己以汉族为本位的族类生命意识。尽管苏轼的这种族类生命意识在北宋时代还具有相当的历史局限性,但在今天世界文化交融日益紧密的形势下,对以"中华民族"为整体概念的宏观性族群与世界其他民族的交流,仍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隋唐时期西域诸国的民族关系思想

在隋唐时期,高昌首领麴伯雅的"变夷从夏"思想、麴文泰的"各得其所"主张、普通民众对高昌与唐朝关系以及高昌最后结局的预测,基本反映了高昌民族关系思想的大致情况。麴伯雅的"变夷从夏"思想,既与高昌与中原地区十分密切的渊源关系有关,也是高昌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冲突的产物,还与麴伯雅娶华容公主为妻以及在中原地区的生活经历有关。麴文泰之所以胆敢按照"各得其所"的思路向唐太宗的权威地位进行挑战,主要因为他做出了三种错误的判断:第一,与西突厥签订了"共为表里"的盟约,误以为得到了西突厥的支持;第二,误以为唐朝没有出兵高昌的实力;第三,误以为高昌距唐朝遥远,唐朝无法到达;即使到达也不堪一击。高昌很快被唐所灭,在很大程度上与麴文泰的错误判断和决策有关。从唐玄宗开元七年(719年)至天宝元年(742年),康国、安国、俱密国、吐火罗、石国、西曹国及箇失蜜等列于《新唐书.西域传》的七国国王纷纷上表,或向唐"乞兵救援",或请求内属,或希望得到唐朝的册封。他们的上表虽然比较简单,但都突出反映了他们以"赤心奉国"为核心的民族关系思想。西域诸国对民族关系的反思和认识,是隋唐时期民族关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徐友渔:思想的长跑者

作为共和国的准同龄人,学者徐友渔在访谈中回顾了时代背景、家庭背景、成长经历对其思想形成的影响。他特别回忆了"文革"中参加造反、上山下乡、阅读哲学著作及自学英语的经历,分析了"文革"中的阅读思考对日后思想道路的决定性意义。这是一篇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较有代表性的思想自传。     

从民本主义到民主主义——刘光蕡政治思想的形成与转变

刘光蕡是清末陕西著名维新思想家。他早年坚持民本主义,批判君主无限扩权,认为君源于民,民贵君轻,应以是否利民作为贤君的判断标准,主张实行传贤的官天下制度,君臣之间是平等的师友关系。他在1903年接触到《宪法精理》后,其政治思想发生了转变。他以中国古代官名职名来比附理解西方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认为中国也应实行三权分立制度,君主无实权,仅是象征性的国家元首。刘光蕡的政治思想反映了近代中国新旧过渡时期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论公民意识的内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确立了“公民意识”的概念,且其内涵逐步丰富。公民意识是指公民对自己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身份、地位、作用以及行为方式的自我认知。即公民认识到,在一个民主的国家里,作为国家主人的公民,要以平等的身份,按照法治和道德要求,积极参与社会政治生活和社会事务。在参与社会政治生活和社会事务中享有权利,履行义务,承担责任。     

政府俘获理论及其对我国治理商业贿赂的启示

政府俘获是经济主体通过贿赂权力主体,从而操纵法律、法规、法令和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以实现自身利益的行为。政府俘获是商业贿赂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商业贿赂是政府俘获的重要手段。我国治理商业贿赂面临着公权力对私权利的侵犯与私权利对公权力的侵蚀二元并存和当前的治理实践与国际反商业贿赂的趋势无法有效契合两大难题。运用政府俘获理论,通过确保公权力的主导地位和阻断私权利主体对公权力主体的贿赂行为与影响,培养健康的商业文化,加强对跨国企业的监管以及通过对中国经济主体海外商业贿赂行为的法律规制,将会使我们对商业贿赂的治理取得明显的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