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脱贫时代社会参与扶贫的法律激励机制

传统的行政扶贫模式在后脱贫时代面临诸多局限,引入社会主体参与扶贫,实现“单中心贫困治理”向“多中心贫困治理”转型具有客观必然性。然而,市场化的社会主体与行政化的精准扶贫、收益性的社会主体与公益性的精准扶贫、碎片化的社会主体与系统化的精准扶贫之间始终存在着较大的张力,而法律激励机制的引入为张力的打破提供了契机与路径。当前我国社会参与扶贫法律激励的制度安排存在理念层面的“管理型激励”、标准层面的“资格型激励”和方式层面的“帮扶式激励”等问题,故应当针对当前社会参与扶贫法律激励的问题,彻底实现“三个转变”:即实现激励理念从“管理型激励”向“契约型激励”转变,实现激励标准从“资格型激励”向“绩效型激励”转变,实现激励方式从“帮扶式激励”向“合作式激励”转变,最终实现社会参与扶贫法律激励的效能最优。     

我国教育扶贫政策的特点及作用机理

教育扶贫工作开展以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教育扶贫的政策,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教育扶贫政策体系。我国教育扶贫政策具有对象全程化、内容丰富化、主体社会化、方式多元化、手段精准化的特点。我国的教育扶贫政策将扶贫与扶智、扶志相结合,提高了贫困地区的教育质量与教育水平,提升了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激发了贫困人口的内生动力,在脱贫攻坚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扶贫历程:递嬗、经验与展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扶贫经历了体制改革推动、大规模扶贫开发、八七扶贫攻坚、综合性扶贫以及精准扶贫与脱贫攻坚五个阶段,工作重心从区域性扶贫到瞄准贫困县(村)直至"入户到人",扶贫目标从解决基本温饱问题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五个阶段均实现了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相结合、救济式与开发式相结合以及扶贫手段与技术的精细化.既为小康社...     

"新型消费"背景下消费扶贫政策的多源流分析:实践逻辑及推进路径

消费扶贫为我国扶贫体系引入市场化机制和社会力量,是长效解决相对贫困过程中丰富公众消费选择、增加相对贫困地区收入的重要路径,培育"新型消费"背景下实现消费扶贫政策的可持续发展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破解相对贫困问题的必然要求.基于多源流理论和相关政策实施特点构建消费扶贫政策分析框架,探讨我国消费扶贫政策的实施过程、内在逻辑与发展趋势,得出当前我国消费扶贫在帮扶主旨、帮扶形式和帮扶政策方面呈现供给与需求的精准对接、消费者与贫困户的全社会动员、提升相对贫困地区综合化效益三大发展趋势,进而提出应通过"供给端+需求端"多方位保证产销对接、"政府+社会"多主体扩大参与范围、"外促+内生"多角度提升政策效益的推进路径,促进我国消费扶贫的可持续发展.     

以大扶贫格局打破双重扶贫悖论——改革开放40年扶贫政策创新

个体与区域双重扶贫悖论是世界性难题,确保到2020年脱真贫、真脱贫是我国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奋斗目标。以中央发布的20个一号文件为研究样本,运用政策文本量化分析方法进行文本内容分析和政策工具量化分析,研究农村扶贫发展历程和政策演化,得出以下结论:20个中央一号文件基本全面地构建了中国农村扶贫体系,扶贫瞄准目标不断下沉,扶贫主体不断扩充,"三位一体"的扶贫模式逐渐形成,经济开发和社会保障组成了全面的扶贫手段;扶贫政策工具数量不断增加,但环境型和需求型政策工具较为欠缺,社会和市场参与还不充分;大扶贫格局逐渐形成,政策工具结构不断优化和完善,坚持以精准扶贫为抓手的大扶贫格局是打破双重悖论的有效保证。     

政策衔接、扶贫转型与相对贫困长效治理机制的政策方向北大核心CSSCI

2020年后,中国将进入以相对贫困治理为核心的扶贫工作新阶段。在相对贫困治理阶段,扶贫工作不仅要重视脱贫攻坚与相对贫困治理政策的衔接,同时也应注重乡村振兴与相对贫困治理的政策衔接。相对贫困要求扶贫工作进行工作范畴、工作机制、工作目标、财政投入与使用以及政策框架等维度的转型。在此基础上,相对贫困长效治理机制需建立国家与地方相结合、实现城乡融合的相对贫困识别标准,强化政策过渡期的脱贫攻坚质量提升与成效巩固工作,做好政策延续与政策创新的统筹工作,实现扶贫政策、区域发展政策、社会保障政策与城乡融合发展政策的统合。     

教育扶贫政策的理念蕴含、机制解构与未来接续

教育扶贫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关键举措,是社会实现脱贫攻坚的关键环节。我国教育扶贫政策基本形成了完整的政策体系,在价值取向、行动定位、扶贫内涵和工作机制等方面与时俱进,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教育扶贫的政策制定、贫困识别、措施落地和脱贫巩固四个行动中渗透着激发教育扶贫内生动力、提升教育扶贫主体自觉、精准教育扶贫手段、重塑教育公正价值、调整教育扶贫目标及行动的理念蕴含。教育扶贫政策的未来接续在于进一步完善教育扶贫主体参与共同体、建立综合性专项教育扶贫措施、健全教育扶贫政策联动协作机制、创新教育扶贫政策评估工作和逐步完善教育扶贫政策保障机制。     

财政扶贫政策精准减贫绩效研究

理论梳理发现：现有研究对财政扶贫政策绩效考察主要集中于综合绩效和部门绩效，对贫困户个体绩效考核严重不足。通过对我国财政扶贫政策阶段性特征分析，认为精准扶贫背景下，政策趋向实策手段精细化、实策对象微观化，存在政策运用的合理性和政策运用的精准性要求。因此，采用问卷调查和统计分析方法对微观政策绩效展开分析，认为主要存在短期政策有效、长期政策耗损、一般贫困者成为政策短板等问题，并进一步提出以贫困户满意度作为绩效判断标准、以完善制度保障作为绩效改进基础和以发展为导向兼顾公平作为政策绩效目标的优化路径。     

农村扶贫政策的绩效评估——以陕西省农村扶贫政策为例

农村扶贫政策作用的大小、强弱与方向,始终影响着贫困率的变动,对其进行评估有重要意义。本文尝试对陕西省农村扶贫政策进行绩效评估并为决策者提供政策建议,从而充分发挥陕西省扶贫政策的作用。首先对国内外扶贫政策绩效评估的研究进行了梳理、比较,寻找出适合陕西省农村扶贫政策绩效评估的方法技术。其次,运用目标树作出政策目标从而对陕西省扶贫政策实施绩效进行分析和评估。进而提出完善陕西省扶贫政策的建议。     

后扶贫时代社会组织参与扶贫的信任培育机理及启示——以S社会组织扶贫实践为例

总结提炼扶贫攻坚时期社会组织参与扶贫的成功经验,对于新时期全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和解决相对贫困等治理工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中国扶贫治理实践表明社会组织是我国农村扶贫开发行动中重要的社会力量,而信任是社会组织有效开展扶贫开发工作的基石。在中国扶贫开发工作中,社会组织与农民主体信任培育存在一定困境,阻碍了社会组织多重功能的发挥。为此,社会组织在建立与农民扶贫联结关系时,应引入政府部门的参与,以民主的方式建立合理规范的制度内容,以此生成制度信任的空间和形成以业缘为纽带的圈层结构,同时也应注重发挥关系信任对社会组织与农民关系升华的作用。     

政策实践与资本重置:贵州易地扶贫搬迁的经验表达

“易地扶贫搬迁”是实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有效方式之一。贵州易地扶贫搬迁的经验表明,构建多元互动的整合型政策实践网络,创新移民安置方式与调整移民生计方式,可以改变贫困群体原有的经济、社会与文化资本,使其在新的生存空间中实现重新聚合。但是,如何进一步提高政策设计的瞄准性,增强扶贫主体的互动合作,加强资源对接效率与移民的社会融入感,提升贫困群体的内生动力,依然是易地扶贫搬迁面临的主要问题。     

产业扶贫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基于产业扶贫政策的一项效果分析

产业扶贫是当前中国实施精准扶贫战略的重要方式。如何推进、其效果如何,直接关系到精准扶贫工作的成效。研究表明:产业扶贫在政策目标上是确定性的,即要为贫困户提供稳定的就业机会,稳定的收入来源,实现"造血"功能,但由于受参与者、政策结构、技术和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实践过程和结果又充满着不确定性。因此,如何创造条件,以扩大产业扶贫的确定性结果,最大限度地缩小不确定性的边界,既是当前中国精准扶贫的主要目标,也是精准扶贫工作取得实效的重要路径。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的政策转向及其挑战——以四川省马边彝族自治县为例

以历史维度的政策梳理和现实材料的经验分析为依据,讨论我国农村扶贫开发已经经历或者正在经历的五大政策转向：扶贫方针由救济式扶贫转向开发式扶贫;瞄准对象由区域、县域转向贫困村、贫困户;扶贫方略由“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扶贫;社会动员由政府扶贫转向社会扶贫;主体地位由被动式扶贫转向参与式扶贫。扶贫开发转向在经验材料上得到验证,但仍面临着项目制扶贫的短期效益、参与式悖论、治理困境等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经验与理论探讨可以为“扶贫攻坚”的历史性任务提供贫困观重构、人力资本建设与贫困治理等方面的借鉴。     

改革开放以来政府推动扶贫减贫政策分析

扶贫减贫始终是政府工作的重要议题。以1982年第一份中央一号文件颁布以来国家出台的31份扶贫减贫重要文件为研究样本,运用政策工具对我国扶贫减贫政策文本内容进行量化分析发现,政府推动下的大扶贫体系已趋于成熟。在扶贫政策工具的选择上,比较偏重于使用供给型和环境型的政策手段,对需求型的政策工具使用有所欠缺,潜力并没有充分释放。政府在后续的工作中应注重政策的科学搭配,创新工作思路,实现脱贫效果的可持续性。     

政策工具视角下中国精准扶贫政策文本量化分析

精准扶贫政策工具作为实现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国家政策预期目标的有效途径,在进行政策文本分析中具有重要作用。通过梳理我国精准扶贫政策的发展历程和政策工具应用情况,为转承的乡村振兴研究提供支撑。基于2015—2019年111份精准扶贫国家政策文件,构建X政策工具维度、Y扶贫领域维度、Z扶贫价值链维度的三维分析框架进行政策文本分析。结果表明:精准扶贫政策体系基本完成,呈现立体网状结构;政策工具运用重心向能力建设型工具转移,但命令型工具仍使用过溢,自愿性工具严重不足;在扶贫各领域方面,精准扶贫政策工具结构分布不均,社会保障领域响应最多;脱贫致富是精准扶贫政策的首要目标,而公平正义则是根本价值取向。在此基础上,提出政府在精准扶贫乃至转承的乡村振兴政策实施和政策工具应用上的对策和建议。     

社会主要矛盾变化视角下的大格局扶贫政策:内容与趋势

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意味着我国生产力水平达到一个新的发展高度,我国的扶贫政策有必要适应这种新的变化。由于人民群众需求的提高,贫困人口的需求也会有所变化,贫困的内涵被赋予新的特征,因而有必要构建扶贫政策内容的新格局,即对个人贫困、家庭贫困和地区贫困进行系统扶贫,对物质贫困与精神贫困进行统一扶贫,对经济贫困、社会贫困和文化贫困进行综合扶贫,以形成一种大格局的扶贫政策。这一扶贫政策具有精准性、大局性、系统性、发展性和可持续性等特征,依据这一政策的内容格局和基本特征,我们大致可以预测这一政策的发展趋势。     

精准扶贫与老年贫困消减

精准扶贫是针对以往粗放型扶贫方式提出的扶贫方略。 提高扶贫效率,实现社会公平是精准扶贫的核心要件。 老年贫困人口是贫困群体的主体,要低成本、高效率地消减老年贫困问题,要更多地依靠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即更多地依靠制度性力量,更多地依赖市场力量。 只有建立和完善与我国社会发展阶段相契合的“ 普惠+特惠冶 的基本社会保障制度,才能真正实现老年人口精准扶贫的政策初衷,从而提升社会的效率与公平。     

定点扶贫的历史溯源与实践困境——贵州的个案分析

定点扶贫作为中国大扶贫格局体系中的重要力量,对中国当前的减贫成绩有巨大贡献,并将继续发挥作用。贵州的定点扶贫实践在中国的扶贫经验中具有典型性,其较早采取下派工作队作为扶贫的组织行动方式沿袭了中国共产党的农村治理经验。但定点扶贫的组织动力及下派工作队的组织方式在高效推进扶贫工作取得一定成绩的同时,也面临一系列的实践困境,具体表现在行动目标的偏离、组织权力的非规范使用及成效评估弱化等实践困境,急需通过理清行动目标、规范权力使用以及完善财务和评估制度体系等方式研究解决。     

目标群体参与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现实困境与治理策略

精准扶贫政策执行是将脱贫政策目标转化为现实的过程,要求从公共政策视角审视目标群体参与对于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意义。研究表明目标群体参与精准扶贫政策执行有利于其认同、配合及监督政策执行,促使精准扶贫政策目标“零偏差”的实现。但受传统政治文化束缚、目标群体政策参与意识和能力不足、政策信息公开度较低以及制度化参与渠道或方式阙如等因素制约,当前精准扶贫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贫困识别阶段形式化参与、帮扶贫困户阶段被动式参与以及脱贫考核阶段参与失灵等问题。为此,可以考虑采取塑造参与型政治文化、提高目标群体参与意识和能力、加大政策执行信息公开力度以及拓宽目标群体制度化参与渠道和方式等治理策略,走出政策执行过程中贫困户参与不足的困境。     

中国农村社会政策的发展与完善

农村社会政策的发展与完善关系到农村社会稳定和公平正义的实现。现阶段,各类农村政策在实施和执行过程中都还存在不少问题,如农村精准扶贫政策执行偏离目标,农村社会保障政策实施管理缺位,农村教育政策实施过程中行为主体意识滞后,农村计生政策推进缺乏监督等。改进和完善农村社会政策应从以下方面着手:建立政策执行与监管的法律法规,全方位梳理和健全现有政策,完善相关社会政策的评估与监督机制,健全多元主体参与机制,并建立问责、责任追究机制;在管好用好现有中央财政专项资金的基础上,整合扶贫帮扶和相关涉农项目资金的各类资源,构建以政府为主体、专项开发试点项目为载体、各负其责为原则的资源平台;规范农村相关机构和部门的工作程序,严格按照相关政策要求进行核准和审查有关信息;强化相关工作人员的思想认识,同时加大各种政策的宣传力度,强化参与主体的思想意识。